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的特点在于，有比较好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有比较系统的西方现代文论谱系支撑，同时还有鲁迅文学院这个动态的作家与创作观测点——这个三足鼎立，支起了她与同龄批评家颇为不同的一个平台。加之她的悟性与才情——这一点已在她的批评文字中显示出的犀利、明敏、准确与练达诸方面展露无遗。
她的文学批评往往能做到知人论文，较为纯粹“文本中心主义”的批评更深彻一层，生动一些。可以把这些文章视为作者与当前最活跃的一部分作家、评论家的对话和讨论，而这种现场批评也是值得称道和扶持的。

李蔚超，辽宁大连人，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文学硕士学位。2010年起，进入鲁迅文学院从事作家培训和教学研究工作，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及文学教育与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现象研究、作家作品评论等，文章见于各类文学报刊。

总序
序“左岸”的言说
观察
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
——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议一
歧见、困境、变革
——关于文学与生活问题
新的可能：院墙之外与媒体之下
今天，怎样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你听
我们眼里都是“现在
这里坐落着时代的情感结构
——2015至20l6年《十月》一览
明心
李敬泽文学批评论
自九十年代走来的女人
——徐坤小说综论
青春歌行：回望与告别
——略论颜歌
神圣与世俗的疯狂
——城市文学视域中的晓航
罗曼蒂克的县城、底层与孤独
——论张楚的中短篇小说
纯真者的启迪
——关于黄咏梅的岭南城市小说
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
当哲学成为文学批评的第一支点
——李德南文学批评一议
片断
商人的心债
——谈哲贵《空心人》和他的“信河街”小说
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小说
——评红柯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
小说的奇正之道
——从《平凡的世界》到《繁花》
历史惊雷之外的生活细音
——论周碹璞《多湾》
与父亲告别，及易爆的现代人
——关于杨凤喜的短篇小说
普通人，及其千差万别的善与恶
——从焦冲与黄军峰的两篇小说说起一
因犹疑与困惘而写

没去过法国，不知道左岸是个啥，百度了一下，电脑
上蹦出这样的解释：“左岸，通常指法国首都巴黎在塞纳
河左岸的部分。巴黎人将塞纳河以北称为右岸，有许多的
高级百货商店、精品店及饭店；而塞纳河以南称为左岸，
这里有许多的学院及文化教育机构，在这里以年轻人居多
，消费也较便宜。所谓的拉丁区即是位于左岸。”
那么，巴黎圣母院呢，左岸还是右岸?不管在哪儿吧，
就在最近，16日的一把大火，将这座教堂烧得不轻，近800
年的建筑变得疮痍满目，大火次日一早，翻开维克多·雨
果的《巴黎圣母院》，我发现了如下一段文字：
它(指建筑艺术)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物。是历史长
河所形成的堆积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升华的结晶，总之，
是多种多样的生成层。时间的每一波涛都将其冲积土堆放
起来，每一种族都将其沉淀层安放在文物上面，每个人都
添上一块石头。海狸是这样做的，蜜蜂是这样做的，人也
是这样做的。被誉为建筑艺术伟大象征的巴比塔，就是一
座蜂房。
此时，我宁愿相信，所有的人类精神创造都是在为社
会“多种多样的生成层”尽着绵薄之力，在时间的河流里
，这些安放与添置到底有何意义，当时谁也不清楚，但若
干年之后，也许会显出非凡的意义。
如这个集子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发生的时候蔚
超还没有上学，写《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1990年代“
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议》的时候，她早已经过了而立
之年，但这个冲击波所包含的“时间政治的怀旧式感伤”
“期盼于例外状态下各个阶级之间互相支持、共克时艰的
民主信念”，以及“对集体主义时代德性尊严的颂扬和留
恋”，现在并非毫无意义吧。再如，与这种学院味甚重的
高头讲章式的深文周纳不同的是，《新的可能：院墙之外
与媒体之下》《今天，怎样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你听》《我
们眼里都是“现在”》等则显现出蔚超文字的另外一面，
即善于将逐步累计的“升华的结晶”以灵动的方式呈现出
来的那种自信与从容。或许，这是能够穿越时间的磨蚀的
。
评论总是晚于创作，在创作的发令枪早已冷却，作家
们撞线许久之后，评论家才会姗姗出场。但有一种说法是
，评论家的表总比别人快五分钟，评论家要比别人更勤快
，保持更灵敏的嗅觉，看得更远，厚积累、实仓廪后才敢
发言，这是他们避爱。不了的宿命。近一两年来张楚大热
，此前的2016年，蔚超就在台湾的杂志《桥》上，发了《
罗曼蒂克的县城、底层与孤独——论张楚的中短篇小说》
。她是有格外的灵气的。她对“发生在庄、镇、湾、村的
小说”的收入分析，对“诗意的无所事事、孤独以及罪恶
”的揭示，着实让人看出她的尖刻。
而她对“西来的友人”龙仁青则表现出来格外柔软而
友好的一面，在《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一文中，蔚
超说：
世界是由男人主宰的，男人不断训诫女人：你们是弱
的、小的、依附的——这道理我旱已看破，然而，看过太
多巧言令色的金钱、权势、道德包裹之下的性别压迫故事
后，草原这大好男儿的荷尔蒙显得清新可爱，或许，“他
”的可爱正在于那神话岌岌可危的动摇和破灭感。我这城
市长大学校里出来的“女学生”，难免会对草原的荷尔蒙
充满“低级”的兴趣，借着谈文学的名义，常公开刺探草
原小说家的“荷尔蒙往事”。某次放松警惕的龙仁青，一
不小心跟大伙儿透漏了第一次钻帐子的经验。“没什么的
啊，我简直是逃走的”，龙仁青答得老实，好像描述一场
逃学逃课、打架打输，他显出可爱，那种草原男儿光荣而
完满的神话裂开缝隙的可爱。
她的这些文字，温婉而感性，不可评说，不能转述，
这种言说方式，只有在复述的过程中才能很好体会其中的
温度和质地。
批评者对批评者常会抱有惺惺相惜的态度，对以“我
”亲证“世界”的李德南，蔚超用了很巨大的篇幅去在其
意义的迷宫里回环往复，她在文章里提及和引证了本雅明
、海德格尔、德里达、朗西埃、巴迪欧、阿兰·巴丢、柏
拉图、佩索阿，说“文学与哲学，在他们那里互相借重与
‘牵引’(在海德格尔阐释里尔克的意义上)，她还回溯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文主义大讨论对“精神危机”“市场
”“价值失衡”“虚无”“犬儒”等经常性的痛斥，她感
叹李德南的文学批评“取自哲学中历练出的思辨与沉吟风
格与对文学中人文价值的呼唤，构成了隐秘的火焰，这隐
秘的火焰埋藏在李德南文学批评的字里行间，有心领会，
不难求得。”正说明了她追求的高远，积累的深厚。
其实不单单是对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论、古典
文学更是她所熟悉的。如她论及从《平凡的世界》到《繁
花》的当代文学理路，是由刘勰借孙子兵法谈作文“观奇
正”说起的：
正是遵循雅义、追随传统，奇是新奇，过度追求则易
沦为诡谲怪异。俗皆爱奇，为了取悦于读者，就连史家尚
且免不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何况小
说家。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奇”，唐称传奇
，《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被冯梦龙
称作

李蔚超的文学评论集《批评的左岸》，分为三个部分：观察、明心、片断。观察一辑有对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评论、关于文学与生活问题等，明心一辑记录几年来作者对作家、评论家和作家工作的观察和理解。片断一辑有对哲贵、红柯、路遥、金宇澄、周瑄璞、杨凤喜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

现实主义的暖昧达成
——1990年代“现实主义”
冲击波”小说一议
一、旗帜、思潮与政治诉求 几年来，“现实主义”在会议、刊物、文件中频繁亮相，俨然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搜”关键词。“现实主义”何以昂然回归?可辨析的线索是，由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事件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复归。与1942年事关中国文艺史发展走向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遥相呼应，2014年，一次新的政治规格相近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党的最高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座谈并讲话，讲话提到了“现实主义”这一文学舶来品、贯穿“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调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价值观念，并在干预现实和抒写愿景之间调试与摇摆，提倡歌颂光明，鼓舞人心，凝聚共识，而不鼓励“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这样的理论表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熟知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并不陌生。
许多“五四”知识分子都曾为欧洲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欣喜振奋，但自茅盾起，便为自然主义的“冷静”“客观”而犹豫不定，在他看来，暴露太多社会黑暗面，无助于组织和形成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致力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五四”作家们也不断担心，过分“写真”的现实主义会陷人他们意图颠覆的现实逻辑之中，成为对现实逻辑的强化和再现。
1933—1934年间，“左联”内取代瞿秋白的周扬恰逢其时地引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尽管苏联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对拉普“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左倾机械论展开批评，但周扬没有随苏联的步调亦步亦趋，在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写真实”“真实地描写丰富与复杂的生活”的同时，周扬强调现实主义对“现实”倾向性处理，以及作家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的特征。”“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道路，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就此，中国的现实主义开始在真实性、艺术性与政治性、倾向性的摆荡中向历史的纵深处颠簸行进。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置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随不同历史时期倡导者立场或观念的不同，往左偏移或朝右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这篇在当代文学史上意义特殊的文献，原载于1952年的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其初始本来是新中国的一次文艺外交活动，周扬向苏联“老大哥”介绍新中国文艺如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意识形态方向的一致。半个多世纪后再读周扬的文章，不难发现行文中精巧的外交辞令，周扬的言说中包含着自豪而又不失谦逊的“汇报”姿态，文章在1953年《人民日报》转载，意图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老大哥”的名义，领导、号召中国作家在社会主义国际战线中团结在统一的文艺旗帜下。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升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与写作范型，成为建国后文艺的主流规范，但宣称“一生可以迷信两样，一是毛主席，二是苏联”的周扬，很快因中苏关系的改变和“左联”工作思路的破产而与苏联文艺诀别。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口号取代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内涵，愈发清晰地赋予“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理想化追求以乌托邦色彩：“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求真实地反映出不断革命的现实发展，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壮美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创作者创作出最真实的同时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方式，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文艺。只有这种文艺能够完满地反映出跃进再跃进的现实，鼓舞人民向更新更美的目标前进。”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在文学场域新话语和新潮流消蚀、混淆、空壳化的过程，所谓消蚀，不是通过短兵相接的交锋，而是在理论范式和问题视域的转换中，被降维化作一道历史的布景，我们在它映衬的舞台前演出，却不再置身其中。现实主义的理论生长性变得越来越少，也渐渐卸下曾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体制不再以定于一尊的“主义”或“样板”准则要求文学，但是，“一体化”文学体制并未解体，也并未取消全部官方文学机构(各级文联作协、出版机构等)，它们仍然内生性地延用官方文学的尺度——包括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内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