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期的命名来自其“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为首的“调整”，而调整的对象是全面的。在经济方面，针对的是1958年“大跃进”提出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的不符合实际的“翻番”生产要求。其实早在1959年中，副总理陈云所领导的财经小组，已经建议把钢和粮的指标调整到平衡的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拟好1960年的计划。但是，在后来“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影响下，按照另一位副总理薄一波的说法，“许多同志的头脑又热了起来，调整根本无法进行”。《海瑞罢官》正是在这种政治气候中酝酿出来的。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整顿”的重要性当然非常了解。从上面引自《海瑞罢官》剧本的唱段中，我们可以判断“纪纲整顿”“整顿纲维”是吴晗所关注的问题，“整顿”正是《海瑞罢官》的主题。正如在上一节讨论过的，吴晗虽然执着于历史剧的“历史根据”，但他也强调写历史人物是“为活人服务”，书写海瑞在明朝的“整顿”必然有其现实针对性。从接受胡乔木的邀请写了《海瑞骂皇帝》(发表在195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到接受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的恳请编写出五幕的历史剧《海瑞》(1960年3月)，到七易其稿后完成《海瑞罢官》九幕演出本(1960年11月13日)这一年半时间中，中国的经济和民生日益恶化，在这个极度困难的时期，“整顿”不能维持在“无法进行”的状态，而可以说是到了“无法不进行”的地步。这样的语境对于理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关键的，虽然从创作动机来看，吴晗原来是“被动”的，即他没有计划用海瑞或历史剧来“干预”现实，1959年写《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篇，以至答应马连良写有关海瑞的提纲编戏，都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参与这些写作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毛泽东看上了海瑞(1540—1587)这个明朝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为了“整顿”，而是鼓励“说真话”。在“海瑞精神”还没有被推到1961年的高峰之前，海瑞的形象已经在一些剧目中出现，例如在1958年上演的新编《窦娥冤》，海瑞最后出场，为窦娥申冤。其实，称为“南包公”、敢于“说真话”甚至上疏“骂”嘉靖皇帝沉迷修道成仙而导致“君道不正，臣职不明”的海瑞，早在1957年便成为一些人的书写对象。例如蒋星煜写了传记《海瑞》，可见“海瑞精神”与“干预生活”的精神在“说真话”这个意义上是互相呼应的。毛泽东是在1959年1月看完在北京上演的湖南戏曲艺术团的花鼓戏《生死牌》后，对在最后出场的海瑞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之后他读了《明史·海瑞传》，并在1959年4月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指出海瑞给皇帝上疏，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是很尖锐和不客气的，并问在座的人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气?还说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毛泽东是个懂历史的人，他对海瑞一定有他自己的评价，而他也知道，“大跃进”的失误，部分原因是由于很多人在“反右”运动后不敢说真话，虚报生产数字，以至他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希望从党政军的最高领导开始，学习海瑞精神，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不过，从不久之后发生的彭德怀事件来看，毛泽东在鼓励说真话的同时，却怀疑说“真话”的人背后的“真诚”。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写海瑞可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

P48-49

桌子上放着两沓稿子，一沓是150多页刚从打印机“吐”出来的雪白的A4纸，光亮的油墨打印出来的字样《1962：夹缝中的生存》(1999年10月14日)，格外醒目。另一沓是几十页发黄的400字原稿纸，当年用钢笔写的三份材料：读书报告《西方文学史观的回归与在转折中的“1962”的初步构想》(1993年3月4日)、《“1962”拼盘》(没有日期)和大纲《1962：夹缝中的逆流》(1993年6月4日)，字迹仍然清楚，字体比现在工整。

原来这本书从初步构思到诞生，已经经历了差不多七个寒暑。她见证了我在北京大学多年的学习生活和回香港后三年的教书生涯。正如我的大师兄孟繁华在“总序二”说到的，在1995年11月开了第一次编写会议后，这套丛书的写作便落实执行了，但当时我还在忙我的博士论文，因此没办法马上动手。到了1996年初毕业后，我才开始正式搜集资料，并打算如果未能马上找到工作的话，就在北京待着，把书写出来。怎料到了1996年6月中我获得香港大学一份工作，便不得不收拾行装，把多年在北大的根拔起，动身回香港去。把这事情这么一搁，没想到把书稿写出来的心愿，要到三年后的今天才能实现。在香港大学工作两个月后，我转到岭南大学教书。教书匠的生涯原来一点也不轻松，加上自己没有经验，头两年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应付工作上，实在没办法顾及这本书的写作。然而，“1962”并没有远离我，还成为一个“梦魇”，“折磨”着我。我想过放弃，但又不甘心，因为我很想写好这本书，加上这个写作计划在我的“肚子”里已经好几年，犹如一个没法出生的胎儿一样，占据着我的心神，在我的体内蠕动，就必须把“她”弄出来。

当这个“总系”的第一版在1998年中面世的时候，“1962”是“缺席”的。我当时有内疚感，下决心一年内把书稿拿出来，但唯一能“战斗”的时间是暑假。这样，1998年暑假，我开始坐下来，写下了第一章。到了1999年暑假，我更把自己困在北京一个公寓差不多两个月，一边跟酷暑和身体搏斗，一边日以继夜地对着电脑，把书稿余下的章节“敲”出来。开课前，我把初稿带回香港，在繁忙的新学期开始后再挤点时间来进行修订。现在书稿修改好了，算是落下了一块心头大石，但还是觉得不很满意。对一些章节曾经有过的构想，由于时间所限，没办法实现。例如周扬，我原来计划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把握他的生命历程，但发觉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和思考，因此只能放弃。

回想在北京那两个月的写作生活，真的可以说是既紧张又愉快，既着急又平静。我重温了北京的旧梦和情谊。不过，假如没有北大的老师同学和北京的朋友的关心、照顾和帮忙，我是没法把这个过于膨胀的“孩子”生下来的。首先要感谢的是洪子诚老师，他给我的书稿提了很宝贵的修改意见。其实1993年我构思“1962”的提纲时，当时身在日本的洪老师已经给我写过信，讲述他对“1962”的理解。其次，吴晓黎、贺桂梅、周亚琴和朴贞姬等师妹帮我跑图书馆查资料，借书还书，复印资料，并照顾我生活上的琐事，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我对她们感激不尽。另外，要特别感谢张美珺医生，她用针灸和按摩帮助我对付写作期间出现的各种痛症和毛病，如果没有她的妙手仁心，我想我是没法支撑下去的。还要感谢以下各人在这段时间给我精神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持，包括谢冕老师、王富仁老师、幺书仪老师、陈素琰老师、孟繁华、徐晓村等。自然要感谢孙歌，我在北京时她刚好出差，因此我可以享用一个难得的写作和生活空间。还有戴锦华，她对我的支持和关怀是全方位的，这个暑假她虽然不在北京，但对我来说，她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

香港方面，曾经给予我精神和实质支持的朋友也不少，包括岭南大学的刘健芝、许宝强、黄敏华、薛翠等，还有张彩云、陈惠芳、梁丽清等“姐们儿”。他们知道我内心的挣扎、焦虑和我的忙乱，也分享我的工作成果和欢乐。

最后鸣谢岭南大学文学及翻译中心在科研经费上的资助。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前言：夹缝中的“1962”

 “1962”与“夹缝”的概念——小说与戏剧中心位置的更替在

 “1962”所起的变化——“调整”的努力与顾虑：从《文艺十

 条》到《文艺八条》——“1962”的“非主流”或“异质”文学的

 特征

一、古今生死共存亡——60年代初的历史剧与历史小说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历史剧蓬勃的时代含义——古与今

 的纠缠：有关历史剧的论争——“整顿纲维”：吴晗、彭德怀、

 海瑞与《海瑞罢官》——生聚与教训：曹禺的《胆剑篇》——

 生死与相知：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

二、人鬼情——在阶级斗争主题与革命英雄夹缝中的

 “异端”

 “人性与人情”的浮沉：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

 “1962，你不选英雄事迹”：邵燕祥的《小闹闹》——“鬼”情有

 害吗：孟超的《李慧娘》——“儿女情长”还是“小资产阶级”

 爱情：刘澍德的《归家》

三、不“野”的百合花——杂文“三家”的时代角色

 延安时期以来的“杂文”论述——杂文创作“高潮”与读者需

 要——“三家”的杂文：知识性的“武器”还是“平钝”的“敝

 帚”?——总结：不“野”的百合花

四、抒情的冲动与形式——困难时期的挚情、闲情、矫情

 与激情

 “大自然”与“记忆”：散文家与诗人情感的“载体”——“率尔

 命笔”：老一辈作家的挚情与闲情——把散文“当诗写”：杨

 朔的“诗意”与抒情的“失真”——浮肿病、“甘蔗林”与“青纱

 帐”：诗人郭小川病中的激情

五、家、国话语夹缝中的女性“自我”书写——茹志鹃、刘

 真与宗璞

 题材、风格多样化的讨论与女性创作的时代契机——“浪

 花”与“大海”：茹志鹃不平静的“春天”——从《英雄的乐章》

 到《长长的流水》：刘真与“童年”书写——“不沉的湖”：宗璞

 作为知识分子与女性的边缘“主体”

 六、反思意识与“两面人”——60年代初转折中的周扬··

 “在夹缝中斗争”：周扬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红

 线”与纠“左”下的民主：对调整的认识与“文艺十条”——周

 扬的建设意识：文科教材工作与人才培养——“异化”与“人

 性复归”：人道主义与“人性论”的再认识

年表(196l—1965)

参考文献

后记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这套书第一次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框架内思考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学术群体共同完成的成果。

这套书由谢冕、孟繁华主编，在年代选择、丛书设想、可行性等方面也得到了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的热情肯定和支持。其中洪子诚先生、钱理群先生还亲自参与了撰写。

丛书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把握时代的整体精神。写法上是回到历史现场，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也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全套书共12册，从1998年初版以来，在海内外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此次再版，既是再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成果，又是展现一个学术群体曾经的学术热忱。

陈顺馨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为其中一册。

陈顺馨著谢冕、孟繁华主编的《1962(夹缝中的生存)/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成熟学者90年代初创作的严谨之作。它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串联起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在写法上回到历史场景，把文学史和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呈现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细节。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