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1922-1992），本名许晏骈，谱名儒鸿，字雁冰，浙江杭州人，出身于钱塘望族。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巨匠，因其地位之高、受欢迎范围之广，素有“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
1940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因抗日战争影响未完成学业。战后考入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并于1948年随校迁至台湾。1959年卸军职，投身报界。
1962年发表历史小说处女作《李娃》，一鸣惊人，此后著述不断，写下数十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历史小说。代表作有《李娃》《乾隆韵事》《红楼梦断》《慈禧全传》《胡雪岩》系列等。
高阳熟知历史掌故，凡笔记、野史、杂著、诗文及民间传说都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很自然地融入小说之中，读来有很浓的临场感。他对历史兴亡、政治成败、宦海浮沉、社会万象、商业竞争等洞察幽微，写故事、写人情、写斗争，很少有人堪与比肩。著作问世几十年来风靡全球华人世界，多次再版。

《杨门忠烈传》无目录

大宋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十三，开封府的百姓，家家在打点着，晚上到“天街”看灯。
“天街”又称“御街”，在皇宫正门的宣德楼前，笔直一条往南的大路，宽有两百多步。路中心是“御道”，用两行朱漆杈子隔开，不管什么行人车马，都不准行走。朱漆杈子两旁是砖石所砌的两道御沟，沟中种满了荷花；沟岸上夹杂种着桃李梨杏，自春到夏，红白芳菲，灿若云霞，真正好一片锦绣江山。
御沟之外，称为“御廊”，鳞次栉比的商铺，百货杂陈，是京城里与大相国寺媲美的一处销金窝，平日就繁华异常，到了灯节，更自不同。
灯节的灯，由开封府承办。向例从年前冬至开始，面对宣德楼扎起一座极为高大的彩牌坊，名叫“彩山”，又叫“灯山”。牌坊一共有三座门，金书匾额：中间一座大书“都门道”，东西两座叫作“左禁卫之门”“右禁卫之门”，又有一方横额，是“与民同乐”四个大字。
这座彩结牌坊，花团锦簇，精工细绘无数神仙的故事；门上左右两面，用蒲草、竹子，扎出两条蜿蜒戏水的游龙，上覆青布，密密插着千万盏灯烛，老远望过去，直如天边出现两条火龙。
最妙的是左右门边的两尊菩萨，一尊是跨青狮的文殊菩萨，一尊是骑白象的普贤菩萨，金身何止六丈？光是手指就有一尺长，五只手指喷出五道清泉，而且手臂自然摇动，流泉飞舞，蔚为奇观。
御廊上这时又不同了，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都要来此献技。要惊险的有踏索上竿、硬吞宝剑；要文静的有说书、猜谜。箫管嗷嘈，舞袖纷扬，外加猴呈百戏，鱼跳刀门，道不尽一片太平盛世的欢乐繁华。
从牌坊到宣德楼前，约有百步之遥，东西两面用荆棘做栏，圈出来的这块广场名叫“棘盆”。棘盆之中，又是一番光景。最触目的是左右两支长竿，高有数十丈，用红缯包裹，上设辘轳转盘，放下数十条彩索，索上印着纸糊的百戏，走马灯似的转动不停，四方都可以观赏。棘盆北面，宣德楼下设两座乐棚，容纳两班军容，名为“钧容直”，每班一百一十六人，领头叫“押班”，一声令下，金鼓齐鸣，惊天动地。只是这“钧容直”轻易不动乐，要动时，必是御驾到了。
御座就设在宣德楼上，檐前垂着黄色丝帘。每年正月十三到十五，皇帝与妃嫔，在帘内看灯、看杂陈的百戏，与民同乐。而这天晚上，皇帝还在文德殿召集御前会议。
奉召参与这个国家无上重要会议的大臣，一共只有五个人。第一个是薛居正，字子平，籍隶开封府，是先朝老臣，鹤立长身，白髯飘拂，仪表极其端重。赋性清廉俭约，待人宽厚简易，而且是个有名的孝子，当然也是君子，所以太祖与当今皇帝两兄弟，对他都很看重，入阁拜相已经十六年，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第二个也是开封府人氏，原名沈义伦，因为“义”字犯御名“光义”
的讳，所以改为单名沈伦。他也是清廉俭约出了名的。平生佞佛，笃信因果，从不杀生。盛夏傍晚，蚊子一阵阵围绕在他左右，叮得遍身都是，童儿拿扇子来替他赶，反惹他一声叱斥。问他为何拿自己的血供蚊子饱啖，他说是为了行善祈福。
第三个平章国事的宰相，名叫卢多逊。此人是个才子，但气质却不如薛居正、沈义伦来得纯正。（P1-2）

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高阳在华语历史小说界的地位之高，与金庸在武侠小说界的地位相当。
本书栩栩如生的勾勒出大宋民间和宫廷种种，生动刻画出杨老将军的忠烈直薄云天。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平生幽愤汗青知——高阳的小说和他的怀抱
文/张大春
回首二十七年以前（1992年），高阳过世。在当时还
清晰可辨的台湾艺文圈，那是一桩人人感怀议论的大事。
不过一两个月之间，以拥有文学副刊的报纸传媒以及现代
文学刊物纷纷发起了带有追悼性质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刊
登纪念专辑。前后不多久的时间，我就应邀写了三篇谈高
阳其人其文其怀抱与性情的文字。至今回想起来，其中的
部分观点和申论，还是值得拿出来向高阳的新读者简略地
作一介绍。
十九世纪英国着名史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在评论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
1832）的历史小说诸作时曾这样说：
过去的时代并不只是纪录、国家档案、纸上论战以及
人的种种抽象形态，而是都充满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是
抽象的，也不是公式和法则。他们都穿上了常见的上衣和
裤子，脸上充满了红润的血色，心里有沸腾的热情，具备
了人类的面貌、活力和语言等特征。
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威弗里小说集》（Waverley
Novels）一向被视为近代西方历史小说的鼻祖，作者往往
将一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放置于一兴一逝的两个“时代”之
间，毕现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并且使史实上班班可
考的“真实人物”与这些“虚构人物”相接触，以成就作
者“重塑”的企图。
如果《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本子可信为明代弘治
甲寅年（1494年）刊本的话，那么，早在《威弗里小说集
》出版前三百二十年，罗贯中就已经基于某种同样无奈的
重塑企图在展开他书写“演义”的工作了。为什么要说“
无奈”呢？在甲寅本书前庸愚子的序中有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
，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
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
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
庸愚子的这段话中所谓的“士君子”，所指的自然是
那些拥有“知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他们之所以
厌恶“言辞鄙谬”“失之于野”的野史评话，可以解释成
对史实史料之尊重，也可以解释为对“知识／权力”这个
相互喂哺的系统的扞卫。“士君子”绝然不能忍受的正是
历史被非士人阶级的鄙俗大众“妄加”虚构、杜撰、发明
以至于无中生有。
而罗贯中彼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书写工作，
也正是一处于士君子阶级和鄙俗大众阶级之间夹缝的产物
。然则，庸愚子以诗教赞之，亦犹如卡莱尔所称许于司各
特了。
一生完成了二十七部历史小说——其中包括英国文学
史上的经典《劫后英雄传》（Ivanhoe，1819年）——的
司各特在1821年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爵士封号，并当选为
爱丁堡皇家学会主席，且直接影响了后世英国作家萨克雷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但是
在司各特死后整整一百三十四年，历史小说家高阳却在他
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李娃》的序言《历史?小说?历史
小说》中，重新品尝了一次和罗贯中类似的夹缝滋味。他
这样写道：
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
识，以至于变得没有事实的阶石在面前，想象的足步便跨
不开去。
非徒如此，高阳甚且以谦卑的口吻说：“对于历史的
研究，我只是一个未窥门径的‘羊毛’。”即使当他发现
了一段记载，提及明太祖第八子潭王（传说是陈友谅的亲
生儿子）因胡惟庸谋反而牵连在内，夫妻焚宫自杀，缘是
有感而发，试图将这个材料发展成一个“极其壮烈的悲剧
”，高阳却如此写道：
由复杂的恩怨发展为政治的斗争，终于造成伦常剧变
，而且反映了明朝——甚至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
明太祖因胡惟庸之反，迁怒而侵夺相权。这是一部所谓大
小说的题材，但必为历史学者所严厉指斥，因为没有实在
的证据可用以支持我的假设。这就是我所以不敢试写历史
小说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终于要来尝试一下了。”高阳紧接着写道
。而且自《李娃》以降，他再也不曾在近六十部长短篇历
史小说着作中因顾忌“历史学者的严厉指斥”而写过任何
一篇像《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这样辞谦意卑的序言。
个中究竟，是高阳对于“拿证据来”的考证要求心无
挂碍了呢？还是他始终一本“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呢
？高阳本人向未明言，他自己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在考证笔
战中指责过其他的学者罔顾史料或不明典故。这样的转变
可能并不只是因为高阳在某些史料考据的领域里“拥故纸
而自重”，却也可能是由于高阳在写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
深刻玩味出重塑历史的雄辩技术与特质。
熟悉高阳历史小说的读者大抵知道，高阳的作品并不
刻意经营动作性的情节，而以较多的笔墨铺陈人物之间曲
折细密的心计以及渊通博晓的对话，参厕其间的，则大多
是某景某物某陈设名器或某诗文辞章的来历典源。绝大多
数以连载于报端形式首度发表的作品既然是在且刊且写的
情况下完成的，读者经常会“感

北宋初年，宋太宗御驾亲征，欲灭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汉外结辽国，内恃名将杨业，苦苦抵抗。一番激战之后，辽军败退，北汉灭亡，杨业归降。宋太宗一鼓作气，远征被辽国侵占的燕云十六州。高梁河一役，宋军溃败，太宗仓皇南逃，亏得杨业救主。次年，辽国发兵攻雁门关。杨业奉命镇守，大破辽军。自此，辽军称杨业为“杨无敌”，见杨家军旗号或避或逃。兵精将猛，宋太宗又动了伐辽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