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舞台上，马福祥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表演者。1930年，他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转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全权处置起国家西部广袤的边疆与民族事务。

《马福祥》是回族历史人物传记的一部力作。作者王正儒所倡导的精神、意念，是温暖而向上的，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了这个前提，中国是不能生存和发展的。

《马福祥》是作者王正儒在多年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著名学者余振贵先生、著名作家石舒清先生分别作序。

《马福祥》中运用了最新的日记、电文、书信、时人报刊、回忆录以及重要的《蒙藏委员会公报》等，资料翔实，观点新颖。

◎序章 平生识我不多人／002

◎壹章 生身

 ◆临夏·西乡·阳洼山

 ◆侠肝义胆的父亲马干龄

 ◆严师慈母韩夫人

◎贰章 人仕

 ◆河湟事变，组建义勇队效力朝廷

 ◆获得甘军统帅董福祥的信任

 ◆进京勤王，遍洒满门忠烈血

 ◆最后撤出京城的中国军人

◎叁章 君臣

 ◆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日子

 ◆慈禧太后没有兑现的承诺

 ◆在塔尔寺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解围

 ◆1912年，代表甘肃领衔拥护共和

◎肆章 戡乱

 ◆在马安良的排挤下远走宁夏

 ◆与同乡创办了甘肃第一家火柴厂

 ◆力促王德尼玛活佛心向祖国

 ◆堵截溥仪手中外流日本的国宝

 ◆马福祥挥泪斩“马谡”

 ◆携侄子马鸿宾平息三边匪乱

 ◆贺兰山里，追剿“伪皇帝”达尔六吉

◎伍章 峥嵘

 ◆成为甘肃地方军界之翘楚

 ◆向甘肃督军张广建发难

 ◆走马绥远，击溃昔日老对手高世秀

 ◆绥远都统任上无法解除的鸦片之乱

 ◆默许马鸿宾在宁夏随波逐流

◎陆章 隐忍

 ◆中国民航业第一任督办的作为

 ◆在血腥的较量中保全子侄

 ◆“愤青”儿子马鸿逵解救陕西名将杨虎城

 ◆在隐忍中找到了蒋介石

 ◆1926年，纳回族才女马汝邺为妾

 ◆在隐忍中看到了点点曙光

◎柒章 博弈

 ◆以血诚之心对待蒋介石

 ◆遣子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

 ◆帮助侄子马鸿宾升任甘肃省主席

◎捌章 进取

 ◆阻止日本军队借口进驻青岛

 ◆主政安徽的日子

 ◆倡导编撰《安徽通志稿》与提议规划黄山保护

 ◆他以安徽省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蒙古会议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蒙藏状况》对边疆的忧思与呐喊

◎玖章 筹边

 ◆向蒋介石提交《兴办康藏航空之建议书》

 ◆马福祥倾情关照蒙藏教育

 ◆著名的康藏纠纷案爆发

 ◆马福祥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

 ◆纠正中央与西藏地方往来信函用语

 ◆力荐南京政府册封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

 ◆主持公祭蒙藏委员会委员谢国梁

◎拾章 巅峰

 ◆积蓄人才，在北京创办西北公学

 ◆“北田南调”，帮扶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

 ◆捐款捐地，在北京扶植成达师范

 ◆开启民智，发起创办《月华》杂志

 ◆竭力办学，一生创办回族新式学校近百所

 ◆著书立说，弥合回汉之间的血肉联系

◎拾壹章 处世

 ◆马福祥的念旧以及固有的旧道德

 ◆马福祥的为人与处事

 ◆忍辱力荐马仲英帮助国民党统一新疆

 ◆深受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影响

 ◆《王阳明生活书》与他一生如影随形

 ◆摘录古人言论时时以警醒

 ◆马福祥《先哲言行类钞》中的智慧

 ◆一生温和的为人态度

◎拾贰章 亲情

 ◆马福祥对于儿子马鸿逵的培养

 ◆言传身教，培养马鸿宾跻身名将序列

 ◆马福祥要求子侄尽量不要走仕途之路

 ◆深刻影响了马鸿逵的民族观

 ◆马福祥对于孙子辈的教诲

◎拾叁章 谢幕

 ◆临危受命，马鸿宾出任甘肃省代主席

 ◆影响其家族命运的“雷马事件”

 ◆蒋介石为其出面营救马鸿宾

 ◆他停歇在1932年的8月

 ◆戴季陶和沙蕾眼中的马福祥

主要参考资料／412

后记／417

◆1912年，代表甘肃领衔拥护共和

马福祥在西宁任职五年后，被陕甘总督长庚调往兰州，就任昭武军统领，率兵负责省城兰州防务。马福祥在西宁镇总兵任上不俗的表现，虽说并没有获得义兄小德张的褒奖，但却引起了另外一个人的注意。

此人是马福祥的半个同乡，曾在临夏任职的云南蒙自人杨增新。杨增新曾担任过临夏州官以及甘肃学台，与马福祥家族交情颇深。

瑞典人斯文·赫定对杨增新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杨增新，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

杨增新在就任新疆总督之前，任职甘肃，为人聪明、正直、不畏权势，为了解民间疾苦、民情。曾微服私访，对地方建设、教育，颇有建树。

马福祥的三哥马福寿是武秀才出身，但其为人并不自我珍惜，曾在临夏老家盘剥乡民，敲诈勒索；马福祥的妻哥也是游手好闲之辈，两人很快就勾结在了一起，为害乡里。

杨增新得知后，将两人拘捕，各打数十军棍，打得皮开肉绽。杨增新告诫二人：“要以马福禄、马福祥为榜样，如不再悔悟，定然处死！”从此，两人改过自新。马福祥得知杨增新铁面无私，甚是敬佩，并致书信以表感谢。

民国建元后，北洋政府命令杨增新就任新疆督军，他在当时知道马福祥在兰州处境不佳，于是盛情邀请马福祥前往新疆任职。同时，杨增新还电请袁世凯，将马福祥任命为阿勒泰护军使，帮助自己办理新疆政务。杨增新对马福祥说：“云亭，你为人正直、清廉、有智慧，可堪重用，将来可继我之后担任新疆总督。”

马福祥感谢杨增新的赏识与知遇之恩，但因母亲已年过八旬，不忍远离，于是婉言谢绝。

当年的杨增新也算是慧眼识珠。他认为，年轻的马福祥在他特殊的成长过程中有见识、有胸襟，可以成为自己不可多得的帮手。马福祥放弃了前往新疆发展的机遇，甚至一生都没有踏上过新疆的土地，而是沿着自己选择的方向毅然前行。这时的马福祥，还不满32岁，但在他的人生岁月中，已经经历过了太多的艰辛磨砺。

混乱的晚清时代中的他，体味到了国家的多难和人生的苦闷。他积极主动地应对着一切外来的狂风骤雨，他在进取中坚定着自己的意志。他明白要使事业成功，不但要有勇气，更要有忍耐和决心，春风得意，绝不是他人生的主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了一个王朝更迭的时期。革命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将推翻清王朝的战火燃遍了整个神州大地。辛亥革命星火燎原，各省纷纷通电响应。10月22日，陕西督标张凤翔攻占西安，宣布独立。消息传来，甘肃大震。前陕甘总督升允满腹愚忠，他在平凉提出甘军东征的口号，决定重新起用临夏旧有的回族力量，援陕“勤王”。

多事之秋，身在甘肃官场的马福祥静观时局。

升允、长庚等人认为，甘肃回族军人曾经在11年前的庚子国变中，曾抗击八国联军，保护圣驾来到西北避祸，11年后，甘肃回族军人同样也可以把圣驾接到西北来，暂谋偏安，徐图恢复。于是，他们梦想着清王朝灭亡的命运能够在甘肃、在西北军人的手中，实现奇迹般的改写。

升允、长庚力主由马福祥的“昭武军”担任进攻陕西的先锋，而静观时局的马福祥认为：“度专制必不久，共和必告成”，“甘肃财政困难，民生困苦，不宜再从事战争，目前的措施，唯有保境安民而已”。

为此，身为昭武军统领的马福祥索性躲回了临夏老家，为一年前去世的父亲马干龄守孝，并以此为托辞，迟迟不肯领兵出征。与清朝皇室有着别样情感的马福祥，在痛苦中艰难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事实上，马福祥的亲家、甘州提督马进祥也极力反对甘军东征勤王，他说：“我在南方任职多年（曾任广西、广东提督），看清了目前的形势。这次民军起义，是革命性质，不是过去的一般性变乱，要慎重应付。”

再者，陕西革命党四大领袖之一的马玉贵，正是马福祥当年在西安行宫陪护皇室的邻居。马玉贵与马福祥颇有交情，与马鸿逵同读同嬉，如兄如弟，并且都为回族。得知甘军东征勤王之事，马玉贵也派人秘密前往兰州，与马福祥互通声气，报告时局与风向。

马福祥割弃皇室的抉择，是有一定缘由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前，马福祥奉命协助钦差大臣在西宁联合审过一场重大案件。

辛亥革命的前夕，西宁爆发了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道人为首的黄表会起义。铁板道人、董腊匠夫妇都曾参加过义和团运动，西宁人李旺在陕西潼关偶遇铁板道人后，萌生了反清起义之举。这位铁板道人能掐会算，卜人凶吉，深得李旺敬重。他们一同返回西宁后，拥戴一个叫十一岁的小孩当“皇帝”，积极发展“黄表会”会员。到了1911年的夏天，他们以丹葛尔为中心，在西宁地区发展会员10万人。李旺自封大元帅，董腊匠为太师，铁板道人为军师，决定于当年7月发动起义，先破丹葛尔，再夺西宁城。

董腊匠、铁板道人派人在西宁城墙上张贴着白纸宣传单，书写粗劣，文理不通，扬言要“扫清灭洋”，“杀干净穿洋装的读书娃娃”，并且指责“西宁大小官吏剥削多端，赋税繁重，刑法残酷”，他们要为老百姓“铲除世上魔鬼人渣子”，同时还加大迷信的宣传。

西宁城内的人们来来往往，争相观览，但大家大多看完后笑而了之。人们觉得，这只是好事者虚张声势罢了。

岂料，“黄表会”会员中有一个叫刘尕六的人，他却将这一机密透露给了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六月初一日，张定邦率领2 000名清兵，携带枪支弹药以及开花大炮，前去弹压。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道人临时组织起3 000人与清兵展开血战，打死清兵100多人后，终因难以抵抗洋枪洋炮，只好且战且退。最终，李旺、董腊匠夫妇、铁板道人被清兵擒获。

李旺、董腊匠、铁板道人被俘后，西宁镇总兵张定邦将捷报呈送至陕甘总督长庚手中。长庚闻讯后，大喜，急忙派出马福祥前往西宁，会同钦差大臣庆恕会审人犯。

审问这批人犯，是五堂会审，颇为严格。钦差大臣庆恕、总兵张定邦、西宁道胡孚骏、西宁知府廉兴、知县陈文旦一起上阵。结果，每次审问一轮下来，都要牵扯到一大批人。

马福祥到西宁后，说服钦差大臣庆恕，本着宽大的态度，将李旺、董腊匠处以监斩，但对从犯，都予以释放，既往不咎。当时的马福祥还获悉，当地很多无辜的群众被官府用严酷的刑罚屈打成招，造成冤假错案，牵连了许多无辜的百姓。面对这种情况，马福祥对无辜百姓宽大处理，不做追究。一时间，马福祥在西宁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好评。

这次陪同钦差大臣庆恕会审，应该说对马福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结合南北此起彼伏的反抗声潮，已明显觉察到一个气数将尽的清王朝，一个遭逢王朝更替的时代渐渐迫近。只是，当时的马福祥尚不清楚，这股更为猛烈的致命风潮究竟会旋起于何时何地。

P67-70

民国里的风景

余振贵

在我如履薄冰、甘苦自知的学术生涯中，是受到过方方面面鼓舞的。比如，我所著的《西北地区开发与向西开放》一书中，就曾较早提出西北穆斯林聚居区应实现“向西开放”的建言。若干年后，党中央、国务院支持下的“中阿经贸论坛”在宁夏的开办，无疑是对我一介书生建言的回应与褒奖。

20年前，我肩负了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开始了专著《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写作。这本书，贯穿了盛唐至新中国成立前期，讲述了这漫长的千年时光中，一代代有着先赋身份、特殊信仰的人群，与历代中央政权相濡以沫、文明共生的关系演进史。课题结项以后，我开始感觉到了某些方面的遗憾。比如，限于当时文献资料的缺失，疏漏了对于马福祥等回族名人与民国历史的评述。当时的中央政权，赋予了这位回族官员以很大的信任，而这位回族官员，也能够竭诚国事，使“达赖贡枕中央，班禅来京谒见”。他积极主导内蒙古自治，为收回外蒙古失地而努力。这原本可以大书一笔的民国章节，却因为当年档案与文献资料的不足，而留下研究的遗憾。

现在，翻阅着宁夏回族青年学者王正儒所著的书稿《马福祥》，仔细读来，淤积心中的遗憾一扫而光。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舞台上，马福祥是一位不可或缺的表演者。1930年，他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转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全权处置起国家西部广袤的边疆与民族事务。

马福祥任职时间不长，但作为独到。在处置西藏事务上，马福祥与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相与往还，保持默契，促使他们誓心内向，并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一步趋于正常化；在处置内蒙古事务上，他组织召开盛大的蒙古会议，提出发展内蒙古实业、教育、垦殖、道路、医疗等诸多方面，力促其实现自治，“为他日收复外蒙古而努力”。

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上，马福祥更是积极大办蒙、藏、回少数民族教育，将边地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学子，安排到南京、北京、上海等高等学校读书，不遗余力地为边疆建设培植人才。对此，他亲历亲为，墨笔批卷，案无留牍。

正儒所著的《马福祥》，对马福祥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上的业绩，是有大量新鲜细节披露的。对这些细节的再认识，至为重要，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个穆斯林积极的入世精神、浓烈的爱国情怀。

评价一个族群对国家的贡献，自然要以她最杰出的儿女为重要的参照物。民国时代的马福祥，让中央政权识见了这群有特殊信仰的群体爱国守土、卫疆爱国的积极主动性。当中央政权对马福祥这位回族人物倚重并赋予职责、权力时，他仍能以自己的学识、品行、威望，肩负起对国家的全局担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马福祥在短暂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后来者树立起了处置边事的榜样。

近些年来，学术界倡导“回儒对话”。而马福祥就是“回儒对话”鲜活而典型的践行者。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使马福祥一跃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全局人物。当目击到国民政府中枢办事疲沓、作风涣散时，他曾率领张之江等人联名上书国民政府，要求在政治的干涉下，恢复必要的中国传统旧道德，以为施政保障。此外，他还与张之江在国民政府的会议上大谈提倡国术，但却均被人视为笑柄。正儒在这本书里，以文献档案为依旧，生动再现了这些场景。仅此两点，足见马福祥对于儒学的认可度、运用度之高。  正儒的著述中，也隐约谈及了马氏在当时官场上的诸多无奈。1939年7月26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即兴演讲：“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是汉民信仰的宗教，佛教不能称之为佛民，耶教不能称之为耶民，那回教也不能称之为回民……过去，我和马云亭（马福祥）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很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民信仰回教”。蒋公发表这篇演说时，马将军已经归真近七年。蒋介石谈到：他本人对“中国的回教，多半是汉民信仰回教”之说，出处来自于马福祥。他究竟是要借耆旧马福祥之口，陈述己见？还是马福祥当年真有斯言，我们不得而知，更不愿去歹猜当年的细碎。

1941年，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全书论证了“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还深刻揭露了当时日本侵略者利用“回教民族说”推行“回教民族运动”，煽动极少数民族败类搞民族分裂主义，炮制“回回国”的阴谋。书中更是驳斥了蒋介石所谈的——听马福祥讲“回回是汉人信奉了回教”等观点。

极为有趣的是，与马福祥同僚共事的好友——国民政府大佬于右任、戴传贤以及学界名流唐文治等人，在马福祥的影响下，对于回回与回教的理解却是极为到位、使人为之振奋的。这些民国时代的耆旧大家，都是与回族相交相知的朋友。

正儒所著中的《马福祥》，是一个始终充满着矛盾的，甚至有些悲情的人物形象。这部著述中，传递给我的还有——马福祥更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的积极践行者。

马福祥在南京国民政府肇建时的适时登场，他卓尔不俗的气度、纵横捭阖的手腕，为此时的中央政权，点燃了一束照耀西部边疆的火炬。“吾以边人治边事”，久经戎行，熟悉西部陆疆社会的马福祥，自信地成为了当时中央政府的“治边专家”。同时，他以一个少数民族优秀的儿子，印证了一个少数民族与国家浩浩荡荡的血肉定势。

为官一任，马福祥为我们带来了诸多惊喜。在书稿《马福祥》中，我看到了马福祥人生中两点凝成的主线——其一是反分裂、反侵略，寸土不甘让于外人；其二，身先垂范，大办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并且团结和聚合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前来投奔。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更能说明马福祥对民国时代的教育贡献。他所扶植的回族新式师范学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曾派遣留学生赴阿拉伯国家留学。而这些学成归来的学子，大多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民国时所创办的《月华》杂志，宣传先进，大力倡导积极的爱国主义，影响了整个国民政府时代。鉴于此，今天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仍旧采用“月华”之名，重办《新月华》杂志，继续服务于社会。

1932年8月，马福祥患疾突然离世于赴京途中。这样一个人物的谢幕，我以为更是完美的前定。他避免了国共之间激烈的纠葛阶段，更为后来的我们留下了廓清他本质的诸多便利，至少剔除掉了不必要的臆断，从而让我们更容易从情感上予以接受。

积多年之努力，青年学者王正儒的《马福祥》出版了。他谦逊地告诉我，自己是在丁明俊等前人努力的基础上出发，从而点滴获取资料，加以判断，历时数年完成的。逐章逐节读去，我能够感受到他所付出的努力。读完书稿，我分明能够体会到，马福祥与民国，仿佛都静静地躺卧在这本著述中。《马福祥》所讲述的，又岂止是马福祥本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窥视到那波澜壮阔的民国史；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马福祥是民国里的一道别样的风景。对于马福祥，正儒并非一味的褒奖和誉扬，也鲜明地提出了批评。限于篇幅，不做缀述。

《马福祥》是回族历史人物传记的一部力作。之所以称其力作，我认为正儒的著述中，所倡导的精神、意念，是温暖而向上的，这些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了这个前提，中国是不能生存和发展的。

马福祥一生中，对于清代初期学人刘介廉极为推崇。他曾个人出资刊印刘介廉《天方典礼》、解读其著《五更月歌》，广为传播。刘介廉是著名的伊斯兰经学大师，他同时深入研究佛学与道家经典，他把中国的传统哲学、阿拉伯的医学以及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哲学。马福祥与刘介廉，两人所处时代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等、贡献不一，然而他们在沟通回、儒思想文化上的卓识却有殊途同归之妙。

祝愿回回民族为我们的国家奉献出更多杰出的人才。祝愿正儒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学者，回族伊斯兰研究专家）

2012年5月于京华

马福祥一生的故事，就这么讲完了。

合上书稿的最末页，心绪仍是难以平静。电脑桌前的时钟，默不作声地指向了凌晨。时序已经迫近2012年的炽夏，据此整整100年前，马福祥携带子侄与僚属，从兰州来到了凋敝荒凉的宁夏，开始了对于宁夏的经略。

写作马福祥，于我而言，是一件自不量力的事情。通俗不失庄重，是我早些时候所预期的设想，无论如何，书稿已经结束，全凭专家和读者批评。马福祥，这位著名的少数民族将领，一生波澜跌宕，身影留踪南北，动辄便会与那时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马福祥谢世后，蒙藏委员会委员孙绳武先生曾字斟句酌地说出了这样一段评价语：“……民国十三年以前，马福祥的功业多重在西北，彼时先生仪是西北局部人物，自辞卸绥远都统以来，便不时到北平。后来北伐成功，先生追随革命，往返奔走，为国宣劳，先生以局部人物，竞一变而为吾国元老地位……非常之人，不世出。马福祥在我们回民中，为不世出之人……”

我发现，自己竞与孙绳武先生，有着近乎相似的观点。一段纸上的回望，让我百感交集。

大约是在十年前，读到了丁明俊先生所著的《马福祥传》一书，明俊兄客观平和，较为公允地书写并评价了马福祥的一生。这本书，写作难、出版难，但一经问世，却又被人称之为马福祥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毫无疑问，正是在那时起，更多的人才了解到回族里出过个马福祥。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因为喜好、学业、工作上的关系，我时不时便会得到一些关于马将军的资料。这些偶尔得到来的点滴资料，总会带给我一阵又一阵由衷地欣喜。比如，“马福祥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甘肃八大委员致电马福祥”、“马福祥在京为甘肃灾民请愿”、“办理保送蒙藏学生来京就读札记”……

新鲜资料的不断浮现，给我们提供了马福祥和他所处那个时代环境的更多可能。

“甘肃八大委员致电马福祥”、“马福祥在京为甘肃灾民请愿”等数份电文和资料，告诉我们一个历史事实：中原大战结束后，马福祥与水梓等人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国民军治理甘肃时期的几年间，甘肃因为天灾兵乱，导致全省至少20¨。万人饿死、罹难。接到马福祥等人的报告后，南京国民政府欲调中央嫡系顾祝同入甘办理善后，但顾祝同借故推诿。马福祥在无望之下，惟与中央政府进行磋商，最终确定派遣其侄子马鸿宾就职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将军接到南京国民政府调令后，迟迟不愿前往兰州就职，他以为此时的甘肃，若非中央政府巨额资本投入，难救其疾，而个人治甘亦难有成效。最终，在叔父马福祥的再三勒令下，马鸿宾临危受命，前往兰州，代理甘肃省主席，负责处置甘肃一切。

“马福祥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等一些列档案资料，又告诉我们，马福祥奠定了民国时期黄慕松、吴忠信等大员在之后处置西藏事务的一切之基础；“办理保送蒙藏学生来京就读札记”，向我们分明讲述到，蒙古大会结束后，马福祥倾情办理蒙藏两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形。从而我们得知，马福祥不仅关心回族学生的受教育问题，还曾专注于蒙藏边疆两族学生的读书事宜……

马福祥谢世数年之后，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校长为将军写下了神道碑。斯时，唐文治先生双目已经全然失明，但他的心里却愈加的明晰。他说：“云亭公熟谙西北边事，益殚精竭虑，淬历教育，以树大同萌祉。于是，达赖贡枕中央，班禅委贽展觐，公之力也……公之德至厚且隆，而民未遍被其泽。”

对于一个过往人物的判断和总结，总是需要假以时日之后，再于历史的长河中沉淀或聚焦。

于我个人而言，这段百感交集的回望，能够诱人深思，并让自己的心中盛满了感动。这种感动，却又不仅进发于对马福祥一生的写作上，他还始终洋溢在我寻常的工作与生活中。走在学术前辈的身后，我在求知与学术的道路上，从来没有过孤独的感觉。

余振贵、陈育宁、杨怀中诸位先生，对我的学业向来关心颇多，给我这个后学热烈的鼓舞。在我写作本书的几年间，三位先生都曾在冗繁中予以悉心指导。余先生，更是在读完书稿后，慨然赐序。

感谢我的学兄丁明俊先生，是他为我在有意无意间开启了对于马福祥认识的大门。今日，当我继学兄之后，在完成了这同一题材时，深刻感受到学兄当年的艰辛以及难能可贵，我也更加明白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含义。在本书写作中，明俊兄给我颇多鼓励，并将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贵照片奉献于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学术之余，我尚有文学方面的喜好。庆幸，和学术层面上的一样，在文学路上我所遇到的也皆是温良贤师。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石舒清、郭文斌亦师亦兄般的关注着我的写作。石舒清兄欣然作序，鼓舞我心。

我的父亲母亲，操劳一生，坚持生活在遥远的村庄里，仍旧侍弄着他们永远也分不开的庄稼。“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亲的坚韧、朴素，让我学会了宁静与坚守，更燃起我学习工作的热情与向上。感谢妻子周晶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我的关心和照顾。

在这里许多不曾感谢到的朋友，恕我不能一一提及，你们在我记忆的河流里，不会因为时光而暗淡。感谢人生路上那些砥砺人心的鼓舞。

王正儒

2012年6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