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近二十年，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他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孙殿英、高树勋、廖运周和特务头子戴笠、徐恩曾、刘建群之间，长期从事秘密兵运工作、上层统战工作。他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圈套之中，一生屡历险境，五次被捕，两次入狱。他不仅保持了气节，而且全身得脱，堪称奇迹。这本回忆录脱胎于靖任秋在“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交代材料，回忆详尽，生动可读，不仅细数隐蔽战线的斗争，而且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百态、世风人情都有详述，堪称展现旧中国社会的一幅生动图画。

一、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
二、参加南昌起义
三、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四、各自为战
五、西北之行
六、见证何戒僧部队起义失败
七、作为孙殿英代表多方活动
八、见证福建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幕
九、在北平搜集情报，策动反蒋
十、参加延安白区活动分子会议及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
十一、再返孙殿英部
十二、在反摩擦斗争中
十三、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
十四、和蒋介石一语谈崩
十五、被捕——孙殿英借刀杀人
十六、狱中岁月
十七、越狱
十八、千里逃亡
十九、策动伪军王道、王天祥部起义
二十、进入根据地
二十一、邯郸阵前策动高树勋起义
二十二、淮海战场策动廖运周起义
二十三、回顾与思考
附录1 彭文回忆文章
附录2 彭文谈话记录
附录3 将才雄风话当年——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李达
后记 怀念父亲

我的父亲靖任秋1905年生于江苏徐州铜山县东南乡棠
梨张集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读书，1924年毕业于徐州省
立第七师范学校。1925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时在五卅运
动中入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直到1944年秋进入解放
区为止，他一直在白区(含日伪占领区)从事秘密工作，而
且主要从事军运工作，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
统一战线工作，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特务头子之间。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蒋介石特务搜捕、
监视、圈套之中，也多次受到国民党蒋介石高官厚禄的引
诱。他一生历经的险境难以胜数，仅仅抓捕他就遇到五
次，其中两次被捕入狱。然而，靖任秋不仅保持了自己的
气节，而且全身得脱，不仅如此，还能作出一番事业。在
艰险的环境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达到消灭敌人的目
的，实属奇迹。他的经历堪称传奇。
靖任秋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政治历史审查，前后历时
共计16年之久(1955年到1962年，1967年到1976年)。审查
中，专案组在“左”倾思潮驱动下，以必欲纠出一个“大
叛徒，大特务”而后快的目的，对所有可能引起怀疑的事
情和细枝末节都穷追不舍，要求靖反复交代，力图从中找
出问题和矛盾。这就迫使靖不得不反复回忆，竭力搜寻一
切点滴的记忆，提供当事人的详尽名单。专案组也不惜代
价地在茫茫人海中上天入地、天涯海角地查找人证物据。
虽然专案组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把靖的历史查得一清二
楚。“文革”结束后，专案组解散，靖在“文革”隔离审
查期间写的近千页的交代材料归还给了本人，还得到一本
1955年审干时靖本人1959年写的三定稿。后来靖陆续在上
海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过五篇回忆文章(陈霞飞、陆诒整
理两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陈霞飞还根据靖的回忆
录音整理了《兵运纪实》刊登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
上。本书就是把这几种材料汇集整理和编辑在一起的回忆
录。同时，为恢复靖回忆的全貌，删去了陈添加进去的邯
郸战役中王定南的那一部分(靖纠正陈整理稿的手迹见文
中)。靖的政治历史在专案组的要求下，同一事情前后反
复交代过很多次，其中绝大多数事情叙述都是相同的，甚
至用词造句都是完全一样的。也有个别的问题和细节前后
叙述是有出入的，这是靖在专案组的查证“帮助”下逐渐
澄清自己回忆的结果，因此靖的回忆是真正经过小心求证
证明了的材料。编辑中遵循以下原则：回忆全部采用原
文，仅于个别地方增加一些连缀词句以理顺文字；回忆诸
材料内容繁简不同或各有增删时，力求增补详尽；情节描
述不尽相同时，基本以靖本人手写的材料为准；写作时间
不同而有出入时，又以写作日期在后的材料为准，力争准
确反映靖的全面活动和社会各层面。与一般回忆录比较，
它有两大特点，一是真实性强，具有真实史料的价值。因
为所有主要情节甚至细节都经过前后两个专案组先后历时
十余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查证，他们不论出于何种
动机，为求通过旁证检验靖“交代”的真伪，无论正面还
是反面的当事人，也无论当事人职位是高还是低，当事人
几乎都被找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靖的“交代”材料都
是经过考验和检验的。二是回忆非常详细具体，这是被逼
在囚室里面壁十几年，搜肠刮肚、冥思苦想的结果。因此
回忆不仅生动，可读性强，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百态，上至
“王侯将相”下自贩夫走卒，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可说
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生动的画图。这个回忆录反映的军运
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中
的一个组成部分，回忆录记载了革命洪流中的这一波细
浪，对更全面地了解那一段历史具有保存的价值。
靖任秋事迹除回忆录中叙述到1947年以外，其余部分
他自述如下：“1948年秋到平山党校学习，1949年天津解
放，当年1月调天津做市政府委员兼公用局长，1950年改
兼天津港务局局长，同时任天津市委交通党委书记。1952
年9月底调到交通部，任部党组成员、内河航运总局局
长。1955年审干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1962年组
织作出结论，政治上没有问题。l956年在审干中停止了党
组成员工作，调离了内河总局，改作水运科学院院长，实
际是科学院的筹备工作。1958年河、海两个总局合并，又
调作海河总局的副局长。1960年调到华东局，等1962年审
干结论(注：周恩来总理作的结论)后，宣布为华东局经委
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靖任秋被迫害，其间
1967年10月被关押在漕河泾少教所监狱，长达六年(1967
年到1973年)，1973年5月释放出来后继续在市五七干校劳
动接受审查，“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0月经过复查，
维持1961年没有问题的结论，才重新平反解放。1978年初
重新分配工作后担任上海市政府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
1979年5月调任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第五、六
两届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
委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1992年离休，1996年去世。
此外，本书还附有我母亲彭文(原名彭援华)亲撰的三
篇回忆录及一篇

靖任秋1925年加入中共，此后近二十年，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身居要职，孙殿英倚为心腹，戴笠对其收买，蒋介石召其面见。他周旋于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高树勋、廖运周、孙蔚如）和特务头子（如戴笠、徐恩曾、刘建群）之间，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兵运工作、上层统战工作。近二十年里，他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圈套之中。本书是靖任秋的回忆录。

怀念父亲
父母亲去世已经多年了，可是我对他们的怀念是永远
的。
我记忆深刻的首先是他们对子女一一我们兄弟姐妹的
态度。他们似乎从来不大过问我们的学习，没有为学习批
评过，更不要说责骂了。相反地上中学特别是高中以后，
妈妈倒是常常长时间地听我滔滔诉说学习上的心得体会，
很有兴趣地全神贯注地听着，偶尔启发性地插上两句话。
她常讲起舅舅昭叔青年时在湖南乡下种田时刻苦学习的故
事，看书看累了用报纸将泥腿一裹就上床睡觉了，无形中
给我们灌输着刻苦学习努力奋斗的精神。
他们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注意。我小时候关节不大
好，刚进北京城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就带我找城南一个专
门看关节炎的老中医治病。方子中有乌头，毒性很大，吃
了以后浑身像有小虫子爬，妈妈一刻不离地在我旁边守候
着。参加工作后到上海时我已30岁，结了婚并且有了孩
子。父亲先我调到上海，他打听到一个偏方，用乌龟装在
猪肚子里泡上黄酒，蒸24小时，一次全部吃下，可以治关
节毛病。每星期回去看他，他都给我这么做了，看着我全
部吃下去。这样我一连吃了十几二十只乌龟，毛病算彻底
好了。父母更多的是鼓励我们崇尚体育，参加各种各样的
运动，培养健康的体魄。妈妈给我们提起过，八一起义南
征潮汕失败的时候，部队纷纷上船渡河撤退，船己离岸好
远，妈妈和很多人还在岸上，情急之下大家都不顾一切地
往船上跳，很多同志都掉到河里，她却奇迹般地跳到了船
上。我望着她那一米四几的超小个子，真想不到她年轻时
还有这样的能耐。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正上中学，星期天
父母常带我们到北海去划船，到颐和园去玩，到十三陵去
看桃花，到北海去看齐白石的画展和菊花展。上俄专的时
候还鼓励我看中国历史书籍，非常注意培养我们健康的身
心，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多方面的兴趣。弟弟季洛上初中时
功课并不好，但是家里还是支持他参加学校里的舢板队，
比赛时还拿过名次，还参加了区里办的少年水电站，还专
门给他买了一个足球。他高中时功课就上去了，现在已经
是一个雷达方面的专家了。姐姐成了教授，妹妹在上高二
的时候考上了大学，赶上了“文革”前的最后一个末班
车。
父母亲要我们生活上能吃得起苦，经得起艰苦生活的
考验。妈妈常用她的一个亲戚做例子，因为从小生活优
裕，长大后因为害怕过艰苦的生活而终究事业上无所成
就，告诉我们生活能影响人的事业，能影响人的政治方
向，因此要严肃对待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向我们强
调生活上要靠自己，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靠父母，
不要靠照顾帮助，更不要有任何优越感。父母不仅这样
说，更在实际上这样要求和对待我们。季洛上大学的时
候，衣服上都打着补丁，冬天棉衣里的棉花都露了出来，
一副褴褛的样子，和群众子弟没有任何区别。兄弟姐妹一
参加工作就要求他们自立生活，四海为家，自己去闯天
下，绝不要求组织照顾或者找关系提携，也决不在生活上
支援。总之，自力更生，一切困难靠自己解决。妹妹“文
革”期间上山下乡到了安徽利辛乡下，她从来没有提过把
她的工作调动—下的要求，更不要说调回上海了。为了子
女的事他们请组织帮助的只有唯一的一次：姐姐因为从小
患哮喘病无法在南方生活，爸爸请组织帮助调到北方工
作，结果调到了济南。我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但是自从参加工作后就一直独立生活，在北京有一段时间
我们住的是出租的房子，在上海我们一家四口很长一段时
间住在不到12平米的房子里。生活上他们要比我们优越得
多，但经济上决不给任何接济。唯一的一次，是在“文
革”后平反了，父亲一高兴给了我们兄妹每人400元，要
我们每人买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一切看似冷酷，令
常人难以理解和相信，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爱，它不是
溺爱，而是一种理智的爱。他们的良苦用心是要我们断绝
一切依赖的念头，彻底树立自立自强自尊的精神，在人生
道路上，无论政治上，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要靠自己去
闯。结果我们五兄妹天各一方分散在哈尔滨、南京、济南
等地，只有我是随单位迁来上海的。我们都在当地扎下根
来，成家立业。实际上除了给我们一副好的身体之外，这
是父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大一笔精神财富。它确实是吃不尽
用不完的，是永久的。
对父亲的认识是很晚以后的事。小的时候只觉得他寡
言少语，不苟言笑，对我们很严肃，甚至有些严厉，我们
都有几分怕他。成年后又觉得他说话言简意赅，遣词用句
都很注意恰如其分，恳切地慢慢道来，绝无虚饰之词。意
思点到为止，让你自己领悟，很少发挥；他很爱整齐和干
净，凡他用的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他非常周
密细心，每次出差前都把要做的准备事项一一记在本子上
以防遗漏；他爱惜家具地板墙壁等家中的一切东西，搞坏
一点他都会显出很痛惜甚至生气的样子；他还很喜欢新奇
的电视机、照相机之类的新鲜玩意，研究它掌握它，但是
不许我们动，直到我们都有孩子了还是这样。我们都知道
这是他的脾气。他

一、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场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旁听。有不少人因为缴不起学杂费用，用旁听的方法在大学听课，学校也允许。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我在南京参加了这一伟大运动，在运动中被吸收入党，未经过候补期。大约是六七月，我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陈子坚(又名陈兴霖，和我是小同乡，以后脱党，任过国民党师长，解放后在财政部的出版社工作。是先由他和我谈话的。)和华少峰(又名华岗，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陈是东大学生，东大党支部的负责人，华少峰是当时的南京地委书记，当时南京的党团员只有二三十人，地委书记是直接领导人。当时我们一同住在丹凤街一个老百姓开的寄宿舍里，我和陈子坚同住在一间北房，华少峰一人单独住在同我们对面的一个南房里。陈子坚有组织关系我知道得很久，他到南京东大以前，在徐州第十中学就有关系，我了解徐州组织的负责人是十中的教员吴亚鲁。我在南京时认为他是党员。入党时填有入党介绍表(确切名称记不清了)，并在清凉山的扫叶楼举行了宣誓仪式，一同宣誓的还有一两位。宣誓时在墙上钉了一幅长不满尺，有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我当时以为是党旗，面向红旗举手宣誓。那时他们告诉我，同志间互相介绍，不要说同志，党员就说是大学同学，团员就介绍说是中学同学。入党后，小组生活中只记得有朱福民(东大学生，河南人)，其他的人不记得了，可能还有陈子坚。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人，现在知道下落的只有阎少鹏(或严兆鹏)，在北京计量局工作。1962年他到上海还找过我，1926年后我们就见过这一次。岳烛远也是在南京党内认识的，他当时在南京第一中学读书。其他党员，我知道的有宛希严(东大学生)、徐恕(东大学生，河南人)，曹壮父(河海工科大学生)等，下落都不清楚。这些人都是当时比较活跃的。我们开会都是在一起的，经常开会的地方是在陈君起的家里，也在清凉山、玄武湖开会，统是这二三十人，会议中没有分过党团员，也没有对党团员分过什么不同的任务。
在这以前，1923年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国共合作，党的活动是利用国民党的面目公开的。我们的党员加入到国民党内，联合左派，孤立右派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我入党后组织即决定我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是陈子坚和刘华章(东大学生，徐州人)。南京党的主要活动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联合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作斗争。当时国民党左派中有一个联合的对象叫李一平，后在国务院参事室作参事。当时南京是国家主义派大本营，所以当时的活动中和国家主义派作斗争也是主要任务。通过五卅运动也进行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曾经包围过英商在南京下关的怡和洋行，由于警察干涉，在南京警察厅请过愿，举行过群众大游行，进行过不少宣传工作。好多活动也是和陈子坚一同的，如夜晚贴标语、传单，一个在前边刷糨糊，一个在后边贴等等。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建立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成立黄埔军官学校，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合作的军事、政治并重的新型军校。因为需要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军队，1926年4月，由南京地委决定，介绍我去广东报考黄埔军校。一同介绍去的另外还有两个同志，一位姓熊，江西人，他本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是学校派他到北方活动，任务完了回学校去。另一位姓李，是台湾人。两人都是中共党员，只是记不起名字了。介绍的关系是由姓熊的掌握的。1926年4月，我们一同由南京出发，从上海搭轮船到广州。那位台湾同志远离家乡，经济很困难，姓熊的同志钱也用完了。我身上也只有二三十元。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再住旅馆，等买了船票，剩下的几个钱，也仅够在船上买饭吃。当时轮船还不能直接到广州靠岸，只能先到黄埔，停在黄埔江心。我们一到黄埔已身无分文。一到黄埔熊就上岸，到黄埔军校找到当时的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周恩来同志离开军校后，他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江西人，可能他们是同乡，在他那里要了几块钱，我们才雇了一条小艇，当夜就住在这个小艇上，等第二天才又另外搭船到的广州。到广州也是熊去和组织接上关系。黄埔入伍生政治部是派韩继汉和我们联系的，由韩介绍我们先住到广州总工会，以后也是由他给我们办的入黄埔的手续，是否经过考试想不起了。熊是一期的考学生，他是到校本部学生队插班的。我便编入入伍生第一团作入伍生，那位台湾同志是进的炮兵营(入伍生)，我在入伍生是第一连，全连也只有几个党员，现在记得的同连同支部的只有陈丙亭同志—人，另外一位姓谭的，名字不记得了，他们都是湖南人。韩当时可能在黄埔军校入伍生部的政治部工作。黄埔只有党的组织，没有团的组织。在黄埔开小组会，交党费都是经常的，每个星期中央差不多都要召开一次党员的全体会，地点就是在毛主席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山大学。 广东未统一以前，陈炯明还盘踞在东江一带，而广州附近基本上掌握在旧军阀杨希闵、刘震寰手里。黄埔军校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