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精)/艾略特文集》收录的文学批评文章，作者在其中提出诗歌必须增强它的客观性，讨论诗歌形式和风格，谈论文学和文学批评与其他学科（含宗教）之间的关系，是艾略特最重要的评论作品的集合，对于研究文学和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托·斯·艾略特，T.S.Eliot(1888—1965)
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
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荒原》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至今仍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
一九二七年，艾略特加入英国国籍。一九四三年结集出版的《四首四重奏》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并确立了当时在世的最伟大英语诗人和作家的地位。
晚年致力于诗剧创作。一九六五年艾略特在伦敦逝世。

玄学派诗人(一九二一年)
安德鲁·马韦尔(一九二一年)
约翰·德莱顿(一九二一年)
威廉·布莱克(一九二〇年)
诗人斯温伯恩(一九二〇年)
悼念(一九三六年)
兰斯洛特·安德鲁斯(一九二六年)
约翰·布拉姆霍尔(一九二七年)
兰贝斯会议有感(一九三一年)
宗教和文学(一九三五年)
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一九三一年)
波德莱尔(一九三〇年)
阿诺德和佩特(一九三〇年)
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一九二七年)
玛丽·劳埃德(一九二三年)
威尔基·柯林斯和狄更斯(一九二七年)
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一九二八年)
关于人文主义重新考虑后的意见(一九二九年)
查尔斯·惠布利(一九三一年)
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一九三二年)

《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精)/艾略特文集》共收录了托·斯·艾略特于1919年至1936年期间的20篇评论文章和演讲稿。同样致力于诗剧创作的艾略特在戏剧的黄金时代——伊丽莎白时代进行了仔细爬梳，将莎士比亚、马洛等剧作家置于笔下进行了缜密而谨慎的分析，同时在最后指出了现代教育的危机，并提出古典文学修养于现代教育的意义。

玄学派诗人
从一代人的作品中收集了这些诗，格里尔森教授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因为这些作品常被人们提到，而不是被人们阅读，即使阅读了也没有得到很多启迪。的确，读者会遇到许多已收在其他选集里的诗篇，同时也发现收集在里面的还有像奥雷里安·汤森或彻伯里的赫伯特勋爵这一类人的诗篇。但是像这样一个选集的作用不同于圣茨伯里教授编辑的查理王朝诗人的极好选集或《牛津英诗选》的作用。格里尔森先生的书本身就是一部评论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激发评论的著作。我们认为他收集了这么多首从别处也能找到的(尽管版本并不很多)多恩的诗篇，作为“玄学诗歌”的记录证明他的这一做法是正确的。“玄学诗歌”这个名称长期以来用作贬义词，或用作一种古雅和诙谐趣味的代号。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所谓的玄学诗人们形成了一个学派(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应称作一种“运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所谓的学派或运动背离了诗歌的主流。
不仅给玄学诗歌下定义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想要确定哪些诗人写的是玄学诗，以及在他们的哪些诗篇里他们这样做，也是很困难的。多恩的诗歌(与任何其他作家相比，马韦尔和金主教有时与多恩更为近似)是属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其情调常常和查普曼的情调极为相似。“优雅”诗是从琼森派生出来的，琼森又大量借鉴了拉丁诗；优雅诗到了下一个世纪随着普赖耶的柔情和妙语的出现而告终结。最后还有这些人的虔诚诗：赫伯特、沃恩和克拉肖(很长时间以后被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弗朗西斯·汤普森所模仿)；较其他诗人有时更深刻、更少宗派性，克拉肖有一种特征，这种特征通过伊丽莎白时代回到了早期意大利人的时代。很难找到对于暗喻、明喻或其他奇想怪喻的任何明确的运用，既是这些诗人所共有的特点，又同时作为一种风格的重要因素，足以把这些诗人游离出来成为一个群体。多恩还有考利也经常这样做，他们运用一种时常被认为是特有的“玄学派”的手法：扩展一个修辞格(与压缩正相对照)使它达到机智所能构想的最大的范围。例如，考利通过好几个长诗节来扩展人们常用的把世界比作棋盘的这个比喻(《致命运》)，多恩做得更雅致一些，他在《一篇告别词》中，把一对情人比作一副圆规。但是在别的地方我们看到诗人并不仅仅解释一下一个比喻的内容，而是用敏捷的联想来发展这个比喻，这种联想要求读者也要具有很机灵的头脑。
在一个圆球上
一个手边有蓝本的制图人能够画上
一个欧洲、非洲和一个亚洲，
能够很快地把什么也没有的东西做成全世界．
像这样，每一滴
折磨你的眼泪，
都能用那种印图法，长成一个地球仪，长成一个世界。
直到你的眼泪和我的汇合在一起淹没了
这个世界，从你那里来的洪流这样融化了我的天国。 在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两个联系并不是第一个修辞格所固有的，而是诗人强加在上面的：第一个联系是地理学家的地球仪和泪珠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是泪水和洪水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多恩最成功的和最独到的效果是通过极简短的词语和突然的对照来产生的：
腕骨上戴着用金发绕成的手镯，
在这行诗中，由于“金发”和“骨头”各自的许多联想的突然对照因而产生了极为强烈的效果。这种把好几个意象和众多的浮想相互套入的修辞手法，是多恩所熟悉的那个时代某些剧作家措词的特点：莎士比亚不用说了，这个修辞手法还常见于米德尔顿、韦伯斯特和图尔纳，这也是他们的语言生动有力的一个来源。
约翰逊在使用“玄学派诗人”名词时显然主要想到的是多恩、克利夫兰和考利。约翰逊说他们把“最不伦不类的思想勉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指责的要害其实在于这些思想并没有真正结合起来，在于这些思想往往被拴在一起，但并没有结合成为一个统一体。如果我们想要利用诗歌风格的滥用来评判这些风格，那么我们就会在克利夫兰的诗歌中找到足够的例子来证明约翰逊的谴责是有道理的。但是诗歌中到处都存在着这种现象，即一定程度的不伦不类的材料，经过诗人头脑的活动，被强迫做成一个统一体。我们不必特别挑选，就可以找出下面这样一行诗来举例说明：
我们的灵魂是一只三桅船，寻找它的伊加利亚。
我们可以在约翰逊本人的一些最好的诗行里(《人类愿望的空虚》)找到例证：
他的命运是注定要搁浅在荒滩上，
囚在一个小堡垒中，一只可疑的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留下一个名字，人们听到就吓得面色发白，
给人以经验教训，或使人们听到的故事更为生色。
在这段诗中，产生诗歌效果的手法就是通过不同思想的对照，这和
约翰逊温和地指责的手法虽然程度不同，但原理却是相同的。（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