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生于“大跃进”之年，上学于“文革”之中，后入工厂习艺凡三年。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此以读书、教书、著书为务。研究多围绕法律史、法律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展开。著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991）、《法辨》（1992）、《法律的文化解释》（1994）、《清代习惯法》（1996）、《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2013）等，并有两卷本自选集：《法律史的视界》（2013）和《法律何为》（2013）。

自序
戏拟“主要业务成就”500言
学术简述
我的大学
在边缘处思考
写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书后
彼岸，不变的守望——梁治平先生专访
对话梁治平：法律文化论再审视
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暨《法辨》《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发布
那些“曾经”的文字——重读梁治平的《法辨》
关于“进步”观念的几点思考
规范化与本土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双重挑战
大学、学人与学科——对“外国法制史”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
梁治平：理想主义是不应该被磨灭的
答法学院同学十七问

这本集子收录的，主要
是与我个人学术生平有关的
文字，其中，最早在《学术
思想评论》（第三辑）刊出
的学术自述《在边缘处思考
》，虽然写于二十年前，却
最完整，也最有代表性，而
以“在边缘处思考”来勾画我
的学术立场、学问脉络乃至
人生轨迹，似乎也最恰切。
因此，在考虑本书书名的时
候，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这
个标题。遗憾的是，此前我
的另一本文集已经用它做了
书名，为避免因为书名重复
而给读者造成困扰，我只好
另拟书名。尽管如此，在这
篇说明题旨的自序里，从“
在边缘”这一立场出发加以
申说，可能依然是恰当的。
通常， “边缘”是相对于“
中心”或者“主流”而言。《
在边缘处思考》提到，从中
学到大学，从学生到学者，
我似乎是一步步走向“中心”
，然而与此同时，在学术路
向乃至从业机构选择等方面
，我却把自己一步步“边缘
化”了，讲的主要是这一层
。不过， “在边缘”还意味
着其他一些东西，比如距离
和距离感，疏离意识，观察
姿态，审慎态度，以及由此
生发的反思意识等。同一篇
文章在提到阅读黄仁宇的感
受时写道：“我最欣赏的恐
怕还是作者那种论列历史的
高屋建瓴，驾驭史料的从容
不迫，以及，那种既切近历
史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的学
者姿态。” 这里，所谓“学
者姿态”或“学者风范”，在
我那时的理解中，是同“耐
心的研究和严肃的思考”“学
术的和理性的开放立场”“平
心静气的学术的态度”等要
素联系在一起的。在当时的
语境中，这意味着要从“更
具反省意味的立场上去理解
和把握传统”“以公平心对历
史，对古人，对他者”。倘
非如此，则不仅会“妨碍对
问题更深入的探讨，还可能
使研究者丧失反省的意识和
能力”，令有生命力的理论
，最后蜕化为意识形态。（
以上引文均出自《在边缘处
思考》一文 ）而这一切，
都与“距离”有关。
在这里， “保持距离”还
意味着要抑制学者作为社会
成员的主观冲动，意味着要
暂时地悬置研究者本人价值
上的好恶。因为， “单凭自
己的好恶去裁判历史是危险
的和不公正的，那些热衷于
影射的历史学者，既失去了
对于历史真实的了解，也丧
失了学者的品格”。我接着
又补充说：“我这样说，并
不是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现代
意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
可能不受当下问题和情境的
影响。我所反对的，是把学
术研究中的这两个维度混淆
在一起的做法。”（引文同
上）所谓两个维度，简单说
就是价值与事实，尽管后者
最终也只能以主观方式呈现
出来。
这种与“在边缘”相伴的
距离感，其含义还可以借一
则故事来说明。若干年前，
一位朋友转来一篇讲大陆新
儒家的文章，文中引述某学
者的话，提到一种说法，说
某某是文化新儒家，某某是
政治新儒家，又某某是经济
新儒家，梁某（按指我）则
是法治新儒家。这位朋友因
此建议我出来讲讲“近年的
思想进路，相信很多朋友想
知道”。下面是我回信中的
相关内容：
也谢谢你传来的资讯，
让我知道自己原来是新儒家
的一分子。类此封号皆好事
者为之，兄不必认真。其实
，该“有人”提及诸人当中，
据我自己看，唯独我最不像
新儒家。因为我最少排他性
，所谓无党无派，但对于各
党各派，均愿作同情之了解
。这种立场的“代价”，便是
成为各派信息传送的对象，
有时也难免被归入不同派别
之中。兄自谦只是较理想的
读者，仿此，我或许可以把
自己算作一个还过得去的倾
听者。倾听者也会有自己的
立场，但基本上不太极端，
也不太强硬。更重要的也许
是，他不在“力图解决……
问题”的某群人里。当今之
世，此种若即若离状态最不
易被理解和归类，因此所有
显见的标签，均去真实甚远
。
倾听是理解的前提，也
是达至理解的重要途径，而
“不在‘力图解决……问题’”
的人群当中，或有助于保持
距离，虚心观照，而听得真
切。世人（当然也包括专家
学者之流）辄谓：事实昭然
，胜于雄辩。但最基本的“
事实”却是，人各一心，所
见不同。其实，透过有色眼
镜看世界，原本出于“自然”
，更何况，人们要揭示的“
事实”，往往利益攸关，牵
动人心。故论者若不能与论
说对象保持距离，所见必狭
，对与己意不符的“事实”，
或难免“充耳不闻”“视若无
睹”。而“在边缘”所带来的
距离感和反思意识，能让我
们尽可能摆脱无形中支配我
们的好恶和预设，从而获得
更大自由，进而更好地倾听
他人，理解他者。而这，不
但是在边缘处思考的要义，
也是法律文化研究的旨归吧
。

1978年，梁治平先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这里开始，他走上了“以读书为乐，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入学界数十载” 的“求学”与“为学”经历，成就了梁先生“学重说理，文尚简约”“每著一书，每撰一文，必苦心孤诣，力求发人所未发”的大家风范。
本书亦是其四十年的学术心得，文字净雅，言必有据。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学者，梁先生的学术经历既是其上下求索、探寻发现的过程，亦是大变革时代的一份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