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在伍斯特城外的住宅区，那地方夹在铁路线和公路之间。住宅区的街道都是用树来命名的，其实那儿一棵树也没有。他们家的住址是杨树大街十二号。此地所有的房子都一色儿新。房子坐落在一片寸草不生的开阔的红土带上，整个地方被铁丝栅栏隔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各家后院都隔出了一个小屋和一个厕所。虽说这家没有仆人，可他们还是把那小屋称作“仆人房”，那厕所就叫“仆人的厕所”。
仆人房做了储物问，他们尽往里边塞一些废报纸、空瓶子什么的，还有破椅子和旧的椰壳纤维坐垫。院子低洼处，他们搭了一个饲养家禽的窝棚，里边养了三只母鸡，指望着它们下蛋。可是鸡们却不怎么兴旺。雨水很难从黏土地里渗流开去，院子里的洼地上便积了水。鸡窝里捂出一股沼气般的恶臭。那几只母鸡的爪子都肿起来了，肿得像大象的皮一样，饱受折磨的母鸡不肯下蛋了。他的母亲向住在斯泰伦博斯的自己的妹妹求教，妹妹说只要把鸡舌头底下的角质硬鞘剪断，母鸡就又会下蛋了。于是，母亲把母鸡一只一只地夹在两膝之间，捏住下颌逼它们张嘴，用削皮刀的尖刃拨弄着鸡舌头。母鸡躲闪着挣扎着，眼珠子都暴凸出来了。他吓了一跳，转身躲到一边去。他想起母亲捞起炖煮的牛肉啪地甩到厨房案板上，麻利地切成一块块；他想起她满是血污的手指。
离这儿最近的店铺也在一英里开外，一路上全是光秃秃的桉树。他母亲陷在匣子般的房子里，除了收拾房间，成天无事可做。风每时每刻都在刮，赭红的黏土灰从门缝下旋进来，从窗缝里渗进来，从屋檐底下漏进来，从天花板的接缝中钻进来。一天的风暴刮过之后，迎风的墙面上便积起一英寸厚的灰尘。
家里买了个吸尘器。母亲每天一早就拖着吸尘器逐个房间地清扫，把灰尘吸进那个嚣声隆隆的大肚子玩意儿里边，那上面有一个喜眉笑眼的红衣小精灵在跨越什么障碍物。小精灵干吗是这形象？
他玩着吸尘器，撕着纸片，看着一张张纸条像风中的树叶似的被胶管里的风吸得飞舞起来。他把管子对准一堆蚂蚁，把它们吸进去弄死。
伍斯特蚂蚁、苍蝇成灾，跳蚤也多。伍斯特距离开普敦只有九十英里，但这儿什么都很糟糕。他短袜上方的皮肉给跳蚤咬了一圈，挠得尽是疤痕。有几个晚上，他都痒得睡不着觉。他不明白他们干吗要搬离开普敦。
他母亲也焦躁不安。我希望能有一匹马，她说。那我至少可以在草原上驰骋一番了。一匹马！他父亲说：你想当戈黛娃夫人？
她没有去买马，而是出人意料地买了辆自行车，一辆黑色的女式二手车。那车又大又沉，当他想试着在院子里玩一下时，却根本够不到踏脚板。
她不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也许她也不知道怎么骑马。她买这自行车时还以为骑自行车是一件挺容易的事儿。现在，才发现没有人可以教她。 他的父亲实在忍俊不禁。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他说。他母亲仍是一副义无反顾的架势。我不想做这屋子里的囚徒，她说，我要自由。
一开始，他为母亲有了自己的自行车而兴高采烈。他甚至想象着他们三人骑着自行车徜徉在杨树大街上的情景：她、他，还有他的弟弟。可是这会儿，当听着父亲的嘲笑时(母亲则以沉默相对)，他开始动摇了。女人是不骑自行车的：该不是父亲说对了吧？如果他母亲找不到一个愿意教她的人，如果聚会公园别的家庭主妇都没有自行车，那也许女人是不该骑车的了。
母亲独自待在后院学骑车。她两条腿撑在自行车两边，自行车向鸡窝滚去，前轮抵在那上边停住了。由于车身没有横档，她没有摔倒，只是拽着自行车把手踉踉跄跄地朝前冲出几步。
他不再向着她了。那天晚上，他和父亲一起嘲笑她。他深知这是一种背叛。这一来，他母亲完全孤立了。
但她还是要学车，跌跌撞撞、一歪一斜地踩着踏板。
一天早上，当他上学去的时候，她骑往伍斯特作了一次冒险之旅。他只是瞥了一眼她骑行的身影。她穿一件白上衣，一条深色裙子。她顺着杨树大街朝房子这边骑来。她的头发在风中飘扬着。她看上去挺年轻的，像个女孩子，年轻，精神，还有那么一点诡秘。
他父亲每次看见倚在墙边的那辆笨重的黑色自行车，就要嘲笑几句。他说伍斯特的居民们瞧见一个女人费劲地骑着自行车经过那儿都得停下来，一愣一愣地张大了嘴巴。（P2-5)
《男孩》是我第二次翻译库切的作品，上一次是《等待野蛮人》。那是二〇〇三年冬天，库切刚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对这位大作家我几乎还一无所知。等到上手翻译时，接触到库切冷峻、平实而极富张力的语言，自己才意识到碰上了难题。其间的酸甜苦辣，我在那本书的译后记里都写了，这里不多说。两年以后再译这部《男孩》，心里倒是有些自信，至少对库切语言风格不那么陌生了，再说看题目只是作家描述自己孩童时期的自传小说，想来不至于太费周折。
确实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原著拿到手里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青春期反叛的故事。虽然全书篇幅不长，读下来才发觉这是一部相当厚重的作品。库切是通过一个小男孩对周围世界的感受，揭橥南非社会的文化裂痕，实际上将白人殖民主义者占领开普敦以后的整个历史都捎带上了。于是，这回的翻译便成了对南非历史、地理、种族、宗教、语言知识的全面恶补。上一次翻译《等待野蛮人》，被作者带入一个虚拟的国度和一个虚拟的历史时期。徜徉在充满想象力的字里行间，倒很少遇到知识性障碍。这回的《男孩》完全是写实手法，从南非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战役到四十年代末的政党人物，从学校、社区到卡鲁盆地的干旱草场。从种族矛盾到宗教问题，制度风俗、人名掌故全都交织在一起。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提到南非的种族问题，似乎就是过去对黑人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让你马上联想到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和曼德拉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活。其实，“南非黑人”这名称并非简单的种族概念，在库切这本书里，通常所说的“黑人”被严格区别为混血种人(Coloured)和土著(Native)，二者有着不同身份，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都有很大差异。在一九四八年南非政府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之前，混血种人已大量进入白人社区，大多也是基督教徒，甚至与白人通婚者不在少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种族隔离政策对混血种人施加的种种限制，他们的地位则愈益趋于更为卑贱的土著黑人。应该说，正是官方的高压政策，把混血种人和土著撮合到一起，结成了“南非黑人”这一政治族群。在《男孩》叙述的那个时代，这些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还“无法表述自己”，要到六十年代才掀开斗争的一页。所以，《男孩》里边涉及的种族问题主要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倒是白人与白人之间——阿非利堪人和英格兰后裔——由历史仇隙造成的深沟巨壑在在可见。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有这些知识背景都需要认真细抠，像大迁徙(Great Trek)和布尔战争(Boer War)这类事件在书中一再被提及，碰到这些地方只能停下来先做功课。
对于译者来说，最大的难点还不是那些种族、宗教和历史事件，而是书中时常写到的板球运动。板球(不是棒球)，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能说出个一长二短，即便在电视上我也从没见过那玩意儿。主人公作为一个迷恋英国文化的阿非利堪男孩，英国人的板球成了他酷爱的运动项目，书中时不时要插入一段。想来库切本人一定是深谙此道，一转到这个话题上边就显得意趣盎然。初看上去就是一个字，晕。不用说那些复杂的规则和术语，如果对这项运动一点不摸门，哪怕一个普通的字眼都不知所指。这上边把我困住了好长时间，等到大致把它搞懂了，倒觉得那实在是一项无趣的游戏，就像英国贵族的猎狐。
每次翻译一本书都像是上了几个速成班，学了一堆有用和没用的知识。也许，不能完全以功用的目标来衡量生命与时间的价值。翻译工作最令人愉悦的地方，也许就是能够直接从语言和知识区分上体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本书书名这里要交代几句。曾见许多介绍文章里译作“童年”，虽说也算是对英文原名Boyhood的直译，却并未尽悉传递其原意，中文“童年”一词不能见其性别，明显打了折扣。不过，更重要的是，库切的“男孩”是一种叙述视角，本书的要旨并非追述一段成长过程，而是通过这个男孩的眼睛看取人生和世界，而“童年”这个字眼难免有些成长小说的意思。此间取舍，应该说不难选择。
译事艰难，无须再说，唯愿自己的译笔能够妥帖周到地传达出库切笔下的人物、事件：情感和价值判断。这些不敢说自己都做到了，但是我能够感受到库切笔下的诗意与残酷，那些栩栩入画的场景和那种凄凉而寂寥的心境，真是让人刻骨铭心。
译文如有错讹之处，恳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文敏
二〇〇六年三月九日
于杭州西苑
“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 中译本题记
“外省生活场景”是我给《男孩》、《青春》和《夏日》组成的三部曲所取的总标题。这一三部曲的诞生受到列夫·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模式的影响。
第一部作品出版于1997年，当时有两个稍有差异的版本：一个是全球版，另一个面向南非市场，在后一个版本里，隐去了某些人名并删节了若干段落。在南非发行的版本之所以作了删削，并非碍于检查制度，而是避免对某些人的冒犯。
《青春》出版于2002年，《夏日》出版于2009年。
“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大致勾勒出我本人三十五岁前的生活轮廓。许多细节都是虚构的。就这点而言，我并未遵循某种特定的套路。作为作者，我很乐意读者能将它们当作虚构作品来阅读。
J.M.库切
J.M.库切著，文敏译的《男孩(精)/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之一，叙写主人公十岁至十三岁时在南非的童年生活。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世事艰难的老生常谈出人意料地演绎出一套全新话语。
J.M.库切著，文敏译的《男孩(精)/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完全是写实手法，从南非历史上的几次重大战役到四十年代末的政党人物，从学校、社区到卡鲁盆地的干旱草场。从种族矛盾到宗教问题，制度风俗、人名掌故全都交织在一起。
在《男孩》叙述的那个时代，这些被压迫的有色人种就像马克思说的他们还“无法表述自己”，要到六十年代才掀开斗争的一页。所以，《男孩》里边涉及的种族问题主要不在黑人与白人之间。倒是白人与白人之间——阿非利堪人和英格兰后裔——由历史仇隙造成的深沟巨壑在在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