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精)》是一本回答教育对于个人和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启示录；一卷与“遗忘”背道而驰、以记录担当时代的心灵史！作者在书中回顾了自己专注育人的一段青春生活，在今天，对于教育何为仍具有积极的启示。

赵德发，1955年出生，山东省菖南县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日照市作协主席。至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七百多万字，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等。

引子
识仨教俩
露怯
潜龙勿用
书虫
忆苦思甜
扫墓
赵老师
“大仿”课
县里的大会
骑双头马
县师范
音乐梦
去外村代课
洋头
羞于写进日记的事儿
开门办学
消灭“土台子”
扫盲
自行车悲喜剧
宣传队
告别石河
震惊
参加“会战”
在通讯组帮忙
转正
函授班、重点班
再回古城
一个念头
尾声

我认为，人有两次诞生。第一次，是生理学意义上的
；第二次，是社会学意义上的。
人类文明的推进，依靠文化的历代积累，知识的薪火
相传。一个没受过学校教育的人，是很难适应社会的，尤
其是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与明天。从这个意义上说
，学校是人所必经的第二个母体；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
踏出学校，步人社会，则为人的第二次诞生。这个过程，
正所谓“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讒讒之学，各习其师”。
在人的第二次诞生中，教师应是“子宫”组织上的一
个个细胞。他们应以充足的营养、充沛的活力，呵护学生
，助其成长。然而，我回想1970年代担任乡村教师的经历
，不禁羞愧莫名，冷汗涔涔……

本书记录的是作者在1970年代，担任乡村教师工作与生活的经历。学校是人所必经的第二个母体；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则为人的第二次诞生，“社会人”的诞生。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对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

前几年我尚未退休，几次填写电子版干部履历表，都会受到警告。在“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填上“1970年11月”，表上立即出现一条红线，提示我填写错误。我明白，这样填写有悖常理，意味着我参加工作时才十五岁，是个童工；或是我虚增工龄，欺骗组织。警告之下，我哭笑不得，在心里道：我没有欺骗组织，我就是在十五岁那年参加工作。见我坚持不改，电子表无可奈何，只好任由我填完所有项目，指望有关领导用肉眼审查我的对错了。
领导肯定审不出问题。因为我的档案中，所有的履历表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赵德发，1970年11月参加工作。
我至今记得那个孟冬之月。在一场比一场更加凛冽的西北风里，我跟着一个叫宋世平的人走村串户，叫卖粉皮粉条。这年春天，宋家沟
二村二队办起了粉坊，让宋世平负责。他带领两男一女每天早早上工，将地瓜干磨成糊糊，做成淀粉，再做成粉皮粉条。宋家沟虽然是两干口人的大村庄，但那时消费能力有限，我们要经常推着车子去外村叫卖。
宋世平麻脸，瘸腿，那时有四十多岁。他为人正直，不疼力气，庄稼活儿样样干得漂亮，是我打心眼里敬佩的一个人。他两条腿不一般齐，走路一歪一倒，却照顾我尚未成年，身板不壮，多数时候由他推车，让我背着一根绳子在车前助力。我们爬岭过河，走进一个村庄，宋世平将好腿站直，将坏腿虚挂着，挺起肚子大喊：“换粉条啦！”我站在旁边，也帮腔大叫。刚做这个买卖时，我像新人行的卖春窑姐，羞得张不开口，鼓足勇气喊上一声，脸红到脖子，仿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买卖，打算用粉皮粉条换回人家的地瓜干子从中牟利。经过宋世平的教育，我懂得了两点：第一，给生产队增加收入，全队一百八十口人都恣①；第二，粉皮粉条是地瓜精华做的，晶晶莹莹，滑滑溜溜，谁吃到口谁恣。既然都恣，咱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叫卖，大张旗鼓地叫卖。不过，那个年代家家都穷，极少有人舍得拿地瓜干子换，掏钱买的更为稀罕。我们从早到晚要跑好几个村庄，才把买卖做完，而后推着两大筐地瓜干子，疲惫不堪地踏上归程。
回到村里，粉坊的另外俩人还在忙活，或者磨地瓜干，让一头老驴拉着石磨转圈儿；或者做粉团，为以后的生产储备更多的原料。其中一人是我远房堂叔，叫赵洪美，他将我们换来的地瓜干过秤，并清点交给他的现金。我是会计，这时便从抽屉里找出账本，将入库的地瓜干和现金记个清楚。
那天傍晚，我记完账回家，正坐在屋里抽烟的父亲瞅我一眼，说：“你去当老师吧。”
“当老师？”我惊呆了。
“嗯，学校要扩班，老师不够。三个村的书记商议了一下，叫你去。”
那时宋家沟分成三个村，我父亲是二村的党支部书记。小学由三个村合办，凡是涉及学校的大事，都由三个村的书记商量决定。
父亲又说：“是金珂两口子提的建议，他们说你头脑聪明，成分也好，还是烈士后代。”
宋金珂是公社中心小学校长，他妻子吴芬在宋家沟小学当教师，与我家是邻居。因为这两口子有文化，我崇拜他们，常去他们家玩。但没想到，他们会推荐我当老师。他们说的成分好，是指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说我是烈士后代，是指我姥爷是南下干部，1948年牺牲在河南。
我抓挠着头皮说：“我这点文化，怎么能当得了老师？”
父亲说：“反正要比小学生识字多。现在各村都缺老师，都是识仨教俩。”
我明白“识仨教俩”的意思，就是让认识三个字的人去教认识两个字的。但我想到教学的难处，站在那里犹犹豫豫。
母亲着急了，向我劝说：“当老师是个好差使，整天待在学屋里，风不打头雨不打脸，要多好有多好！”
听她说“风不打头雨不打脸”，我想起了我的梦想。自从十四岁辍学，我是把当上大队会计作为人生终极目标的。我们村的会计叫宋家章，五十多岁，会写毛笔字，会“唱账”。“唱账”是会计们的独特艺术，即一边打算盘一边吟唱：“你加上，一千双零三；再加上，八百五十四……”我每次听他“唱账”，都像后来年轻人听流行歌曲一样陶醉不已。他一年四季不用下地，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我当上二队粉坊的小会计之后，就暗暗谋划好了我的人生“三级跳”：先把粉坊会计干好，过几年当上生产队的会计，等到宋家章老了，接他的班，到大队办公室里坐着。三级会计，只有当上大队会计，才可以“风不打头雨不打脸”，别人都要和社员们一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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