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和姑姑(养父、养母)
姑父给我的印象如同他的名字王蔼，和蔼可亲，有涵养、为人低调。他在1928年跟随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从常州到了哈尔滨。姜椿芳是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问，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奠基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193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姑父与姜椿芳同为常州人，是同学。1928年跟随姜椿芳到哈尔滨，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被发展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参加过地下党组织的贴标语，反对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和所扶植的傀儡伪政权“满洲国”等项宣传活动。1937年姜椿芳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共刊物《时代》。我姑父就按照姜的授意，偷偷地将《时代》刊物，安放在姑姑工作的江苏省常州第一人民医院资料室，传播进步思想。常州临近解放时，地下党要求他秘密保护好常州市电话局的通信设备，确保其畅通无阻。姑父知道肩负的任务有危险，但从未流露过为难的情绪，而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宣扬过。解放前家里经济状况较差，不仅要抚养姑父的父母(我叫他们爷爷、奶奶)，有几年奶奶弟弟的两个孩子也在我们家上学，吃住。尽管姑姑也有工作，但微薄的薪水还是难以养活这么一家人。面对这些，姑父从来没有怨言，除了白天在电报局上班，晚上还要在芳晖女中教日文。其实他很早就得了肺结核，但他一直坚持带病工作。姜椿芳到香港时曾买了一些雷米封(异烟肼)给他，由于价格昂贵，所以停停吃吃，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原本可以享受公费医疗了，但是已经病情危重，不幸于1955年在姑姑工作的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去世，享年42岁。姑父病重期间，我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他们没有告诉我，姑父曾用颤抖的手给姑姑写下了“亲爱的，跟女儿好好过社会主义生活”的手迹，至今我还保留珍藏着……
因为姑父担心将病传染给我，所以从初中开始就安排我在学校寄宿，高中也是寄住在姑父的亲戚家，上大学就离开了常州，直至他离世，我再也没有机会依附在他身旁。我跟姑父的接触虽然不多，但他对我的爱和期望一点也不少。念高中，他为我推荐了全国知名的江苏省重点常州中学(省常中)；上大学，他为我选择了当时蒸蒸日上的大连医学院。1953年，他没有让我追逐潮流去报考拥挤的北京医学院或上海医学院，而是选择了实力不菲的大连医学院。当时的大连医学院云集了沈其震、伍律、吴襄和吴汝康等一批知名教授，而且坐落在大连星海公园的新校区，拥有我国第一座明亮的现代化阶梯式教室。也许正是姑父为我做的这个选择，才让我获得了留学苏联的机遇，决定了我终生所从事的中国抗生素事业。
姑姑在家里排行老三，当时是老白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女孩)，所以深得我爷爷奶奶的疼爱，也因此养成了任性的习惯，在老白家大家让着她，在老王家有我姑父为她在婆婆跟前“抹稀泥”。为了减少因家务事引起的矛盾，我在家住的日子里，总是每天先到早市买好菜再上学去。
姑姑为人正直、诚实、要求上进、待人热情，在医院的人缘很好。所以在姑父去世、我在苏联学习、她孤身一个人的日子里，单位同事们都把她当作大姐相待，在生活上给了她很多关照与帮助，也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姑姑在诚实方面对我的教育和严要求。记得有一次，她把两个小石榴挂在窗户上，说是为了好看。但是我一人待在冢里，转来转去实在感到无聊，便把两个石榴拿下来吃掉了。还有一次，她让我去倒掉吃剩的葡萄渣，并嘱咐我说这些不能吃要扔掉。然而，我发现有些枝权上还挂着一些小葡萄，经不住诱惑，便将它们逐个吃掉。前面那次，姑姑下班回家看见石榴没有了，问我怎么回事，我说石榴自己掉下来，我就把它们吃了。后来那次倒葡萄渣的事，姑姑回家后让我张嘴检查，问我吃了没有，我不敢撒谎，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吃了。对于这些事情，姑姑从不姑息放纵，除了狠狠教训，有时还动手惩罚，说不诚实的孩子最没有出息！
姑姑为新中国的诞生热情欢呼，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尽管不是党员，但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她在担任医院护士长工作后，为自己定下了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要求做到三老、四严、四要和四个一样。此外，对管辖内的妇产科护理人员也规定了六项原则。她在岗时做到了这些，退休后对党的事业热情不减，为退休后能领到退休金对党感激不尽。1967年退休来到北京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除了帮助我们照料两个外孙儿，还将自己的余热全部无偿地奉献给了社区街道工作。每到周末她就走家串户，了解各家的情况，尽力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困难，在不影响贯彻党的计划生育政策前提下，妥善帮助落实第二胎孩子的户口问题。每逢重大节假日期间，姑姑经常带领居委会一帮“大妈干部”们，戴着红袖箍游走巡逻维护治安。人们怀着感激崇敬的心，有时戏称她们为“小脚侦缉队”。常年不懈的社区服务工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爱戴。在她1995年(享年83岁)病逝时，不少人前来表达怀念与她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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