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史学家J.H.普勒姆的名作。在书中，普勒姆尝试在过去和历史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他认为，虽然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过去就在人类社会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如解释人类生活之缘起和目的，令统治制度神圣化，让阶层结构获得合法性，解释未来，甚至将命运感赋予个人生活或者民族生活；但是，古老的过去蕴涵了太多的顽固偏见、民族虚荣和阶级霸权。因此，普勒姆倡导以历史取代过去，按照事情的本来面貌考察并理解事情，协助涵养并维系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信心。

序
导言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过去的认同作用
第二章 作为宿命的过去
第三章 历史的角色
译后记 “过去”与“现在”的永恒缠斗
编后记
索引

西蒙·沙玛
当J.H.普勒姆宣布过去已
经死亡之时，过去或许死了
，或许没死，但不管怎么说
，对于那些曾在二十世纪六
十年代，在剑桥聆听过普勒
姆的课程的人来说，普勒姆
却是一直活着，令人难忘，
也令人警醒。我们这些在
1963年进入基督学院的学
生，不管事前对史学家的形
象有什么成见，但在杰克·
普勒姆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
这位历史学教授的时候——
他个头不高，脑袋浑圆，秃
顶，坐在一张宽大的扶手椅
子上；身穿三套件的西装，
相当整洁，深色的杰明街条
文衬衣、蝴蝶结领带——所
谓史学家粗花呢衣服，喝雪
利酒的陈词滥调顿时烟消云
散了。壁橱散射出明亮的光
线，映照着翠鸟蓝和玫瑰红
的塞夫勒瓷器。墙壁上都是
荷兰的静物画和风俗画，比
如一个瘦弱的、尖下巴的、
留着迷人络腮胡子的年轻人
；一个脸色蜡黄、满脸皱纹
、神色忧郁的酒吧侍女；画
面中，白葡萄酒同柠檬形成
搭配。看不到一瓶雪利酒，
飞卓葡萄酒倒是随处可见。
普勒姆说话的时候，尤其是
习惯性地发出咯咯笑声的时
候，活生生一副“剑桥伏尔
泰”的形象。这样一种令人
目眩神迷的伊壁鸠鲁氛围，
不免令门下的聪敏年轻人感
到惊奇。不过，见识此番景
象，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
这代价便是严厉且紧张的智
识生存考验。
普勒姆喜好臧否人物，
不留情面，这是出了名的；
在和蔼、机敏的言辞中，一
旦涉及古往今来人性的愚蠢
，普勒姆都会放声大笑。他
明确指出，人性之愚蠢在学
术界是有说不完的素材的。
普勒姆的脾性激荡着天生的
戏谑、尖刻和欢愉。阵阵讽
刺如狂风般从房间席卷而过
，不幸的人纷纷中枪倒地，
令人不免惊惧，自己会不会
是下一个中枪的。略显散乱
的眼神从镜片后面散射而出
，随时都有可能令在场的任
何一个人遭遇普勒姆式的问
题，有可能只是一个玩笑，
也可能是一场挑战。此番情
境之下，窘迫地再三斟酌是
不可能的，也不能有强作严
肃的空间。任何人一旦有严
肃对待宗教的嫌疑，就立刻
会遭遇哲学上一连串的揶揄
和讽刺，有时候会遇到难以
应付的斗牛士般的挑战。不
过，伤口基本上都是在紧张
时刻，也就是小班历史讨论
课时烙下的。一旦轮到我们
宣布自己的论文时，我们的
心就会一下子沉到谷底，生
怕在宣读论文的过程中，坐
在有着黄色坐垫的宽大扶手
椅上的那个杰克会变得烦躁
不安，那可不是好兆头。不
过，一旦通过这一关的考验
，赞扬之词也就纷至沓来，
令已经接近眩晕状态的我们
生出醍醐灌顶之感。不过，
对一些学生来说，情况可不
会有这么好。晚上六点的时
候，可以看到大批的本科生
（当时的基督学院简直可称
为橄榄球学院）在一番惊惧
之后，纷纷瘫倒在学院食堂
。显然，跟普勒姆共同度过
的一小时时光，已经令他们
疲惫不堪了。他们靠着酒精
缓解疲倦，后悔自己在墨洛
温王朝的问题上犯下的错误
（因为普勒姆很喜欢跨出自
己的专业领域进行指导），
并发誓再也不碰墨洛温了。
当然，历史还会延续。
正如学生们所期望的，在普
勒姆的课堂里，一开始是神
奇的小班讨论课。他会花上
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剖析论文
，从中提点一两个段落，就
形式和内容展开剖析；像极
为敏锐的编辑一样，调整文
章的修辞结构，比如可以将
第四段调整为开篇，令文章
更有冲击力、说服力。最后
，会分发红葡萄酒给学生们
品尝，实在是来之不易，接
着，普勒姆就开始将百科全
书式的参考文献抖搂出来；
其中有很多都是极为怪异的
原始文献。我还记得，我曾
尝试过一篇以新大陆之发现
的文化影响为主题的论文，
这篇文章令普勒姆大为震惊
，因为他发现我竟然没有读
过雷德克利夫·萨拉曼的《
马铃薯的历史》，也没有读
过戈德弗雷·阿特金森的《
法国文艺复兴的新视野》，
后面这部著作完全配得上作
者那特异的声望，因为其中
浓墨重彩地探讨了印第安人
的裸体习俗对天主教改革神
学的影响，借由此一长篇大
论，触及了蒙田以及法国文
艺复兴运动中的“七贤”。
……
普勒姆拥有近乎完美的
叙事技艺，他对此当然心知
肚明。尽管他也肆意宣扬说
，马铃薯的历史同不列颠内
战史或者美国内战史有着同
等的分量，但他在内心深处
却并没有此等信仰。事实上
，就在年鉴学派的社会史模
式如日中天的时候，人们不
难发现，普勒姆仍然保持着
对言辞一行动之力量的信仰
，并相信这种力量能够震荡
并塑造群体和民族的命运。
如果说，在诸多重大讲座（
以及他的那部关于沃尔波的
作品）中，普勒姆确实将议
会言辞视为一道幕障，幕障
后面才是各个利益团体的真
正沙场，那也要注意到，普
勒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也会
倾力呈现福克斯或者查塔姆
这类人物的政治艺术，并且
内心秉持的是截然相反的观
念。因此可以说，普勒姆那
极为明辨的智虑，当然能够
令他从言辞和意识形态的魅
惑力量当中超脱出来，不过
，他本人的脾性以及他对言
辞之奥义的深深眷恋，也总
是将他向着此种魅惑力量引
领。而这恰恰也正是普勒姆
对刘易斯·纳米尔提起的强
烈控诉的要义所在，

本书是英国著名史学家J.H.普勒姆的名作，书中他倡导以历史取代过去的主题，既富于争议性，又能给读者很多启发。
本书篇幅虽小，但行文精炼，是普勒姆几十年历史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其高徒西蒙·沙玛的长序和著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导言，既回忆了普勒姆的教学风格，又对书中主题做了精彩的阐发，为本书增添了不少光彩。

“过去”与“现在”的永恒缠
斗
林国荣
在普勒姆酝酿并撰写《
过去之死》的时期，灾变主
义观念正在西方世界肆意汹
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
单纯的价值承诺乃至革命，
是更为简便有效的解决办法
。英美世界对自由民主制度
的信仰显然是严重削弱了，
这也就是阿伦特所谓的“共
和的危机”。民主制度既无
法应对经济危机，也无法应
对整体性的社会一文化危机
。唯一的希望看来就在于集
权力和意志于一身的领袖体
制了，这样的领袖体制看来
是代议制没有能力催生的。
尼克松那充斥着马基雅维利
气息的“民主领袖”观念不免
令人回想起丘吉尔。1930
年代，丘吉尔曾提出一个甚
至令保守党都无地自容的问
题：民主制度究竟有没有能
力应对一场真正的危机。丘
吉尔提示说，民主政府历来
都是遵循阻力最小的路线，
善于而且也习惯了用既有手
段和套路去满足或者平复眼
前的利益纠葛，用小恩小惠
来收买人心。议会当然有能
力应对政治问题，但并没有
能力应对真正的经济问题和
整体性的文化危机。“……
不能靠着多数派决定去救治
绝症。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
救治之策。”这样的观念和
见解显然都预设了两套决然
分立的经济一社会秩序，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
预设毫无疑问是植根于一种
无意识的柏拉图主义：既然
在理念的王国，资本主义和
社会主义植根于全然分立的
原则，那么在现实世界，二
者也必须是严格分立开来的
。如此一来，便如同怀特海
说的那样，抽象便比现实更
为“真实”；意识形态保守派
和意识形态激进派坐拥非此
即彼的王国，都选择了理念
而非现实，彼此对峙，没有
妥协可言。在这样的氛围中
，价值承诺的涌现是自然而
然的事情。政治现实早已成
为一场丧失社会目标或者说
是丧失任何集体目标的权宜
斗争，在斗争中作为民主意
志的载体和体现者的人民，
无论主观还是客观，都很难
成为纯粹形式民主和法权民
主中的主权者，取而代之的
是高度组织化的寡头利益，
知识精英的法权诉求和相应
的布尔乔亚文化心理观念则
作为一面没有颜色的旗帜覆
盖其上，幻化成一场纯粹个
体性的“乡愁”意识、一种极
为私密的价值决断和承诺。
过去往往被用来建立补偿机
制，对诸多群体或者个人来
说，过去为他们提供了梦想
和安慰。
就如同布赖斯和小施莱
辛格这样的以明敏和大度见
长的历史学家所洞见的那样
，英美自由民主社会的危机
每隔一代人便会重演一次，
因社会一经济断裂而催生的
文化危机浪潮，就这样反复
席卷西方世界。1991年，
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结束之
际向国会作出了总结陈词：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出现
在眼前……正义和公平待遇
原则将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
欺凌，自由和人道将在各国
中间找到家园。”然而，这
一充满启蒙气息的乐观前景
在2002年颁布的《国家安
全战略》中瞬间消失了，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清晰而坚定
、忧郁且绝望的语调：“新
的殊死挑战业已从无赖国家
和恐怖主义分子那里浮现。
”很显然，这并不是十九世
纪内阁外交时代的那种审慎
和持重的“国家理由”观念，
有关“邪恶轴心”的末世论构
想比任何事物都更能揭示出
美国并非哈布斯堡王族时代
结束之后的欧洲民族国家，
而是一个完全非世俗化的新
教帝国，宗教气息在其中的
强力崛起，令美国在全部世
界史上称得上一骑绝尘。这
样一个帝国的决绝特征是对
人类罪恶和苦难的极端敏锐
的意识，有时候这种意识会
推进到极端敏感的程度。正
是这样一种意识驱使美国在
构想“全球正义”之时，往往
倾向于纯粹道德论的政治表
述，这并非世俗的道德修辞
之术，而是从美国心灵当中
喷薄而出的道德律令，因此
我们不能凭借任何随遇而安
的世俗理由就拒绝其中潜藏
的真诚感和真实感。原因很
简单：正是这样的道德形态
的政治，调动并发挥着强大
的物质力量，它比任何力量
都更深刻地塑造着当今世界
的命运，这就如同康德坚持
“即便世界毁灭也要实现正
义”一样。即便我们能够像
十八世纪的埃德蒙·伯克或
者今日的美国那样，在许多
问题上将人类作为“同一个
物种”来进行普遍主义的构
想，但我们也许还应当问一
问：既然我们处身其中的这
个宇宙已经丧失了一切希腊
的或者中世纪的秩序原则和
自然等级式的理性原则，而
我们在面对世界性的混乱、
“非理性的裂缝”以及“个体
性的深渊”，为了寻求片刻
安宁而被迫只能尊重并遵从
“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
德律令”之时，作为人类救
赎和解放之道的那种最为传
统的希腊式的“审慎”智慧或
者在近现代世界一直作为政
治艺术之基石的“实践理性”
又将何去何从？美国的帝国
式人权观念无论在国内还是
在国外，都解除了民主辩论
议程可能带来的阻碍，也从
罗马帝国的宽容格局、中世
纪帝国的内外约束当中脱身
而出，强烈的新教传统使得
帝国的人权观念仅仅诉求于
人的“内心的声音”，由此开
创出一种新的征服形式。确
切地说，当今的帝国形态较
之任何传统的新教组织，都
更决绝地保证了“良心”的内
在声音

过去在不同的时代和地
点总是提供形形色色的服务
。普勒姆祛魅过去，使它摆
脱各种社会和政治的职能，
为实事求是的历史书写腾出
空间。重读这本经典，依然
感受到作者批判意识的锋芒
。
——陆建德 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所教授
《过去之死》是一部虽
然很小，但也颇具分量，甚
至可以说是足以垂诸后世的
论辩作品。
——西蒙·沙玛 英国历史
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
讲师

第一章 过去的认同作用
自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以来，过去一直如同阴霾一样，笼罩了人类生活，它以灾难的出现相威胁，或者呼唤、暗示灾难的出现。过去将各色不祥征兆涵养起来，要么呈现为一神体系，要么呈现为多神体系。过去是一个世界，那黑暗的苍穹有诸多事例如同星辰般点缀其间，其中只有少数一些散发出和善的光芒，余者则都满载了宿命。这样一种信仰体系，一旦付诸实践，正如大家都会见证到的那样，是为各色各样的必要的社会目的效劳的，真理的碎片散落其间，当然也包括了对昔日里发生的诸般事件的评断，还有就是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不过，直到近期，一直都不曾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历史；那些研究过去之事的人无意于追索真实发生的事情，而且即使确实发掘出了真实的过去，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想过对之展开剖析，借此追寻一下究竟是怎样的现实力量在操控人类的命运。即便是古代最伟大的史家，诸如希罗多德、李维、塔西佗以及司马迁、司马光等大师，也从不曾在过去的魔咒当中脱身而出，他们依然受制于过去的神话及其社会效能；也许只有修昔底德抓住了问题的要害，确切地说，修昔底德意识到有必要如实重构过去，但是，修昔底德也认定，此一工作是没有可能在任何真正意义上取得成功的，因此，修昔底德便致力于当代事件，确切地说，也就是那些他能够在时间予以侵蚀或者摧毁之前，予以亲身体验的事件。然而，即便是修昔底德这样一颗精确且严苛的心灵所铸就的当代历史，也不足以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修昔底德当然也在追索真相，但那并不是历史真相，而是置身战争和政治漩涡当中的人们的行为的真相，确切地说，修昔底德所追索者乃是人的本性、机缘的干预、勇气和软弱以及善恶这样的东西，也正是因此，修昔底德允许自己运用充满想象力的叙史方法，比如说，修昔底德叙事当中呈现的论战场景，是全然无法相容于历史的，就如同炼金术不能相容于科学一样。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也是一样。司马迁的《史记》很可能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开启的，后者担任太史令要职，当然，《史记》的主体内容是司马迁所修，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一职，并且是在极为惨淡的境遇当中完成了这部史书（晚年因欺君大罪而遭受腐刑）。这部史书是辉煌之作，这一点自不必多言，不过，也是一部不寻常之作。其中大多数内容都属于编纂性质。司马迁对自己见识过的古旧文献实施辑要，并对叙史语言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当代化处理，不过，他在相当程度上将传闻之事接纳下来。传说和真相混合一体，这一点在王公、高官、圣贤以及绿林好汉列传当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此类传记在这部史书当中占据相当大的篇幅。不过，司马迁时常也显现出对于达成历史真相之难度的敏锐意识。另一方面，他会将一些根本就不具备可能性的详尽对话场景记载下来，并且没有表示丝毫怀疑。此类记载都已经是袭承下来的东西，并且也都深深地沉淀在他的历史叙事当中。这本非凡的史书，就其整体情状而言，将年代记、评传以及音乐、天文、灌溉、仪式、祭祀以及历法方面的评述融为一体，因此跟我们所谓的历史很难扯上关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部官员手册，是在向官员们讲述过去。《史记》传递出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展示出道德生活的愿望与现实进程之间的互相作用。这其中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历史批判元素，确切地说，司马迁无意去认识古今时代的差异。司马迁所关心的，是展示出人一旦背离上天令谕以及道德准则，将会招致怎样的后果，其具体做法就是从过去征引事例予以呈现。他希望借此表明，即便是皇帝，倘若背离了孔子的原则实施统治，也将会丧失天命。对司马迁来说，过去是一种道德坐标，是借由事例展现出来的更高真理，是伦理准则之例证，而非用于剖析的素材。他致力于保存的记载和事件，是此类示例性质的东西，至于这些素材在时间中的位置、编年语境，则不是他特别关心的。这部史书极为博大且极具价值，不过，与其说那是历史叙事，倒不如说是道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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