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编著的《复活（上下）》是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呕心沥血十余载的长篇巨著，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结晶。小说通过马斯洛娃以及监狱中的“囚犯”蒙受的不白之冤，对沙皇的法律、法庭、监狱、官吏以及整个国家机构的反人民的本质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是一面反映俄国农民在革命中矛盾状况的镜子。

《复活（上下）》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后期的一部作品。

《复活（上下）》对俄国社会的揭露和批判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并以主要的篇幅揭露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说得很中肯：托尔斯泰“在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达到“撕下了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是“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作品”的“天才的艺术家”；另一方面，他是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等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

第一部

 一／2

 二／5

 三／11

 四／15

 五／17

 六／20

 七／22

 八／25

 九／29

 十／33

 十一／35

 十二／41

 十三／46

 十四／50

 十五／53

 十六／57

 十七／60

 十八／63

 十九／67

 二十／69

 二十一／72

 二十二／75

 二十三／77

 二十四／84

 二十五／86

 二十六／88

 二十七／92

 二十八／97

 二十九／103

 三十／106

 三十一／108

 三十二／11 1

 三十三／1 15

 三十四／1 19

 三十五／124

 三十六／127

 三十七／129

 三十八／133

 三十九／135

 四十／137

 四十一／139

 四十二／144

 四十三／146

 四十四／153

 四十五／155

 四十六／160

 四十七／162

 四十八／165

 四十九／170

 五十／173

 五十一／176

 五十二／179

 五十三／181

 五十四／185

 五十五／187

 五十六／189

 五十七／191

 五十八／194

 五十九／197

第二部

 一／204

 二／209

 三／213

 四／215

 五／219

 六／222

第二部

 七／227

 八／230

 九／234

 十／240

 十一／243

 十二／245

 十三／247

 十四／254

 十五／259

 十六／263

 十七／266

 十八／268

 十九／271

 二十／278

 二十一／281

 二十二／284

 二十三／286

 二十四／291

 二十五／296

 二十六／300

 二十七／302

 二十八／308

 二十九／312

 三十／317

 三十一／322

 三十二／324

 三十三／329

 三十四／333

 三十五／337

 三十六／341

 三十七／345

 三十八／349

 三十九／352

 四十／357

 四十一／362

 四十二／367

第三部

 一／372

 二／374

 三／376

 四／378

 五／381

 六／385

 七／390

 八／392

 九／395

 十／398

 十一／399

 十二／402

 十三／407

 十四／409

 十五／412

 十六／415

 十七／420

 十八／422

 十九／425

 二十／430

 二十一／433

 二十二／436

 二十三／439

 二十四／442

 二十五／446

 二十六／449

 二十七／452

 二十八／455

涅赫柳多夫走进法院的时候，法院的走廊上人们已经在紧张地活动了。

法警们川流不息，他们在办上边交下来的公事，拿着各种文件，有的走得很快，有的甚至一路小跑，两脚不离开地面，鞋底擦得沙沙地响，喘着气。民事执行吏、律师、法院职员，时而走到那边去，时而走到这边来。原告们或者没有遭到拘押的被告们没精打采地挨着墙边走来走去，或者坐在那儿等着。

“地方法庭在哪儿？”涅赫柳多夫问一个法警。

“您找哪一个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

“我是陪审员。”

“那就是找刑事庭。您应该说明白。从这儿往右走，再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

涅赫柳多夫按照他的指点走去。

在法警所说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性情温和，分明刚喝过酒，吃过东西，心绪畅快极了。另一个是犹太籍的店员。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这时候涅赫柳多夫走到他们跟前，问这儿是不是陪审员的议事室。

“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好脾气的商人快活地挤一下眼睛，问道。“哦，那我们就要一块儿办事了，”他听到涅赫柳多夫的肯定答复以后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我们得出力了。请教尊姓大名？”

涅赫柳多夫说出自己的姓名，然后走进陪审员的议事室。

这个不大的陪审员房间里有十来个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此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然后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另外的人都穿礼服或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着农民的长外衣。

尽管其中有许多人是放下正事来做陪审工作的，嘴上说他们嫌陪审工作是件麻烦事，然而大家都感到在做一件重大的社会工作，脸上都流露出一丝愉快的神色。

陪审员们有的已经互相通报姓名而认识，有的却还不相识，只在揣测对方是什么人，可是他们都在交谈，讲天气，讲早春的季节，讲马上就要开审的案子。凡是不认得涅赫柳多夫的，都赶紧托人介绍跟他相识，分明认为这是特别光荣的事。涅赫柳多夫如同平素在陌生人当中周旋的时候一样，把这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他比大多数人高一等，他就会答不上来，因为他的全部生活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高明的地方。至于他会流利地讲英语、法语、德语，他身上的内衣、外衣、领结、袖扣都是从最上等的衣饰商店里买来的，那么他自己也明白，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他自居于优越地位的理由的。然而他又无疑地认为这就是他的长处，把别人对他表示的敬意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别人不这样做，他反倒会觉得委屈。恰巧，目前在这个陪审员的房间里，就有人对他表现了不恭敬的态度而使他生出那种不愉快的心情。陪审员当中有一个人认得涅赫柳多夫。他是彼得·格拉西莫维奇（涅赫柳多夫素来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因此有点洋洋得意），以前做过涅赫柳多夫的姐姐的子女的教师。这个彼得·格拉西莫维奇已经在大学里毕业，如今在当中学教员。涅赫柳多夫一向受不了他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他那种自得其乐的大笑声，总之受不了他那种像涅赫柳多夫的姐姐所说的“目无尊长的作风”。

“啊，连您也上了圈套，”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迎着涅赫柳多夫扬声大笑说，“您也没有躲掉吗？”

“我根本就没有躲掉的意思。”涅赫柳多夫严厉而冷淡地说。

“啊，这倒称得起是公民的忘我精神呢。不过您别忙，等您肚子饿起来，或者困得想睡觉，您可就不会再唱这种歌了！”彼得·格拉西莫维奇说，笑得越发响了。

“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对我称呼‘你’了。”涅赫柳多夫暗想，脸上现出一副极其伤心的神情，而那样的神情是只有在他刚刚听到他所有的亲人一齐死光的时候才会显得自然的。他迈步离开这个人，往人群那边走过去。那群入围着一个身材很高、仪表堂堂、剃光胡子的上等人站着，他兴致勃勃地讲着一件什么事。这个上等人讲的是目前民事庭里正在审理的一个案子，仿佛对案情十分熟悉似的，提到法官和著名的律师的时候总是叫他们的教名和父名。他正在讲一个著名的律师怎样神通广大，居然把那个案子惊人地扭转过来，逼得诉讼的一方，一个老太太，尽管十分有理，却不得不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来付给对方。

“真是一个天才的律师啊！”他说。

大家带着敬意听他讲话。有的人极力想插嘴说话，可是那个人把所有的话都拦回去，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才真正知道全部底细似的。

涅赫柳多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法庭的一名法官直到现在还没有来，这就把审讯工作耽搁下来了。

六

这个法庭的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里。庭长是个又高又胖的人，留着一大把正在变得花白的络腮胡子。他成了家，可是过着极其放荡的生活，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两个谁也不管谁。今天早晨他接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她去年夏天在他家里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来，到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信上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到六点钟之间她在本城“意大利旅馆”里等他。因为这个缘故，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审完，以便腾出工夫赶在六点钟以前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去年夏天他在乡间别墅里已经跟那个女人打得火热了。  他走进办公室，扣上房门，从文件橱的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举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把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

“再也没有一种办法像洗淋浴和做体操这样能保持人的元气的了。”他暗想，用他那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了摸右臂上部绷紧的一大团肌肉。他还有一套击剑中的挥旋动作要练（他在进行长久的审讯工作以前总要练这两套把式），不料这时候房门动了一下，有人要推开房门。庭长赶紧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法官走进房间，他个子不高，耸起肩膀，戴着金边眼镜，愁眉苦脸。

“马特维·尼基季奇又没来。”法官不满地说。

“这是说他还没有到，”庭长一边穿上他的制服，一边回答说，“他总是迟到。”

“真奇怪，他怎么会不怕难为情的。”法官说，生气地坐下来，拿出一支纸烟。

这个法官是个很死板的人，今天早晨跟他的妻子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因为他妻子已经把他交给她供这个月使用的钱提前用完了。她要求他预支一笔钱，可是他说他决不改变他的章法。结果两人大吵了一顿。他的妻子说，既然这样，那么家里就不预备饭了，他回到家里来休想吃到饭。吵到这儿，他就走了，深怕她真按她威胁的那样办事，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过规规矩矩、合乎道德的生活，反而落到这样的下场。”他瞧着面带笑容、健康快乐、性情温和的庭长，心里暗想。庭长正往宽里张开两个胳膊肘，用他那双好看的白手在制服的绣花衣领两边理顺又密又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永远心满意足，高高兴兴，我却总是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

“多谢多谢，”庭长说，点上一支纸烟。“我们先审哪一案？”

“我看，就审毒死人命那一案吧。”书记官仿佛漫不经心地说。

“嗯，也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个案子倒可以在四点钟以前审完，审完以后就可以走了。“那么马特维·尼基季奇没有来吗？”

“直到现在还没来。”

“那么布雷威来了吗？”

“来了。”书记官回答说。

“那么，要是您见到他，就请告诉他，说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

布雷威就是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走到长廊上，遇见了布雷威。布雷威高高地耸起肩膀，没有扣制服胸前的纽扣，胳肢窝底下夹着一个公文包，顺着走廊很快地走去，几乎是在跑步，鞋后跟嘎吱嘎吱响，他那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手心对着前面。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您一声：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问他说。

“不用说，我总是准备好了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

“毒死人命案。”

“好极了。”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丝毫也不认为那很好，因为他通宵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送行，喝了很多酒，又玩纸牌，一直打到深夜两点钟，然后坐着马车去找女人，他们去的地方正好就是六个月前马斯洛娃住过的那家妓院，因此他恰巧没有来得及阅读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目前想去草草地看一遍。书记官是故意刁难，明知他没有看毒死人命一案的卷宗，偏偏建议庭长先审这一案。书记官按思想方式来说是自由派，甚至是激进派。布雷威却是保守派，甚至如同一切在俄国做官的日耳曼人一样，特别笃信东正教。书记官不喜欢他，而且看着他的职位眼红。

“哦，那么关于阉割派教徒的案子怎么样了？”书记官问。

“我已经说过，我不能答应审问这个案子，”副检察官说，“因为缺乏证人，我要向法庭申明这一点。”

“其实那是完全没关系的……”

“我办不到。”副检察官说，仍旧甩动着胳膊，往他的办公室那边跑去。

他借口有一个对案情来说完全不重要和不必要的证人传不到庭而拖延阉割派教徒的案子。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个案子由受过教育的陪审员组成的法庭来审理，就可能以宣告无罪释放而结案。一旦跟庭长商量妥当，这个案子就必然会移交县城的法院去审理，那边的陪审员当中农民比较多，因而判罪的机会也就大得多。

走廊上的活动越发热闹了。人们大都聚集在民事庭附近，庭上正在审讯方才那个仪表堂堂、喜欢了解讼案的陪审员先生所讲过的案子。在审讯的休息时间，从民事庭里走出一个老太婆，那个天才的律师已经大显神通，把她的财产夺过来，交给一个生意人了，其实那个生意人丝毫也没有权利得到这笔财产。这一点连法官们也是很清楚的，原告和他的律9币就更清楚了。然而他们想出来的巧计已经把案子弄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要想不把老太婆的财产夺过来，要想不把它交给生意人，已经不可能了。老太婆是个胖女人，穿着华丽的连衣裙，帽子上插着些大花朵。她从门里走出来，在走廊上站住，摊开两条又粗又短的胳膊，对她的律师反复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啊？”她的律师瞅着她帽子上的花，心里在盘算别的什么事，没有听她讲话。

那个著名的律师跟在老太婆身后，很快地从民事庭的门里走出来，他衬衫上的硬胸衬嵌在领口很宽的背心里，平滑发亮，他那洋洋得意的脸上也同样大放光彩。他施展手段，弄得戴花的老太婆倾家荡产，而那个送给他一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十万以上。所有的眼睛一齐盯着律师，他自己也感觉到了，他的全身好像在说：“用不着对我做出什么钦佩得五体投地的表示。”他很快就从大家身旁走过去了。P18－22

作者简介

很多人认为，《复活》中的男主人公涅赫柳多夫，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的缩影，所以要彻底地理解《复活》，必须先了解它的作者托尔斯泰。

1828年8月28日，在莫斯科的一个叫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贵族庄园里，列夫‘托尔斯泰呱呱坠地了。虽然出生在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童年却是不幸的。在他一岁半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九岁的时候，父亲又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童年时他与三个哥哥和＿个姐姐都由远亲塔吉亚娜·叶尔戈利斯卡娅照料。叶尔戈利斯卡娅是一个善良而又极其虔诚的女人，托尔斯泰后来回忆道：“从对我一生的影响这个角度看，她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托尔斯泰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了严格的贵族家庭教育，他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与三个哥哥一起接受一位德国籍家庭教师的教育。他天资聪颖，进步很快，不久就能阅读外祖父留下来的许多藏书了。后来他又跟一个法国家庭教师学习法文和拉丁文。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学习了将近一年，又转到了法律系。可是托尔斯泰实在不习惯死读课本，他对学校教育失去了兴趣，并且开始迷恋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哲学拯救了托尔斯泰，使他从堕落的生活中走了出来。那段时间，托尔斯泰迷上了法国启蒙主义作家卢梭的著作，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贵族生活的兴趣也就逐渐淡漠了。

转眼间，托尔斯泰已经年满二十岁了，可是仍然一事无成，他陷入了苦恼和彷徨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直到1851年他跟着哥哥尼古拉去高加索参加军队，才结束了他自己所说的这段“放荡的岁月”。半个世纪以来，高加索地区各族人民坚持进行着反抗沙皇殖民统治的斗争，沙皇政府调来大批军队镇压，因此高加索的战事连绵不断。但是托尔斯泰到了高加索以后却发现了另外一种诗意。那雄伟壮丽的群山、湛蓝的天空、亮晶晶的星星都使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清新。这里的农民过着近于原始的生活，他们的淳朴、自然深深地吸引着托尔斯泰。

正是在高加索军队服役期间，托尔斯泰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1852年到1857年，他发表了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作品一问世就得到批评界的赞扬，潜藏在托尔斯泰身上的文学禀赋初露端倪。

这时的托尔斯泰已经对军队生活产生了厌倦情绪，产生了退役的念头。可是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次年，托尔斯泰来到战事最激烈的塞瓦斯托波尔。在这里，他目睹了俄军战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的场面，深受感动。他写了三篇具有特写性质的短篇小说，统称为《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歌颂那些为了保卫祖国土地而忘我牺牲的军士，赞美他们的爱国精神。

前后五年的军旅生活使托尔斯泰亲眼目睹了沙皇军队的腐败。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他想离开军队的愿望变得十分强烈。1855年年底，他来到了彼得堡，受到文学界的热烈欢迎。1856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部小说带有自传性质，从中可以看到他当年在自己的庄园试行土地改革及失败的全过程。

1856年年底，托尔斯泰以中尉军衔如愿以偿地退役了，第二年他就踏上了去西欧的旅途。他游览了法国、瑞士、德国，造访了许多名城，饱览了异域风情，但途中他也亲眼目睹了西欧社会重重矛盾。他创作的短篇小说《琉森》，就是通过一个流浪歌手被贵族绅士们嘲弄的故事，揭露了社会的丑恶，也表达了作者对虚伪“文明”的谴责。之后他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和《家庭幸福》。

。

1860年托尔斯泰再度出国，这次他在国外待了九个多月。在伦敦他结识了流亡在那里的俄国著名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赫尔岑，并访问了英国议院，还听过狄更斯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同他交换了关于教育以及俄国农奴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回国以后，他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工作。

1862年，托尔斯泰结婚了，婚姻重新燃起了他创作的热情。1863年年初，他完成了从1852年就开始创作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哥萨克》是一部优美动人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他不是把揭示农民贫困问题放在首位，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了贵族和农民关系的问题。他把贵族的寄生生活同劳动人民的健康生活加以对比，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托尔斯泰潜心于长篇的创作。1863年到1869年，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托尔斯泰创作历程中的第一块丰碑。小说以1812年俄法战争为中心，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到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探讨了俄国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年到1878年，托尔斯泰经过十二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作品标志着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进一步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多方面的生活都得到了真实而鲜明的描绘，小说里所触及的问题极广，不仅描写了婚姻家庭、道德伦理、农业经济的问题，托尔斯泰还探索了社会制度、政治思潮、教育、艺术、宗教以及哲学问题，几乎包罗了所有的重要领域。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名副其实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时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艺术也已经达到炉火纯青。

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进入他创作的后期。出身于上层地主的托尔斯泰极其熟悉乡村的俄国，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在农奴制度废除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里，由于当时俄国客观形势发展的影响，加上他自己一系列的社会活动——赈济灾民、访问教堂和修道院、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出席法庭陪审、调查贫民区等，他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变化。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托尔斯泰在长期精神探索的基础上，完成了世界观的激变，他彻底断绝了与其出身的贵族阶层的传统观点的联系，站到宗法农民方面来，成了干百万农民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准备和到来期间的思想情绪的表达者。世界观转变以后托尔斯泰的创作和思想中的矛盾更加尖锐，这都是宗法农民复杂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反映。他对沙皇俄国的国家制度、贵族和官办教会提出否定，宣扬“不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忏悔录》（1879－－1882）、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喜剧《教育的果实》（1891）、中篇小说《魔鬼》（1911）、《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

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1886－－1904）是托尔斯泰在最后十年中所写的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短篇小说《舞会之后》（1903－－1911）揭露了军队中的酷刑。

《复活》是托尔斯泰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生动地体现了他世界观转变以后的思想情感。同时，继《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托尔斯泰的长篇创作艺术再次达到了顶峰。

晚年的托尔斯泰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多年号召人们实行平民化，放弃特权，过一种朴素的生活，可是自己依然生活在特权社会的环境里，他的思想情绪与农民的思想情绪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鸿沟，他的家庭生活始终与农民有着巨大差距，这使他觉得自己没有彻底地实行所宣扬的理想，为此他深感痛苦不安。

于是托尔斯泰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他不愿意通过土地获得收益，甚至不愿意从出版作品拿报酬。从1892年起他就放弃了1881年以后所写的全部作品的版权。可是他的家人却不愿意放弃财产，不愿意放弃雅斯纳雅·波良纳，于是托尔斯泰同家人，尤其是与妻子经常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执。他忍受不了这种精神的折磨，终于于1910年10月27日离家出走。但在南下途中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患了肺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护理治疗，托尔斯泰于1910年11月7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病逝，一代文学巨匠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在不倦的精神探索和艺术探索中度过的。他以自己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观，以“天才艺术家特有的力量”，观察和描述了他那个充满变革的伟大时代，创造出了一系列不朽杰作。托尔斯泰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生活时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和他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使他的作品当之无愧地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席位。

成书过程

1887年6月，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名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在几年前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个妓女竞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从1889年到1899年，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主人公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主人公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个人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仅仅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要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忏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马斯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定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像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