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贯穿所有信件的是一种
颇似社会喜剧的基调，真实
反映出伯林奔放乐观的性格
：他是一个好伙伴，一个杰
出的谈话高手，一个真正快
乐的人，一个热爱多彩生活
的人。他常常自嘲：“我总
是喜欢以丰富多彩的笔调描
写普通平淡的事件。”他的
信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
比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
候是在写人——人是他感兴
趣的对象。……他甚至热衷
于蜚短流长。在一封信中他
写道：“人只有做到可以在
好朋友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
，活着才有意义。”
——亨利·哈代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伟
大的书信作者之一，他机敏
、坦诚、热情、睿智、无拘
无束。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世
纪历史中的一些特殊时刻，
并记录在其书信中。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
夫
伯林对一切人一切事充
满了洞见，他是一位闲谈者
，天才式的，与他的交谈充
实而富有智慧，你绝不想结
束。
——迈克尔·派
读《伯林书信集（卷一
）》，几乎放不下手来。厚
厚两册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
正体现了伯林所敬仰的赫尔
岑的风格——“机智、恶意
、想象力、人性、无拘无束
”。
——陆建德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
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直至今
天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
焦点。他的许多重要思想以
及记录这些思想的著述，通
过译林出版社译介，在我国
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自
2001年以赛亚·伯林的《俄
国思想家》翻译引进到中国
，十年来，《伯林谈话录》
《自由及其背叛》《反潮流
》《自由论》《现实感》《
浪漫主义的根源》《扭曲的
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
等伯林作品陆续由译林出版
。《伯林书信集》则是伯林
别具一格、异彩纷呈的书信
大成。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
能够通过自己的译笔，努力
为国内读者呈现一个全新的
、生活中的、多角度的伯林
。
以赛亚·伯林的书信，不
仅揭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
和睿智见解，还充分体现出
他乐于兼收并蓄的出众才华
、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以
及优美自然的洗练文笔。本
卷书信集集中反映了他年轻
时代多姿多彩的视角及其奔
放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好
伙伴，一个杰出的谈话高手
，一个真正快乐的人，一个
热爱多彩生活的人。他的信
很少干巴巴地探讨学问：比
起思想和事件，他更多时候
是在写人——人是他最感兴
趣的对象。
本卷书信集收录了伯林
从十八岁到三十七岁近二十
年间的书信。从就读伦敦的
圣保罗学校到进入牛津大学
开始学者生涯，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被英国政府派驻
华盛顿和纽约担任外交职务
，到战后前往莫斯科一偿夙
愿，再到重回牛津任教，伯
林极富个人魅力和传奇色彩
，处于事业和身心的“飞扬
年华”。这样一种丰富多彩
、涉猎广泛的经历，加上大
量的旁征博引，使得其书信
极富深度和广度，给译者带
来的翻译难度也显而易见。
全书由陈小慰和叶长缨
舍译。除征信启事、序言、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伦敦、华盛顿(再访)、论
自由、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
告、华盛顿快讯、战时华盛
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补
注、年表、重要人物生平等
部分由陈小慰单独翻译外，
其他主体部分，包括家谱、
牛津、纽约、华盛顿、莫斯
科、列宁格勒、索引等由陈
小慰、叶长缨合作翻译。陈
小慰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和审
校修订工作。
由于本书篇幅浩大、细
节繁复，加上译者知识有限
，虽已经过反复推敲审读，
肯定还存在失误之处，敬请
专家、学者和读者指正。
陈小慰
2011年12月于榕城

征信启事
序言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家谱
书信
伦敦
牛津
纽约
华盛顿
莫斯科
列宁格勒
华盛顿（再访）
附录
论自由
为费伯出版社写的报告
华盛顿快讯
战时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治
补注
年表：1909—1946
重要人物生平
索引
译后记

对以赛亚·伯林的个人印象
以赛亚·伯林是其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这位俄裔英籍犹太人，既是一位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思想史家，也是一位散文家、评论家和教授。他充满智慧，对人类的各种动机、希望与恐惧有着与生俱来的非凡洞察力；他精力充沛，善于享受生活，喜欢结交各类朋友，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气质。对文学、音乐和艺术也情有独钟。
他捍卫并发展了在他看来是自由思想的精髓，并使之取得了经典地位。这一思想在现代思想界享有的地位和声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他还率先提出和发展了关于人类终极理想的多元主义观点，这个观点支持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也值得我们将它牢牢植根于自己的世界观中。与人类已产生的大多数思想和信条相反，他认为，并非所有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人的一生中，或是在某个社会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实现，许多理想甚至根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因而也就不存在唯一客观的目标等次和唯一正确的生活准则。
基于以上这一点，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应该有选择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人生观的自由（在纯粹由人性需求所设定的重要而广阔的范围之内）。同时，或许更加极端的看法是，一个完美和谐、没有摩擦的社会原则上应该是以各种不同观点并存为理想的，虽然现实中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类似观念对今天的一些人来说可能不足为奇，但是正如伯林所言，它们并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早就提出来，也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和牢不可破。这些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中伯林功不可没。
像其他伟人一样，伯林有一种促成事物趋向完美的才能。有幸认识他的人都可以证明，与他相伴，倾听他滔滔不绝的精彩谈话是一种特别鼓舞人心、催人向上的愉快经历。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谈话者，一方面是因为他那语速飞快、音节含糊的讲话方式，这是可以模仿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广博知识，这个谁也模仿不了。他阅读过大量的各国作品，认识（并深深影响了）英国本土和本土之外的许多名人雅士，他的谈话和作品中经常夹杂着众多人名，多到令人困惑（但不是借此抬高身价，而是为了方便起见，用人名来代表他们的观点）。
除了二战期间为政府服务的一段经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一位牛津学者的身份度过的，但他从来不把自己束缚在这个领域。他常常同时活跃在许多其他领域，游刃有余，却不事张扬。他的日程总是被各种不同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他日复一日，毫不倦怠。他曾经在许多国家向学识渊博的名人发表演讲，与学生社团（不仅是牛津大学）、教育学院和大学预科班的学生进行交谈。向他求教的人越来越多，他总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乐于回答。在这些人中，有正陷于困境的他从前的学生，有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有就自己从事的工作向他征求意见或寻求帮助的陌生人。他经常在广播里做演讲，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三套节目，他频繁接受采访，尤其是外国记者的采访。对于其他人觉得难以承受的压力，他总能积极面对，在需要的场合他会一本正经，但也会时不时调侃一下。
他不是圣人，也从未想过成为某一类圣人。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充满了在别人身上他会称之为“道德魅力”的东西。这种魅力在他的谈话方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时这会使不了解他谈话方式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他在谈话时不会紧扣一个话题，他会时不时地往椅背上放松地靠靠，抬起头，然后随兴而至地谈下去。他总是饶有兴致地岔开话题，漫无边际地扯开去，然后猛地又回到原来的话题，或者干脆换个话题，显然完全忘了对方在这期间所说的话，即便是颇为深入的交谈也是如此。
以上这个特点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会显得缺少礼貌，但他显然完全出于无意，同时也反映出他全神贯注于思考头脑中的问题。他总是以玩笑的方式进行思考，经常不循常轨。与他交谈，你需要飞速思考，但你要是想搞清问题，进而得出清晰的结论，只会感到沮丧。他并不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讲话，有时这是因为对方尚未开口，他已经清楚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他不喜欢（也不善于）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总的来说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理解问题异常迅速，而且能够同样迅速地给出富有启发性的答案。他直言直语，令人耳目一新；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格外开放。牛津体制中某些过于谨慎的做法与他比起来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和缺乏活力。他喜欢说东道西，满肚子逸闻趣事，但都不带恶意。实际上他不善于讽刺挖苦，也不想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即使他发表不喜欢某人的议论，对他来说也更像是棋局中的一步，而不是什么诋毁性的断言。他喜欢评价别人，并将他们分门别类。众所周知，他将人分为两类：刺猬和狐狸—刺猬指那些自以为无所不包、自成一统的人，狐狸则指那些乐于兼收并蓄的人。事实上，他这种轻松随意地将人分类的爱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善于挖掘和展示一个人或者一个深奥作家的本质的能力。
作为一位演说家，他对所讲内容了如指掌，他的演说引人入胜（令人庆

以赛亚·伯林之所以享有崇高国际声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公众人物所作出的赫赫成就，还因为他跻身众多不同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人物有交往，同时还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导师。伯林交游甚广，终其一生都是一位无可比拟的多产书信作家，他存世的书信达数千封，时间跨度近八十年。这些书信既展示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貌：杰出的自由思想家、牛津大学的一流学者、洞悉政治风云的外交官、知交遍天下的人情练达者，也呈现出他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与家人的亲密关系、庞大的社交圈子、对政治事件的精辟见解，以及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情有独钟。《伯林书信集（卷1）：飞扬年华1928－1946（套装上下册）》为三卷本伯林书信集的第一卷，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涉及伯林求学、学术生涯早期及政治外交活动，全面展现伯林的早年生活，以及其杰出心灵的成长历程，并为了解二战时期西方政治外交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史料。

没有序言的书向来令我
失望。这就好比到某人家赴
宴，进门便直接被带到餐厅
。序言是私人的，充满个性
特点，而书的正文却往往相
反。通过序言，我们可以了
解作者对著作所倾注的情感
，至少是部分情感。那些希
望与作者保持距离的读者尽
可以跳过序言不看而没有任
何损失，但对有心近距离了
解作者的人而言，我觉得，
他们是应该得到这个权利的
。
——迈克尔·达米特
我第一次向以赛亚·伯林
提起出版其书信集的事，是
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
，我们俩在牛津大学的全灵
学院刚吃完午餐。两人一边
喝咖啡，一边交谈，话题是
我打算离开牛津大学出版社
，专门来整理出版他的书信
文集。谈到书信时，我说要
出版的话得经过精心挑选。
主要出于几点考虑，一是信
件数量庞大，二是出版商对
该书投放市场可能持有的想
法，再就是一些书信比较乏
味，或有重复，没有必要收
入面向普通读者的集子。当
时他的回答不假思索，令我
颇感意外，因为这完全不像
他惯有的作风。过去对待有
关出版其学术著作的意见，
他总是态度谦和，耐心听取
。而这次不同，他对我精挑
细选后再予出版的建议完全
置之不理，说此事要做就一
定要做彻底。书信集“必须
有大容量”，绝不让步。
总体而言，此后我便根
据他这一明确的态度开展工
作，当然也不是轻率地盲目
依从。以上提到的那些编选
因素确实不得不加以考虑，
但是具体贯彻起来可以灵活
掌握，既可严苛死板也可委
婉巧妙。死板的做法是按照
一些出版商的要求，出一卷
本的选集。但那样不仅有悖
伯林的愿望，也有损原始素
材的质量。即便是目前这样
的编选，也已经要求极大的
自我克制了。
目前的出版计划暂定为
三卷本。以1966年沃尔夫
森学院成立，或者也可能以
1975年伯林从学院院长一
职退休为界，分为第二、第
三卷。但这些计划均未最后
确定。事实也确实如此。以
此第一卷为例，最初我打算
以1940年伯林离开英国首
次赴美作为结尾，但出版商
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们都倾
向于少出几卷，把伯林战时
与战前的书信一起收编进来
，使读者对伯林有更完整的
印象。因此，我把收入年份
延长至1946年。
书信来往
[伯林]之所以享有国际威
望，不仅因为他身为哲学家
、知识分子、教授、作家和
公众人物所做出的赫赫成就
，还因为他跻身于众多不同
领域，与众多同时代的杰出
人物有接触往来，同时还参
加过许多意义重大的政治与
文化活动。对许多人而言，
他是一位受人敬爱的朋友和
导师。
毋庸讳言，伯林是20世
纪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
。作为一位他所在时代杰出
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确切
地说是战后时期最著名的英
国思想家之一，直到今天他
仍然是普遍关注和探讨的焦
点，是各种会议以及许多用
不同语言撰写的书籍和出版
物的主题——这不仅是因为
他的重要思想以及记录这些
思想的别具一格的文章，还
在于伯林其人的风范。这里
不是要讲他的生平故事——
稍后会有一篇小传交代他的
主要生平情况，此外，迈克
尔·伊格纳季耶夫得到普遍
是第一批从电子研究和电子
交际方式的不断变化发展所
激发的潜能中获益匪浅的工
程之一。对此，我深感幸运
：一方面，我所使用的素材
的质量，不仅是由作者非凡
的天赋，也是由这些素材形
成于电子革命到来之前这个
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倘
若在准备出版这些书信时，
这场革命尚未积聚势能，那
么整个工作就很可能大大减
缓，甚至大打折扣，无法像
如今这样进行得迅速、及时
、充分。
给批评者
我书桌前面钉着一张字
条，上面写着：精准／切题
／简洁／有趣；这些就是我
的目标。
——安娜·奥利维尔·贝尔
理解他书信的困难之一
，就是信中旁征博引极多，
含义难以捉摸。如果不详加
注释，普通读者恐怕难以把
握精髓。
——约翰·希尔顿
要编辑出版这样一位多
产且涉猎广泛的写信者的信
件，尤其是在他的信件还没
有搜集整理完整的时候，所
要进行的准备工作，绝非一
位耐心不足或有着完美主义
性格的人可以担任。这一工
作耗时长，进展缓慢，整个
过程充满了永远也找不到答
案的探寻和疑问，对那些习
惯于一切按部就班、习惯于
让每个细节都各得其所的人
而言，这些探寻和疑问几乎
会令人绝望，甚至精神崩溃
。要找到多少封信件才算足
够？关于信件中提到的人物
、地点和事件的背景信息，
要提供多少才算可以？如果
对这些事实根据附带一些点
评或议论，那么这个度要如
何把握才算合适？在信件中
，作者说了关于一些人的不
那么中听的话，可能会伤害
到这些当事人或是他们仍然
在世的亲友们，这样的段落
，又该如何处理？这些只是
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众多难题
中的主要几个，对于这些难
题的处理，我做了既是实用
主义又带有原则性的选择，
这么做可能不会令所有的评
论者都感到满意。为了方便
这类评论者，同时也为了引
入接下来要做的有关本书编
辑过程的介绍，这里有个段
落，来自一篇假想的持批判
态度的

伯林一生交游甚广，且是一位无可比拟的多产书信作家，他存世的书信达数千封，时间跨度近七十年。这些书信既展示了他独具魅力的人格风貌，亦呈现出他多姿多彩的日常生活，以及对文学、音乐和艺术的情有独钟。作为伯林四卷本书信集的首卷，《伯林书信集》（卷一）的时间跨度自1928年至1946年近二十年，这是伯林个性和事业成长和绽放的关键时期，涉及求学、学术生涯早期及政治外交活动等。“飞扬年华”一词不仅适合伯林的战时经历，更适合他整个早年生活，其多方面的趣味性在此得到了生动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