达浦生是中国伊斯兰教现当代的大阿訇、知名的民族教育家和抗战四大著名阿訇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民间外交家。达浦生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爱好和平、不畏强暴、向往民主、发展民族教育、走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的一生。
《达浦生评传》作者李健彪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能够尊重历史,力求客观公正,善于把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展现,力图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努力表现出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一位回族宗教人士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达浦生评传》作者李健彪力图通过生动的人物塑造,努力表现出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一位回族宗教人士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大词典》介绍: “达不花(1304—1352),元朝官员、学者。字兼善,钦察伯牙吾氏。父塔不台。人直宿卫,历任台州(今浙江临海)录事判官,遂居于台。家贫,好读书。至治元年(1321)蒙古色目人榜进士第一,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文宗建奎章阁,擢为典签,拜中台监察御史,赐名泰不华。”“国珍复叛,他人海讨之,战死。封魏国公,忠介。善诗文,《元诗选》有《顾北集》;又善篆隶,温润道劲。尝重类《复古篇》十卷,考证讹字,于经史多有据。”
《金陵晚报》记者朱雷在《“宗家祖谱”揭示“达”姓起源》的新闻报道中称:“达姓的祖先是从西域而来,名叫毋把勒沙,元朝大德年问(1297一1307)任‘塔不台’,居于浙江台州。”“据记载,毋把勒沙有五子,以达普化最为显赫。达普化十七岁时江浙乡试第一,次年被赐进士及第,曾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礼部侍郎、礼部尚书等重要官职,后在平海贼中战死,封魏国公,立庙台州,赐额崇节。”
2005年的《达氏续修宗谱序》中称:“达氏之先,始源于西域。元朝之初,入居中华。自六世祖善公,迁居棠邑。”六合县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回族散居六合始源》也认为:“达氏先祖系西域人,随蒙古军来中国,立有战功,赐官镇江,后为镇江望族,其后裔达善,因动乱迁六合,为迁棠始祖。”
由此不难看出,六合达氏家族是著名的回族世家,属色目人。祖上为钦察人,属游牧于中亚的突厥部落,12世纪中叶成为穆斯林,所以南宋人徐霆、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中称其为“回回国”,其王族称玉里伯里伯牙吾氏。蒙古人西征时灭其国,一些钦察人随蒙古军人中原。其中毋把勒沙是波斯语,意为“官爵”,达不华是蒙古语,意为“壮牛”。
六合学者达式洞依据《白野堂达氏宗谱》等资料考证,“毋把勒沙伯牙吾台氏,世居白野山”与钦察氏土土哈先世所居伯牙吾山(即白野山)表述一致;“达旧谱自秦燕来已仅朽蛀墨影”、“居秦燕之地”的记载为追溯鲜卑族源提供了依据(秦燕指鲜卑建立的前燕、西燕、后燕、南燕、西秦等北方政权)。由此可知,钦察玉里伯里部出自奚、奚出自鲜卑、鲜卑出自东胡,其族属历史脉络清晰。在查阅大量中外史料的基础上,达式洞认为,钦察玉里伯里部是内蒙古东部西迁的奚族人,伯牙吾台氏是奚五部之一;玉里伯里山在今伏尔加及乌拉尔二河之间,且又处在二河下游近里海处;喀喇沁右翼旗东百八十里有大红螺山,蒙古名巴颜乌兰山,巴牙兀即巴颜乌兰之变音,即白野山即大红螺山。达式洞由此得出结论:六合达姓先世本出自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西迁后种族的融合和宗教信仰的改变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东归后最终融于回族。
达氏后人中,除了达浦生阿訇,历史上不乏名人。如明代的达贯道,句容人,洪武年间以贤良任知县,有政绩,著名一时。今天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达式常,曾在《年轻的一代》《难忘的战斗》《曙光》《燕归来》《人到中年》《谭嗣同》等影片中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获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第四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配音奖。达浦生之后,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的六合达氏还有达吾德·达庆利。达庆利为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专业,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一项,出版《大系统理论与方法》等专著两本,民盟江苏省委副主委,为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1年9月当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2005年3月25日下午,南京三山街静觉寺举办了“达”一姓宗族会,此次到会的全都是分布在南京周边的达姓宗亲,年龄最大的是九十多岁的达凤经,最小的是三十多岁的达俊。大家此次来的目的除了探讨家族的一些事宜外,更重要的是来看看刚刚寻觅到的《达氏宗谱》。P7-8
年近九旬的达老坐在藤椅上,虽然已是春天,但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了,依然穿着冬天的棉衣,原本高大的身躯似乎也蜷缩了许多。
早上的一缕阳光照在他慈祥的脸颊上,微微地泛着光。早餐已经用过,他又像往常那样,摸索着把一包资料抱在怀里,虽然眼花了,耳也聋了,但心里清楚着。那包材料里,承载着他昔日的坎坷与辉煌……
这是埃及的《金字塔》报。他记得上面还有他的照片,连载过他的六万字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就是这篇长文,历述了六十年来日寇的侵华史实和近年来的侵华罪行,阐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呼吁全世界穆斯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舆论谴责和经济制裁,令当时在阿拉伯世界的日本人惊恐万分。当时,他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成员一起还多次见到沙特国王。一次是在米那山中,系国王礼节性的会见,国王询问了中国穆斯林的基本情况,“王甚欣喜,约异日再详谈”。一次是应邀在王宫赴宴。还有一次是专门召见,他们向国王介绍了日寇侵华的事实,并要求沙特抵制日货,以配合中国抗战。国王对中国穆斯林在日军侵占下的生活“心尤感痛”,“极为同情”。国王还对坚持抗战的白崇禧将军早闻其名,并拜托将自己的照片和信函带回中国送给白将军,以“藉表仰慕之意”。当得知访问团和他将前往埃及宣传抗战时,国王道:“君等勿忙迫,路上风沙苦,余将君等以轻便之汽车。”真乃盛情难却。
达老的嘴角微微上翘了,显然他对自己当年的举动很满意。
这是什么?一张请柬。对,是他参加法鲁克国王结婚盛典的见证。他当时是怎么对国王说的?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国王问中日战事如何?他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其居心已久,已数十年之积虑,一朝爆发,希望于最短时间解决中国。吾中国立国数千年,人民有四万万五千万,且地大物博,岂能忍此奇耻大辱,故各省人等与暴日抗战到底,中国此次对日抗战,委实古兰经旨,‘为正义之争’,乃神圣之争也。”国王还问了中国回民的现状、抗战中的回汉关系和中国教胞对抗日的态度,他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地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国王听后满面笑容:“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奇怪了,人老了,过去的事记得更清了。对了,他与国王交谈的第二天,当地的报纸就报道了他的谈话内容,引起埃及民众和各国代表的关注,关于中日战事的舆论为之一变。
达老缓缓起身,细细地品了品茶,颇感自豪,双手又开始在袋子里摸索起来。
这是他手写的《上海市私立伊斯兰阿文学校校史述要》。对,当时用毛笔写的,似乎还能闻到墨香。那是他最满意的日子,虽然有办学的艰辛,但毕竟自己的办学理念实现了,他与上海清真董事会同仁合作得多好!还有老亲家哈德成阿訇,那促膝相谈的日日夜夜。办新式的伊斯兰教育,这是他的恩师王浩然阿訇的理想,多好。唉,可恨的日本人,他的学校全完了。不,他还要办学,办自己满意的新式经学。那次,白崇禧领他去见蒋介石,他回答道:“我与日寇不共戴天,上海一日不光复,我一日不回去,坚决不做亡国奴。六十老人无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为己任,今后想在大后方为恢复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而竭尽努力,用教育武装回教青年,为国效力,为抗日效力。如果可能,希望政府能给予必要的支持为盼。'’都是安拉的定然。伊斯兰师范在平凉复校了。多好!可好景不长,多灾多难中办经学不易呀!
唉!达老无奈地长叹一声,在藤椅上挪了挪身子。保姆轻轻地走进来,给茶杯添了添热水。
保姆走后,达老又开始在袋子里摸起来。 这还是一张报纸。是印度的报纸。那是他离开埃及后,赴印度宣传抗战的报道,上面还有他演讲的照片。当时巴基斯坦还没有建国,他见到了后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他们那次交谈的时间很长。真纳对中国的抗日斗争极为同情,认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且也有益于印度各民族获得自由和幸福,所以印度各民族将尽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真纳还将他撰写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书》派人翻译成乌尔都文,印刷五千册代为发放各地,广泛宣传,并在印度穆斯林中发起募捐活动,筹募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援抗日。他在印度期间,就中国的抗日形势做了九场演讲,听众达一万多人,这报纸就是当年的明证啊!
达老会心地笑了。谁说阿訇只能讲经?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反抗侵略是主命(真主安拉的命令)。在真主造化的大地上,讲经、弘扬正道不光是在大殿里,在寺外、在国外都可以。伊斯兰是正义的宗教,是和平的宗教,是不畏惧强暴的宗教,是爱国的宗教。
达老又缓缓起身,喝了一口茶,右手捋了捋自己的山羊胡,又抱起袋子摸索起来。
这是一张他与周总理的照片。当时,他以周恩来总理宗教事务顾问的身份参加了万隆会议。在飞机上,周总理对他关怀备至,坚持将飞机上自己的床位让给他休息,这使他终生难忘。总理向他请教伊斯兰教的知识,了解各伊斯兰教国家的风俗。在会上,他常常被安排在陈毅副总理的旁边或身后就座,和陈毅成了好朋友。
他清楚地记得,在参观当地的一座很气派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后,周总理问他:“咱们中国有没有?”他说:“还没有。”总理说:“回去咱们也要建一个。”回国后,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巾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破土动工了。
也是在万隆会议上,在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举意,促成了中国穆斯林官方有组织的朝觐活动。他带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获得签证的朝觐团,从北京乘飞机启程,经过巴基斯坦转赴沙特朝觐,受到沙特国王费萨尔的多次接见,扩大了人民中国的国际影响。
这是啥?一枚小牌牌。哦,是那年应邀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围庆观礼时,赠送的国徽纪念牌,非常漂亮的。那次他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看见八十四岁的他依然身体硬朗,便好奇地问:“先生有何健身妙术,如此老当益壮?”他道:“每日五次功课(伊斯兰教的拜功,含有体育锻炼的功能),数十年总不问断。”毛主席听后欣然大笑。
达老静静地半坐半卧在藤椅里,微闭着眼,脸颊一直挂着微笑,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
与他朝夕相处的爱孙达杰回来了。趴在达老的耳边大声地问候着:“爷爷,还在翻资料呢。”
达老抬头望着达杰,疑惑地问:“单位这几天忙啥呢?”
“不是整天开会学习就是参加劳动。”
达老又善意地提醒道:“还是我给你的那句老话:管住你的嘴,看住你的笔,闲暇多读书,有空常回家,遛遛你的腿。不然就会犯错误的。” “知道了,爷爷。” “你将来也不要当官。你不适合做伊斯兰工作。” “知道了,爷爷。”达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唉——”达老长叹一声。世代为阿訇的达家到他这一代竟然断了。他一阵难过,无奈地摇摇头。他越来越不懂了,宗教信仰自由是被写进宪法的,当时他是何等激动,写文章表示拥护。可1958年宗教改革之后,虽然中央最初的想法是好的,可随着运动的深入,不少地方越来越“左”,许多清真寺关门了,有些阿訇被送去劳改了,包括他当年徒步前往求学的南京常巷清真义学也被迫停办了,有的地方竞强迫回民养猪。难道宪法仅仅是个假摆设?面对层出不穷的运动,他更困惑了,也令他伤心不已。
马松亭是他按照周总理的意思从香港写信请回来的,现在却被打成了“右派”。还让他与马松亭划清界限,要写批判马松亭的文章,不写不行。什么“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这多有损于政府形象呀。斗争,斗争,整天斗争,都社会主义了还斗争个没完?为什么不能一碗清茶面对面谈心,难道真的要你死我活斗得那么严重才行吗?方式方法不能改进吗?唉,也只有自己在心里对自己说说心里话,这些“思想动态”可绝对不能往外说,有多少人在盯着自己呢。当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军事委员会参议、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自己的长子、长女全家一二十号人都在台湾,平凉伊斯兰师范是拿蒋介石特批的钱办的……这哪一条被人质问起来都是死罪呀。达杰他们还小,这出身的黑锅可是要背一辈子的呀!想到这里,达老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脸上掠过一丝惊恐。只能求祈真主给个平安。也唯有求祈真主安拉给他和他的家人平安了。
达老的面庞立刻严肃了起来,他坐直了藤椅,右手在袋子里碰到了一摞书稿。
这可是他的心血呀。三十万字的心血。是他于1939年至1942年在甘肃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讲授伊斯兰教义学课程时所编写的讲义。历时四载撰成四卷,后复增写后两卷,他起名《伊斯兰六书》,1945年4月在西安脱稿。前三卷为穷理尽性之学,后三卷为修齐治平之训。
“唉——”达老又无奈地长叹一声。《伊斯兰六书》躲过了无数次日寇飞机的轰炸,好不容易社会安定了、解放了,可运动不断,他也顾虑重重,真可谓是二十年前视之珍宝,二十年后质价不如草。枯草逢春将有待,此稿永久成苗槁。只有留与我的后辈看了。
达老的眼角湿润了,两滴积淀着历史沧桑的泪水顺着苍老的脸颊流了下来。是苦闷的泪,是委屈的泪,是面对昔日同道好友质疑的泪。而这泪,却只能默默地留给自己,流向自己不为外人所知的心灵深处……
真诚地感谢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协将我申报的《达浦生评传》这一选题列为2014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感谢鲁迅文学院第十九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改稿班)的精心栽培,感谢鲁迅文学院和作家出版社的各位领导、老师为此书的出版所做出的努力,感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老师百忙中审阅拙著,感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陈广元会长、马贤副会长和中央民族大学胡振华教授,在百忙中为拙著题词祝贺。感谢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的领导在百忙中审阅拙著并出具审读意见。
需要说明的是,拙著中有关回族、元明时期回回人、回族谚语和习惯用语等诸多提法,严格遵循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尊重历史,并先后经过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中国作家协会的审定和把关,从而保证了拙著在行文用语上的规范性。
感谢西安回坊收藏家陈晓平、马斌,南京的米寿江教授、白莉教授、达式洞先生、胡世惠会长、薛安平阿訇,北京的达慧中研究员、张巨龄高级编辑、马景博士,浙江的郭成美先生等提供资料和帮助,感谢各位达浦生阿訇的生前同道、各位亲属、专家接受访谈,给历史留下生动的回忆,感谢所有达浦生阿訇生平及思想的研究者,这些翔实的文字使本人获益匪浅。
达浦生阿訇是现当代回族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人物,笔者试图把他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展现,努力表现出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中,一个回族宗教人士如何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有关达浦生阿訇的史料还有很多需要挖掘、整理,他的宗教思想还值得继续研究,书稿中也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相信这本拙著的问世能进一步推动近现代回族人物史的研究,为外界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教、了解回族、了解阿訇提供一个窗口。
李健彪
2016年12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