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集(精)》是陈琳教授所写的怀念故人的散文集。这些故人包括作者的师长、学者、亲人，甚至还有外国友人。他们或曾为革命建设呕心沥血，或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作者表达了对他们的敬爱之情和深深思念。

前言
怀念周培源先生
忆季羡林师
纪念王佐良先生
忆佐良师
逝后——忆王佐良师
在王佐良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忆珏良
忆裕光校长
与明经老师相处的日子
悼瑞源老友
忆素我大姐
念艾培
怀念大卫·柯鲁克
纪念索尔·艾德勒
Sol Adler，a soulful friend
在艾德勒同志追思会上的讲话
纪念帕特·艾德勒
In memory of Pat Adler
China Daily and I — In memory of my old friends at the paper
怀念我的哥哥陈忠经，并忆“后三杰”
扬眉雪耻日 忧民爱国魂——“密苏里号”舰上的受降与徐永昌其人其事
纪念丁宝桢
晚清重臣丁宝桢：为官一生勤为民
The man who gave us Gongbao chicken
蒋彝笔下的世界与故园——喜见“哑行者系列丛书”双语版问世
莎士比亚和他的环球剧院
二百二十年了，想起彭斯
纪念保罗·罗伯逊
保罗·罗伯逊生平
The life of Paul Robeson
在保罗·罗伯逊纪念会上的讲话（节录）
Speech at the Paul Robeson Memorial (Abridged)
后记
二版后记
作者简介
教育部关于授予陈琳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的决定

顾名思义，“思念集”就是思念故人的文字。
人老了，不免怀旧。近年来，常常忆起先后逝去的授
业者、前辈哲人、同辈亲人、国际友人、老同学，甚至包
括长年敬慕不忘但未曾有幸谋面的中外人士。
我多年来的一个毛病，就是上床后不易入睡。于是，
与这些作古人们相处的时光就成了我最珍贵的回忆。有时
竟会勾出来一些平日绝不会想起的极为细小的往事，令自
己都感到惊讶。
这些逝者生前都曾为人们作出过各种不同的奉献。他
们之中，有自己不愿如此被称呼的大师巨匠，有曾为人类
进步事业出生入死过的革命前辈，有曾为人类文化事业留
下永不会被忘记的珍贵遗产的文化人，有给了我良好教育
使我今天还能为人们做点事情的大学校长和老师，还有国
际友人。
我之所以决心写下这册《思念集》，一方面固然是因
为我的确不时念着他们，而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这些人的
事迹是值得除我之外的更广大的人群怀念的。当然，在人
类历史上，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曾为人类作
出贡献的人们，但我不曾有机会和幸运同他们相识或相聚
。我今天在这本《思念集》中记下的，是我自己亲身有过
接触或曾有过神交的人们。
同时，我又必须坦白地说，我之所以要记下他们，是
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他们之中有些人或多或少地都曾在
一些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受到过某些不公正的待遇。我自
己作为一个友人，虽然不曾对这些故人做过什么今天应当
感到亏心的事，但总觉得应当有个什么机会来对他们表示
些歉意。以本集子中写到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
为例。在1937年，他就曾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的演唱会上
用中英文歌唱《义勇军进行曲》，将募捐所得通过宋庆龄
先生转给中国人民，以支持我们的抗日斗争。在1949年10
月1日，当他在罗马旅途通过广播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的消息时，就拉起朋友走上街头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然而，这样的一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在20世纪60年代初
表示想到中国访问时，只是因为他在此前曾到赫鲁晓夫任
最高领导人的苏联访问，就未被邀请前来中国。这使我多
年来觉得，我们中国人欠了这样一位朋友一个人情。这也
正是我在2008年发起组织了一次纪念罗伯逊的活动的原因
。在这个《思念集》中，我把当年我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也
包括进来了。
又如，集子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位台湾原国民党的高级
将领(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的纪念文章。我在写时，虽了
解这位将军一向对我党抱有好感，而且亲民，但同时也意
识到这件事情涉及微妙的关系。文章送到《光明日报》后
不久得到回音，说这篇文章须送到“上级”审核。过了约
半个月，我得到报社总编室回复，说上级同意原文照发，
而且将我原送去时的题目作为副标题，正标题改为《扬眉
雪耻日忧民爱国魂》。对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给予这样
的肯定，也是很不寻常的事。因此，我也决定把这篇文章
转载入《思念集》中。
这些文章不少是在报章上刊登过的，它们当时的读者
，不论是前辈、师长、同窗或亲朋，都曾向我表示喜爱，
都曾说我在文章中倾注了感情，并都曾说它们值得保存下
来。应该说，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当初我写这些文字，
以及这次为这集子而新写的，的确是出自对这些人物的敬
慕和思念，是动了情的。
说得多了，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一看这个集子里所涉
及的人们，是不是值得我们今天来思念呢？

《思念集(精)》是一本有岁月味道的书，娓娓讲述关于友谊、亲情、革命奋斗的故事。90岁高龄的陈琳教授，平时质朴的故事感动你！集子中有一篇是关于一位台湾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的纪念文章。本书包含了《怀念周培源先生》、《逝后—忆王佐良师》、《与明经老师相处的日子》、《怀念大卫·柯鲁克》、《徐永昌其人其事》等纪念文章。

这个小集子里的十几篇文字，多数是过去曾在报刊上
登载过的，但有些是这次新写的。这是因为在选编旧作时
，想到还有不少故人也是我经常在思念的，因而决定也把
这些思念记了下来。
在这小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尤其是它的基础教育集群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张
玉青小友不仅通书编排，而且为我手写的新稿在电脑上打
出清样。而我的“天书”常常是不好认的，有时还要改我
的误笔。尤其是，她总是说喜欢我的文章；有一次还说读
到某文的某处时，感动得流下眼泪。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和信心，为此我向她表示深切的感激和歉意，并因本书有
这样一位第一个读者为幸。还有冷淑华小友，也为我旧稿
的收集提供、以及所附相片的选定和加工，费了许多时间
，也在此送上谢意。
我希望读者喜欢这本小书，但其中必有不尽完满之处
，敬请给予教正。

怀念周培源先生
2017年8月28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巨匠周培源老先生115岁冥寿。我邀请了他的年过80岁的女儿周如雁和周如玲两位多年好友来家小聚。我们举杯怀念这位中国唯一曾与爱因斯坦一起工作过的物理学大师。
说起周老，当今除了孩童不知其名外，应当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学校物理教科书里有对他的介绍，更不用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了。他不仅是中外闻名的科学巨匠，还是伟大的爱国者，政治立场鲜明的社会活动家，国际知名的世界和平积极推动者，曾在国际上被尊称为“红色中国的物理学家”和“和平老人”。他在195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科学界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士之一。除曾担任国内外多个科学研究机构的创始人或领导者外，还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副主席。
周老应当说是一位终身的教育家。他192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之后，先后在美国、德国、瑞士的著名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后，年方二十七就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当时周老年轻潇洒、风度翩翩，又加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学校里上百位教授中被美称为“三剑客”之一。他对小不了他几岁的学生爱护备至，尊重他们的勤学苦读精神，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学生应该超过老师”。又经常引用牛顿的名言“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一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钱三强、钱伟长、林家翘、胡宁、于光远等。周老直到90岁高龄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在他近70年的教学生涯中，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培养出了几代人才。
说起周老与爱因斯坦的相交，那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1936年，周老在清华大学连续从事教学工作6年之后，得到一次休假的机会。于是，他决心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爱因斯坦一起继续深入研究相对论。周老不仅对爱翁的科学成就衷心景仰，而且对他的反法西斯勇气和精神也十分敬重。但是，他并不盲从权威。他在总体方面肯定相对论理论的同时，在其中的“坐标意义”问题上，对爱翁的见解有所保留。而爱翁是唯物主义的科学家，完全没有为维护自己的“权威”而对此不满。相反，他将周老的意见纳入自己的思考之中。从这一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周老如何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和为人处世中实践着自己的座右铭：“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在追忆周老一生的事迹时，不能不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坚持正确立场，直面“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大无畏精神。周老在1993年11月去世后，《人民日报》于12月5日发表了《周培源同志生平》一文。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看到我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备受摧残，痛心疾首。在“四人帮”当道、极左思潮肆虐的环境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科学真理，捍卫人民教育事业，坚决抵制对相对论的批评，反对所谓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呼吁加强理科教育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上书周恩来总理，受到周总理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1972年1O月6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针对“四人帮”的种种怪论，提出既要批判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又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要抓好基础课的教学，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于抵制当时教育界泛滥的极左思潮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伟大科学家实事求是、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捍卫真理的崇高精神。他的女儿周如玲对老父为人的三个字总结是：说真话。
这一精神还可以从另一件事看出来。在国家考虑建设长江三峡大坝时，科学家们对于这一巨大工程有着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形势，肯定的意见几乎一面倒。然而，周老作为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的专家，对于修建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有看法的。1988年，86岁高龄的周老率领182位政协委员到选定的建坝地段以及湖北、四川长江流域作深入细密的考察，并上书中央缓建大坝。他以一个有良知和无畏胆略的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提出：“关于大坝的争论，实质上是要不要科学、要不要民主、要不要决策民主化的问题。”今天，大坝已经建成十多年，在利用水力、广开电源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但在生态环境等方面也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它的是非功过将由更长的历史来判定。但是当年周培源同志那种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不畏遭批的危险、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