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是不朽的》
第一章 八月
第二章 军事会议
第三章 夜色苍苍的城
第四章 一个城的毁灭
第五章 在团司令部
第六章 晚上
第七章 马尔契辛那·蒲达
第八章 巴巴姜梁的一营
第九章 战壕中
第十章 不计代价——一步不退！
第十一章 将军们
第十二章 此地的主人
第十三章 辽尼亚
第十四章 一个痛心的日子
第十五章 营在早上出动作战
第十六章 自知之明
第十七章 在勃鲁赫牟勒的司令部
第十八章 虽死犹生

第一章 八月
一九四一年夏季的一个黄昏，在向哥美尔去的大路上，重炮队在移动。这些炮是这样的大，甚至于长年奔波，见多识广的骑马的军差，也老是兴趣盎然酸着那硕大的钢铁的炮身。尘土弥漫了暮色的天空，人们的面孔和制服都成了灰色，眼睛却火红。炮兵们，只有很少数是步行的，大部分都坐在炮上。其中一个，正捧着钢盔在喝盔里的水。水点从他的下巴淌下来，他那水湿的牙齿闪闪发亮。你以为他在装鬼脸吧？然而不是，他的脸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态可掬。
“飞——飞！”走在前头的中尉拉长调子叫着。
两架飞机掠过一丛橡树向公路这方冲来了。人们不安地望着，开始争论。
“这是我们的机子！”
“不，是德国的。”
于是那句前线的戏谑，照例又哄然爆发了：“是我们的，不错，可是我的头盔呢？”
飞机横越公路而去了。这表示，它们是我们的。德国飞机在发现纵队以后总是掉转头来而采取和公路平行的路线的。强有力的拖拉机，拖着那些大炮穿过村庄的街道。大炮们隆隆然碾过静谧的黄昏的村街，经过那些刷得雪白的村舍。村舍门前小巧的庭园中，红的芍药和毛茸茸金色的球状花辉映着落日的余光。女人们和灰白胡子的老头儿坐在门前台阶上。牛在哞哞，狗在汪汪，大炮们沉重地拖过。对照这一切，看来是多么怪样。
在一座小桥附近，不惯这样可怕的重压的桥身在咯咯地叫，一辆小汽车停在那里等候那炮队通过。那司机，显然对于这样的情形是习惯的了，微笑地注意看着那一个在钢盔内喝水的士兵。营军事委员，坐在司机旁边的，老是伸长了脖子看能不能望见那纵队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机说，带着浓重的乌克兰口音，“也许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天马上要黑下来了。”
营委员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赶一赶了，”他说，“我一定要赶到司令部。”
“这种样的道路摸黑走决定不能够，反正是到不了，说不定今晚上得在林子里宿夜呢。”司机说。
营委员失声笑了起来：
“怎的，为难吗？再忽然馋起来想喝牛奶吗？”
“喝这么一点牛奶，再加几颗油煎得好好的马铃薯，其实也不坏。”
“还想吃点鹅肉吧？”营委员说。
“怎么不想？”司机兴奋地顶了一句。
“三个钟头之内，我们必须赶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坏，也不问黑得怎样。”
一会儿，这小汽车开上了桥了。亚麻色头发的小孩们跟在车后跑。
“喂，叔叔，拿点黄瓜去，拿点番茄去，拿点梨子去！”他们一边追，一边喊着，把黄瓜和半熟的绿皮的梨子扔进那开了半截的车窗。 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们挥手，感动得心都发抖。看着村童们为撤退的队伍送别，包加列夫心里真是又甜又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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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摩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评著
·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
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
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
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
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
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
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
到。
这些名著的评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
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
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
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
。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
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
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共他译者
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加巴金、曹靖华、罗稷南、
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
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
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
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
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
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
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
“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
。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
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
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鲁迅写于
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
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
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
，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
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
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
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
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
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
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
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
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
。”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
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
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匙良（美国传教士）译的《
俄人寓言》一则。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
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
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
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
。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
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
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
（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
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
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
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
，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
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
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
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
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
》），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
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
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
）、《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
，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等。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
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
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
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
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

担任莫斯科某大学马列主义讲座的哲学教授包加夫，是一个品性忠贞，意志坚定的人；当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苏联红军。包加夫在部队里负起政治指导、鼓舞斗志以及决定战略等责任的营军事委员。在和敌人实际战斗的过程中，包加夫对于军队中的思想领导，政治教育，纠正错误观点，肃清失败主义以及提高战士的情绪上，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影响了团长迈洛夫，影响了全体战士。包加夫和他所领导的队伍，最后终于完成了和红军会师的光荣任务。通过这个故事，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苏联红军，认识它的不可抗御的威力之根源。而在包加夫这一个作为重要主角的身上，又使我们认识了苏联人民与其领袖及其立国原则，三者之间的坚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