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言：“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古人谓谷风为东风，随春化雨，润物无声。又谓谷风为生长之风，翼彼新苗，花叶茂成。此套学人随笔，作者多来自上庠，以随心、率真的笔墨，透出才情与职志，故而取“谷风”冠之，期与读者相呼应。

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文学院）是南大最古老的系科之一，至今早已过了百岁。中文系的存在不仅为南大云集了一批鸿儒俊彦，培养了万千学子，更为南大增添了人文的光芒。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伯伟，嗜书、好酒、爱清谈。机缘凑泊，偶涉随笔，追求融合思想、学问、性情的文字风格。曾任日本京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客座教授。

第一辑 人来人往

绕溪师的“藏”与“默”

管雄先生小传

“行道救世，保存国粹”——程千帆先生的精神遗产

一件化俗为雅的小事

程千帆先生的治学与教学

老师，我舍不得您！

说先师闲堂赠潘石禅先生诗兼述往事

天真的浪漫诗人——赵瑞蕻先生

有思想的顽童——许志英先生

痴雁——严迪昌先生

晖弟已矣，虽万人何赎

六十年间几来往——我与《文学遗产》

斋名变迁与进德修业——从“日不知”“适其适”到“百一砚斋”

韩国文化散记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印象略记

忆南洋

第二辑 书前书后

《隋唐诗歌史论》读后

《三思斋文丛》编后记

南京大学档案馆藏《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题记

《桑榆忆往》题记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韩文版序

写在《嘉定钱大听全集》出版之后

《悔鄙遗稿》《石山遗稿》跋

略说《东坡禅喜集》

《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发刊词

《域外汉籍研究丛书》总序

题《道在瓦甓》

《春天种一颗树》序

《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序

《明末清初杜诗学研究》序

《汉魏六朝书法理论与文学理论关系探微》序

《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流研究》序

闲堂师批语辑录

第三辑 独言独语

书绅录

首届文科强化班开学典礼致辞

南京大学1992级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南京大学1996级学生毕业典礼致辞

文学院2009级研究生开学典礼致辞

文学院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致辞

2006年“赵安中讲座教授”受聘仪式讲话

“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 青年学者工作坊致辞

第二届中韩历史学家论坛致辞

“三国志曼陀罗：三国时代的思想、学术与文学” 学术工作坊致辞

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 学术研讨会致辞

“素心会”发起词

“静悄悄地”立德——《莫砺锋文集》新书发布研讨会致辞

读古典文学的人

读古典文学的人，贵在有聪明而不恃聪明，贵在天分与功力的结合。当其下工夫之时，外人只见其笨拙、迟钝，殊不知聪明正在其中矣。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9年11月10日记：“午后过贞晦翁，谈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穷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谓：三十以前说聪明说天分，三十以后恃功力。”记得夏先生自己也说过，“笨”字从竹从本，故“笨”乃治学之本。古典文学的产生时代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历史背景、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思维习惯与现代都有着很大差别，文献汗牛充栋，真伪混杂，其用以表达的媒介又是文言，要能够从中发现问题，并调动各种手段去加以解决，这需要多么强的理解力，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多么敏锐的感受力，多么严密的思考力，这绝不是一个缺乏聪明的人所能够承担的。但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传统中，首先强调的从来就是一个“笨”字。

古典文学的研究，若就其性质而言，可大而化之地分为资料工作和理论工作两大方面，所以，有一些学者往往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偏于做某一方面的工作，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当然也能取得很高的成绩。但理想的状况是将这两方面结合，也就是先师晚年提出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两点论”。大概读古典文学的人，都不应轻视文献资料工作。以盖房子为喻，资料即为地基。以做生意为喻，资料即是本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每个人在研究生涯中，都会或多或少、或长或短从事过资料工作。资料工作本身，无非是查阅目录，阅读图书，抄录文献，整理编排。这也许不需要很高的智力，但必须不辞辛劳，耐得住寂寞。这在外人看来，或不免于沉闷、枯燥，但这就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有的人不耐烦这类工作，热衷于使用别人编好的资料，甚至热衷于利用他人研究著作中引用的资料。这就好比做菜，到超市里买来经过加工的原料，自然可以做出一道菜，但绝不会是高明的。一辈子这样做菜，终究成不了厨师。真正的厨师必然从原料的选择开始，去粗取精，整理安排，才能做出一道道上品的菜肴。

这还是就其常态而言。如果遇到社会的或人生的巨变，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地从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其工作就能显现出一种意志力的美。这里，我要举任半塘先生为例。1918年，任氏考取北京大学国文系，遇到词曲大师吴瞿庵（梅）先生，受其影响而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研究方向。毕业后，他留居吴先生“奢摩他室”书斋，用两年时间尽读吴先生精心收藏的词曲典籍。此后在从政和办学之馀，仍不废研究。1949年，他从桂林到成都，没有工作，只能以卖薰豆、代人刻印、写字为生。1951年，55岁的任先生在四川大学得到教职，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运动，肃反、打右派、抓历史反革命，不得不接受行政管制等等。在1980年以前近三十年时间里，他居住在一处阴暗狭小的房间，白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到图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即起伏案写作。在人们难以想象的困境之中，他先后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两书，将敦煌曲的分类、收集、校订、研究合为一个系统。又以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和《优语集》。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1956年在其花甲诞辰日，他写了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叙述了他毕生学术事业的理想，对唐代结合音乐的词章和伎艺作一全面研究。而其基础就是由《教坊记笺订》和《唐声诗》奠定的。他的学生曾这样评价其工作：“他全力以赴从事资料工作，于是使这种零度风格的工作充满热情，成为富于理论意义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的学术具有坚实而强健的品格：总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设计学术工作，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课题范围内，细大不捐地梳理全部问题；总是用‘竭泽而渔’的方式收集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不放过有关研究对象的蛛丝马迹。就像一个义无反顾的行路人，他不断追求对于极限的超越，追求对于自己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超越。”（王小盾、李昌集《任中敏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学、唐代文艺学》）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发愤著书”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又一个典型。

学者贵在有个性，假如我们询问一下任先生，读古典文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会如何回答呢？任先生已经在十一年前去世，我们不能起九原而问之。不过，从他对于学生的训诫中，也许便寄寓了某一方面的期望，即“聪明正直，至大至刚”。这八个字都有出处，“聪明正直”出于《左传》，“至大至刚”出于《孟子》。前者涉及学者的资质和品格，后者涉及学术的精神和气象。其实，在古典文学的研究队伍里，本是不乏聪明人的。但聪明而不正直，就往往会为了达到追求个人名利的目的，不择手段。小者投机取巧，攘善掠美，大者背叛诬陷，落井下石。上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有内战，有外侮，有动乱，有浩劫，虽然是极少数，但仍有一些学者或迫于外在压力，或出于内在需求，其所作所为令人不齿。“至大至刚”一方面是学术气象的博大刚健，一方面是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这可以说是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而学术精神的正大刚直，实际上又贯通到其为人的“正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学者应该坚持真理，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特立独行。任先生指导博士论文，其精神就是两句话：“要敢于争鸣——枪对枪，刀对刀，两刀相撞，铿然有声。”又说要“震撼读者的意志和心灵”。总之，学者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聪明固然需要，但读古典文学尤须以愚自守，以勤补拙。并且，聪明只有以浩然之气来运作，才能发挥为至大至刚的气象。

现在，我要谈谈先师的意见。先师也是吴瞿庵的学生，因此和任先生可以说是前后同学。但他们的风格显然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同者。我最近找到一份二十多年前大学时代的课堂笔记，内容是先师讲授的“古代诗选”。大概是最后一堂课吧，先师讲起了他对于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想法——“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我的学问距离老师的要求相差太远，但在“做一个正直、真诚的人”方面，自问还算基本合格。先师在遗嘱中也有对学生的话，其中说到：“望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这其中的八个字，可以代表先师对读古典文学的人的希望，是敬业的、乐群的、勤奋的、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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