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生动、翔实的事例和数据，记录了从公元前429年雅典大瘟疫到1918年西班牙流感期间人类与瘟疫的9次经典抗争的历史。以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人类对瘟疫从祈祷、隔离到与之共存的认知和应对进程，进而在一次次生死涅槃中反观人类与瘟疫的共生共存，从而启迪读者对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之道的思考，并相信瘟疫是可认知、可战胜的。全书图文并茂，是一本可读性强、有着人文思考的历史文化普及读物。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系毕业，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研究员、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客座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丝绸之路全史》《丝绸之路史话》《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以及随笔集《从歌德的书房向外望去》等。其中《丝绸之路全史》入选2018年度30本中国好书，《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入选新闻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

第一章 瘟疫是什么
从新冠肺炎说起
瘟疫与天灾人祸
瘟疫是一种“文明病”
瘟疫参与了文明的历史
第二章 雅典大瘟疫：黄金城邦的毁灭
希腊神话中的瘟疫
修昔底德开启瘟疫的编年史
“西方医学之父”奔赴防疫前线
伯里克利时代在瘟疫中死去
第三章 古罗马安东尼瘟疫：皇帝的沉思
大瘟疫摧毁着罗马文明
哲学皇帝奥勒留的沉思
“神圣的医生”盖伦
罗马人的供排水系统和洗浴文化
第四章 查士丁尼鼠疫：基督教的慰藉
君士坦丁堡的“恐怖征兆”
鼠疫大扩散
罗马帝国中兴梦碎
基督教的崛起
第五章 欧洲黑死病：仿佛世界末日
杀死欧洲 2400 万人口
“快逃，远逃，慢回！”
谁之罪？寻找“替罪羊”
卜伽丘：快乐大逃亡
干预人间的自然之手
第六章 哥伦布疫病大交换：文明之殇
发现新大陆与哥伦布大交换
传到美洲的“文明病”
“文明的惩罚”
梅毒病名的由来
都是风流惹的祸
第七章 伦敦大瘟疫：大火的启示
鼠疫再袭欧洲
大疫、防治与大火
隔离：亚姆小镇的自我牺牲
笛福的《瘟疫年纪事》
第一次“卫生革命”
第八章 霍乱：伟大的卫生革新家
霍乱在旅行
斯诺的霍乱地图
伦敦、巴黎，如此肮脏
欧洲的公共卫生运动
第九章 东北大鼠疫：国士伍连德
鼠疫第三次大泛滥
中国战疫第一人伍连德
司督阁与奉天鼠疫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
第十章 西班牙流感：未揭晓的谜底
恐怖的“西班牙女郎”
美国政府隐瞒了疫情真相
流感阴影笼罩全球
病毒大变异？
第十一章 科学与瘟疫的持久战
天花与种痘
病蚕的秘密，病菌！
青霉素源于一个偶然
被寄望的疫苗
与瘟疫共生
结语 一盘棋的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瘟疫是什么？雅典瘟疫时，飞鸟绝迹；黑死病肆虐
时，尸横遍野；东三省鼠疫时，棺材脱销……瘟疫是大噩
梦，历史上几次大的瘟疫暴发，都是以成百上千万人的死
亡而被历史铭记。瘟疫的产生和蔓延，与人类的生活方式
和生存状态有关，与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瘟
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灾害，杀害无数生灵，它的大规模暴
发和蔓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和危险性，还会带来严重的
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人类社会经常会遇到瘟疫带来的危
机，文明发展进程也常常因此而改变。瘟疫深刻地干预着
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瘟疫几乎与人类如影随形。将时间拉回到人类文明的
起点，几乎从童年开始，人类就始终在与瘟疫进行着持久
战。最初，人们对瘟疫只有恐惧和无奈，只能依靠祈祷来
祈求噩梦过去，抵御的武器只有“屈膝”，瘟疫得以吞噬
数千万人的生命。19世纪以来，人们以近代科学的名义揭
开了瘟疫的神秘面纱，从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对瘟
疫的战争。随着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文明的发展，随着科
学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进步，磨砺出抗生素、疫苗等锐
利武器，鼠疫、疟疾、霍乱、天花等瘟疫似乎已经远离而
去。肺结核、梅毒、流感等也不再是不治之症。几经较量
一个个瘟神被打倒了。虽然谈不上是消灭了瘟疫，但瘟疫
也没了往昔肆无忌惮的“风光”，在科学和医学不断探索
向前迈进的脚步中，人类战胜瘟疫的速度正在日益加快。
瘟疫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伴生物。它总是伴随着人类发
展的进程而来，并对人类文明产生全面的影响，这些影响
往往比枪炮、革命、战争来得更猛烈，更深入人心。美国
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认为，自
从大约公元前500年开始的这一时期，在亚洲和欧洲病原
体已经开始影响到文明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也是人类文
明史上的轴心时代，是一次全球性的文化突破的时代。
在过去的三千多年当中，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一变化中，人类对瘟疫的认知方式的
不断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纵观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史，气
候与疾病、贫困与疾病、城市与疾病等话题一直贯穿其
中，人类对瘟疫的认知方式也随之一次次得到提升。雅典
大瘟疫，人类只能祈祷；黑死病期间，人类提出了隔离概
念；霍乱时期，人类开启了流行病学研究；对抗天花病
时，人类敲开了免疫学大门……如果人类对瘟疫的斗争史
有一个纪念碑，那么我相信以下9次战疫值得人类反省深
思，值得铭刻在这个纪念碑上。它们是雅典大瘟疫、安东
尼瘟疫、查士丁尼鼠疫、黑死病、哥伦布疫病大交换、伦
敦大瘟疫、霍乱、东北大鼠疫、1918年大流感。这9次战
疫无论是从暴发的规模、传播路径的宽广宽，还是死亡人
数、死亡率来说，对人类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其对
公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起到了塑造作用。
历次的战疫重塑了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城市。在城
市，水源、垃圾处理系统、基础设施、社会秩序以及公共
卫生规划的使用常常是超载的，瘟疫特别考验城市的公共
治理水平。伦敦大瘟疫催生了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
命”，霍乱推动了欧洲城市的改造、美化以及公共卫生运
动。人类逐渐地认识到了公共卫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重要意义，清洁的水源和污水处理系统纳入到了城市的
规划议程。
瘟疫如幽灵般在人世间徘徊游荡，人类历史也如一部
未完待续的惊悚片，正如《鼠疫》一书所说：永远不死不
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
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
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
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
的葬身之地。
但是，人类战胜瘟疫的信念坚不可摧。科学之光帮助
人类驱散疾病的阴霾，帮助人类走出无知和愚昧的困境。
人类与瘟疫对抗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关于死亡、毁灭和绝
望的故事，还有着人类关于科学探索的宝贵记忆，更有人
类骁勇协同作战的伟绩。尤其是一代又一代的白衣天使挺
身而出，浴血奋战，从“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神圣的医生”盖伦，到“霍乱地图”的约翰·斯诺、晚
清国士伍连德等，无数的医疗工作者前赴后继来到战疫的
第一线，以向死而生的精神帮助人们逃脱噩梦。迎接崭新
曙光。
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7月1日得知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
虫病后，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写下《送瘟神》二首，其
二云：“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
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
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瘟疫从来没有远离人世间，一直
与人类文明同行，人类更是从未停止抗争瘟疫的脚步。保
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学会与病毒相处，与瘟疫共生，就是
一次次瘟疫带给我们的反思。

本书在新冠肺炎的背景下，以全球史的视野，讲述了瘟疫与自然、人类历史的关系，并通过生动、翔实的事例和数据，记录了世界历史上数次大瘟疫的故事，以及瘟疫对历史进程、人类文明的影响，进而在一次次生死涅槃中体悟人类与瘟疫共生共存的智慧。

2003年，“非典”暴发时期，我和大家一样困在家
中，有了比较集中读书的时间。在这几个月中，我集中阅
读世界文明史上有关瘟疫的材料，特别是医疗社会史方面
的文献，集中思考瘟疫这种一直与人类纠缠的恶魔是如何
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那时，我把当时的思考写了一本书
《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此后，我仍然在关注这方面
的问题，把对瘟疫的研究与思考作为我研究文明史、文化
史的一个侧面。我非常赞同麦克尼尔的观点，对于世界文
明的历史，要从多个侧面去认识，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多面
的历史。
人类同瘟疫的斗争是文明史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
我们在应对瘟疫的挑战中，进一步审视自己，审视我们的
健康和生命，审视我们的道德和文化，审视我们与其他物
种的关系，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使我们有机会
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的文明。
最后，感谢出版社编辑对本书内容框架的建议，以及
为顺利出版付出的努力。
武斌
2020年2月2日于沈阳浑河之南

从新冠肺炎说起
2020年开年，所有人的心都被“新冠肺炎”这个词给揪住了。
新冠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常见症状有发热、咳嗽、气促和呼吸困难等，较严重的可导致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衰竭。甚至死亡。
对于冠状病毒，我们并不陌生。曾席卷全球、至今让国人心有余悸的sARS病毒就是冠状病毒大家族的一员。
2002年11月，SARS在我国广东佛山首发，后扩散至全球，在全球累计确诊病例8000多人，造成900多人死亡。直至2003年中期，疫情才被逐渐消灭。10年后，科学家最终将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追踪至中华菊头蝠。17年前那场抗击“非典”的战争，至今仍让人们记忆犹新，但远离野味的警告最终还是渐渐地被人们淡忘。
加上MERS病毒，这已经是21世纪以来，冠状病毒家族成员第三次肆虐人间。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是人类生存的大敌。如果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历史开始算起，在所有人类的致死原因中，瘟疫恐怕是第一位的。且不说时常在某些地方出现的一些局部的瘟疫，单是大面积暴发的、带有国际性的大瘟疫，在历史上就有很多记载，而且往往是造成十室九空的恐怖景象。
例如，6世纪出现的“查士丁尼瘟疫”蔓延到欧、亚、非的许多地方，估计死亡人数在1亿人左右。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泛滥，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有些城市的死亡率甚至达到70％。在17、18世纪天花流行，欧洲死亡人数达50万人，亚洲多达80万人。1918年大流感波及世界许多地区，2100万人因此死于非命。2002年，全世界有200多万人感染肺结核死亡。
历史上，高死亡率是瘟疫的基本特征。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往往数以百万千万计。凡是瘟疫席卷过的地方，尸横遍野，土地荒芜，城市废弃，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社会经济因此停滞运转甚至倒退，人类历史因此发生重大改变。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才找到了对抗瘟疫的科学方法，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发展，这种高死亡率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瘟疫与天灾人祸
瘟疫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是，这种自然灾害的产生和蔓延又和其他天灾人祸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战争与灾荒对瘟疫的暴发影响巨大，中国古代就有“大荒之后，必有大疫”“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的说法。
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发生瘟疫，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比如《北史》记载：“江浙饥荒之余，疫疠大作，死者相枕藉。”在世界历史上，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比如毁灭庞贝城的维苏威火山爆发后不久，罗马帝国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有学者研究认为，“查士丁尼瘟疫”与瘟疫发生前不久北欧的一次火山爆发之间，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
为什么在大的自然灾害之后会出现瘟疫流行呢？英国学者戴维·基斯（David Keys）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瘟疫需要气候的激发作用。大多数瘟疫的暴发是由突发而剧烈的气候变化引发的。虽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在严重的干旱之后继之以正常的天气，也可能引起瘟疫的暴发，但是，过量的降雨，特别是在干旱之后发生大规模降雨，则最有可能引发瘟疫的四处蔓延。
从历史上看，战争与瘟疫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战争的历史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战争本身就是一个滋生瘟疫的温床。因为战争首先是士兵最大程度的聚集，大规模的征战使得士兵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很远的地方，这就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瘟疫对军队的战斗力乃至战争的结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决定了战争局势。
传染病对军队的威胁与祸害由来已久。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被《三国演义》表现为主要是诸葛亮的智谋使得曹军大败，而实际上却是因为曹军中发生了瘟疫。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明朝的京营兵士就正遭受鼠疫侵袭，元气大伤。在北京的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赢弱的士兵守卫，根本无法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1812年6月，拿破仑统领近50万大军入侵俄国，当部队行至波兰和俄国西部时，近半数士兵因感染斑疹伤寒和痢疾而死亡或丧失行动能力。当拿破仑下令撤出莫斯科时，他的军队剩下8万人，而到1813年6月撤退行动结束时，拿破仑手下只剩下3000多名士兵，死于传染病的官兵比战死在沙场上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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