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梅隔着厨房墙说:“他们不回来吃饭,就咱俩。”
单冬花在厨房里答:“咱俩也长了嘴,也得吃。”
张小梅想顶撞两句,难掩激动,也隐隐担忧张孝德回来骂自己。隔着一堵墙,脸上绽露出怨恨,想着那钱都该给了自己。两个弟弟都有工作,唯独自己在乡下,抓钱不容易,母亲没有花钱的地方,日常生活又能花几个钱?钱在包裹里发霉了。
单冬花做饭中间,张小梅也不想进厨房帮手。单冬花忍着那口气做好饭要闺女来吃,坐到餐桌上看着冒着热气的饭,张小梅突然就来气。人在吃上是最自私的,生怕自己少吃一口。单冬花突然觉得闺女的吃相很难看,吃相亮了自己的护身符,挑挑拣拣一盘菜,下作样。
单冬花忍不住了,说:“这不是在乡下的屋子里,人要有个吃相。”
一只飞蛾舞扰在饭桌上空,旋来旋去,还挑衅般朝手上落。张小梅扔下筷子,双手一拍,蛾子不见了。但是并没有打死。也真是奇怪,你不动弹,蛾子就在眼前头,你要打它,它又连踪影都找不见了。这样,张小梅对蛾子的仇恨更深了,站起来追着打,粗笨的身子在逼仄的餐厅里歪来倒去。单冬花难过得手没处放.起身端了碗,离开,走进了客厅。一个女人在家庭的地位,什么叫举重若轻,什么叫行方思圆,先是要懂得一个“镇”字。不说话就是镇。单冬花咽不下饭,做母亲的也有偏袒儿女的时候,她不想偏袒张小梅,偏偏压不住心口的跳动,几次想张嘴,却似言又无,端碗又放下,头脑出乎意料地清醒了,不能挑明,闺女算计包袱里那点钱呢,越在我眼前晃越无视她。这当口张小梅斜睨了母亲一眼,母亲的脸蜡黄蜡黄,像黄杨木芯,像色调深重的秋天。
那只飞蛾到底没有打着。张小梅说:“妈,你咋躲客厅里了。一碗饭还是一碗饭,咋不动筷子?”
单冬花不接茬.看着是个便宜,捡起来就上当,闺女满脑子都是那小包袱,不答话,就想把闺女动包袱的事丢开,怕一说话点捻子,引到包袱上。
单冬花不吭声,张小梅反倒真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她端了碗也过来坐在了沙发上。单冬花的心一直往下沉,头重如山,不由得往坏处想,有一天闺女会偷拿我包袱里的信封。这时张小梅似乎又看见了那只蛾子在飞,又着急似的起身。单冬花又想说,真要是力气没处放,下楼把单杠去。还是不能说,有问无答,母女俩的饭一下就吃闷了。
单冬花不是不疼闺女,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是不喜欢闺女那算计样。每次见面都是一堆杂七杂八的事,全都离不开钱。趁着单冬花转身的工夫都要翻一下枕头、床铺下,有三块五块的便顺手牵羊人了自己的口袋。张小梅说,手头倒不开,妈,借俩,倒开了就还。每次拿了钱都不见还,不光是钱啦,家中的牙膏、洗衣粉、香皂、罐头饼干什么的,手软软地伸过去,紧一下,拿上就往包包里放。每次见闺女连叹息的机会都没有,每一次见面心里都酸酸的,又没有合适的话发作,由着她拿。这是北京,不是乡下,这儿子的屋子里还住着儿媳,儿媳是城里人,张小梅的乡下人做派叫人家笑话乡下人不懂礼貌,不守规矩,这样的事情结果是叫儿子张孝德受气,在城里人面前得端得正正的,乡下人不能没有威信。倒好,趁着我不好说,你就要惦记我包袱里的东西了。
光阴过得真叫快,单冬花开始整理乡下的往事,乡下的日子是刀子刻下来的,疼也罢,甜也罢,都在骨头上留下了记号。她开始想着乡下那些还活着的一起下苦的人,岁月苦熬,年年都有早走的人,遗在这世上的人都是亲人哪。想着见了他们该说啥,说啥都得有件礼物,就算大东西不带,小礼物也该有件。张孝德知道母亲的心事,其实也是回乡前必做的一件事。这件事通常都由金平陪单冬花逛超市来解决,也算是给母亲的一份安慰。
小包袱放在床上没来得及往枕头下压,在单冬花关上房门的刹那,想返回去的念头就打消了,一是怕儿媳妇埋怨自己事多,二呢,觉得张孝德在家。一早她打开包袱数了,一共四十五个信封,这个数字早已烂熟在心。两日后返乡的车票钱她要出,超市买下回乡的礼物钱她要出。要花的钱已经备好了一个信封,走之前给了儿媳,剩下的应该是整数。好记。儿子给的钱就要花在正途上,叫子女知道自己不是一个没用的人,也有钱花呢,钱对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没用。
张小梅看着她们关上门时,迫不及待冲进母亲住的房间,她把小包袱取出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开了。这个包袱对于张小梅来说是一个心事,老在她的腔子里长着,像是长着石头长着铁。她喊了声:“弟啊,你过来看妈的包袱。”
张孝德看到打开的包袱觉得姐姐有点过分了。张小梅不管不顾地继续说:“妈这么大年纪了,她不说,但不能咱不知,我当着你的面看这个包袱,知道是啥有啥,也有个数,免得乡下那些四下里的邻居眼里长了心。妈是文盲,不保证不叫人家顺走她的包袱。”
张小梅扯着脖子说话的样子让张孝德想起来从前的日子。小时候遇事叫人欺负,都是姐姐横在中间。姐姐横着脖子骂对方的样子就像现在的样子一样。这么多年来,母亲和姐姐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隔膜,不厚却很有韧性。张孝德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它,并且觉得有能力消除它的是姐姐而不是母亲。事实也确是如此,比如当下这件事,姐姐就不该动母亲的小包袱。
念头一闪而已,他也就原谅了姐姐乡下人的小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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