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之际的历史，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现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平常史家喜欢的方式就是将人物放到大是大非中去表现，而作者别出心裁，所及人物景观格外不同。本书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通过闲聊一两件发黄旧事，闲话晚清人士各自的性情，企图发掘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秋瑾等旧年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而不是所谓的贴标签之类的历史定位法，并借以关照时代的变迁。所述人物虽“旧”，呈现的面貌却焕然一新。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岭南大学（2009、2014）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诗界十记》、《晚清文人妇女观》、《旧年人物》、《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晚清的魅力》、《晚清社会与文化》、《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阅读梁启超》、《晚清上海片影》、《燕园学文录》、《珍藏生命》、《晚清报刊、性别与文化转型——夏晓虹选集》、《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晚清白话文与启蒙读物》、《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并主编“学者追忆丛书”、“梁启超史学著作精校系列”，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金天翩、吕薯城、秋瑾、何震卷》、《林舒家书》等，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等。

小引/陈平原
才子、名士与魁儒——说王韬的“豪放”
心存救济利名轻——说郑观应的“恬淡”
傲骨原宜老布衣——说林纾的“好名”
海外偏留文字缘——说黄遵宪的“真率”
我自横刀向天笑——说谭嗣同的“任侠”
“圣人”心迹——时人眼中的康有为
寂寞身后事——时人眼中的梁启超
我欲只手援祖国——说秋瑾的女杰情怀
阅读秋瑾——一代英雌的人生意义
来自巴黎的警报——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从留日到抗日——林长民与“五四”运动
外交元老的投袂而起——汪大燮与“五四”运动
抗辩政府的大律师——刘崇佑与“五四”运动
酒不醉人人自醉
人生得意须尽欢
人生有情泪沾臆
古今人物排行种种
晚清报纸上的秋瑾之死
改良少年贾宝玉
今日黔中大腹贾，当年海外小行人——读陈季同《学贾吟》手稿本
两种新刊黄遵宪集版本小议
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读林传甲《中国文学史》
学者的收藏——读《（冯永轩藏品）近代名人墨迹》
说“玩物丧志”
初版后记
后记

陈平原
往日未必真风流，只不过夏君好古，故常能忆及“过
去的好时光”。
绝非孤臣孽子，更讨厌真真假假的遗老遗少。夏君之
怀古，与政治倾向无涉，纯属文化趣味。好古但不仿古，
或者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使得夏君评古论今时通达宽厚，
不刻薄，也少调侃。偶尔发现一点先贤的小破绽，也都一
笑置之，无意于穷追猛打，更不想打破“过去”的偶像。
明知没有特异功能，只因爱看侦探片，夏君顺带着喜
欢坐在电视机旁，凭直觉侦破刚刚发生的国内外大案要案
——当然，成功率不会太高。以此脾性阅读古书古人，不
免常于无疑处见疑。平日里柴米油盐、东西南北，老理不
清头绪；唯独此时感觉格外灵敏，常能读出点与众不同的
味道禾。
太平盛世，时人或者对时间的流逝不大在意；唯有易
代之际的文人学士，最能感觉物换星移，也容易有一种苍
凉的历史感。夏君于是对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命
运及其心理格外感兴趣。
既不想借古讽今，也不期望回到过去，不过借助时间
的洗涤，少点尘世的喧嚣。还是和常人一样逛商场、挤公
共汽车，只是静夜沉思，多了个回味的去处。只要是即将
沉入历史深处的，都可能成为夏君关注的对象。可惜对大
熊猫没有多少好感，对绿色和平组织的宗旨也还不大了然
。至于搜集粮票、抢购禁书、收买古钱和文化衫，也都有
始无终。尽管总想收藏点或俗或雅的历史文物，可命定永
远成不了收藏家。主要还不是因住房太窄，或经济实力有
限，而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并自诩是“跟着感觉
走”。
照夏君的说法，“玩物”就必须“丧志”，老想着日
后如何派上用场，那叫“工作”，不叫“玩”。如今夏君
把这两年追寻古人心路历程的若干短文集成一册，不知是
在研究历史，还是在品味人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1996年7月7日于京西蔚秀园

抛弃贴标签式的历史定位法，站在人性的立场，闲话晚清人物，关照时代变迁。
晚清至民国一段，时局纷乱，人心思变，而正是在纷乱的变化中方才显出人物的性情与品格。对于旧年人物，本书作者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强调的或许是历史中的人，发掘的是人物身上更丰实的一面，通过闲聊一两件发黄旧事，闲话晚清人士各自的性情，映衬出时代变迁对于人心的微妙感觉，苍凉、温润或者是其他的闲情逸致尽在其中。

收集在这里的文字，都是1989年以后写的，曾分别在
《读书》《中国文化》《学人》《文学史》《文史知识》
《文学自由谈》《北方文学》《嘹望》《美文》《文汇读
书周报》《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发表。此次结集时，将
当初因刊载篇幅所限而删节的部分尽量恢复，并作了修订
，编排为四辑。
借用黄遵宪的话，先前出版的《诗界十记》可谓之“
诗之外有事”，本书则是“诗之中有人”（《人境庐诗草
·自序》）。虽然涉及的材料不只是诗，人却多关于晚清
。
第一辑前六篇文章，均力求通过人物某一重要的性格
侧面，揭示其人一生行事的真精神，或许可以为解读近代
名家，提供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后二文从众说纷纭中
描画人物之大略，仍希图于其诸般行事中，发见始终不变
的一二底蕴。
人之性情尽管天差地别，七情六欲却为人所共有，不
管古圣今贤，都无法断此尘缘。第二辑文字即从此切入，
以展现历史人物同中有异的微妙心态。
人之行迹，南北无定。加之晚清国门洞开，足历东洋
、西洋者不乏其人。有幸访学东瀛，得以追踪近代文入学
者在日遗迹，并效法前贤，登山临海，入乡问俗，以求领
会涵藏于四季风光与日常生活中的异域文化精神，自觉对
晚清东游之士的所思所感更多了几分了解。是为第三辑之
来历。
读书有得，因以成文，便有了第四辑所收的若干短篇
。而无论谈学说史，评人论事，均可于其中窥见一时代之
人情。
附录一篇，记述季镇淮先生的人生与学术之旅，以表
达对引领我走上近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导师一点感谢之情。
平生不喜欢看描绘未来世界的科幻片，以为太缥缈；
倒愿意沉想于古人的文字中，感觉更实在。既然在必须面
对的现世之外，人们仍需要某种想象的世界以为补充，我
还是宁愿选择“往日风流”。
并非旧年人物的性情、事迹都十分美好，不过是经过
时间的过滤，人事纷扰、利害相争都已淡化，于是只留下
令人歆羡的“风流”态。
此书原拟编入南方某出版社筹组的“思想文化小品”
，故尝取名“往日风流”，以配充“小品”，虽然颇惴惴
于笔墨的不够洒脱。该丛书因出版方毁约而搁浅，拙集经
增补后。又加入现在这套“思想之旅书系”，借机改题“
旧年人物”，以求意思显豁，也显得庄重，不必再为杂收
学术短论而歉疚，于是皆大欢喜。
1996年4月28日于京西蔚秀园

才子、名士与魁儒——说王韬的“豪放”
在晚清的中国人中，王韬可算是个名人。他率先游欧，首倡“变法”，著述宏富，交游广泛，不仅国人耳熟其名，在国外知名度也甚高。倘若描述其人的性格，怕只有“豪放”二字最搔到痒处。
其实，王韬本人已有如是说。他尝撰《弢园老民自传》，自言不喜八股，“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又作自传体小说《天南遁叟》，自称“长于诗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而摒弃时文，好弄诗笔，均由豪放之性使然。二三十岁在上海，人有戏言：
吴门王胖，其才无双。
豪具北相，圣压西方。
牛马精神，猿疆品概。
日试千言，倚狗可待。
（王韬《寄钱昕伯茂才》）
五十余岁重回沪上，邹弢往见之，记其“虽两鬓已苍，而谈笑诙谐，犹有豪气”（《三借庐笔谈·天南遁叟》）。终其一生，自少至老，王韬始终以豪放之态与世人相见。
虽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王韬却在这本性上吃过大亏。他既因豪放不羁，与八股格格不入，又非富家子弟可由捐纳得官。要想出人头地，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性之所近的便只有养高名以动世、建奇计以立功了。《天南遁叟》中写他十六岁（实为十八岁）考中秀才，贺客盈门，他却不以为意，言其志曰：
区区一衿，何足为孺子重轻！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
此话倒不全是矫情。佣书于英人麦都思所办墨海书馆，在他并不视为上策，常有“劳同负贩，贱等赁舂”的屈辱感，只是为衣食计，才明知“托迹侏□（特殊字体），薰莸殊臭”“获罪名教，有玷清操”（《奉朱雪泉舅氏》）而不顾。尽管遭人讪笑、攻诋，然而一往十余年而不返，仍可见出其人性情。不过，当作正经事业来做的，其实还是上书建策。
总算不是“英雄老去，机会方来”，太平天国革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乱世”，正是王韬寻求“成不世功”的良机。其间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一是他三次写信给江苏巡抚徐有壬，代筹“御戎”“平贼”策，而以对付外患为主；一是先后两次向江苏布政使吴煦献“却贼杀贼”之计二十条、“杜贼接济”之计十四条，专以剿灭太平军为急务；一是借探母病回乡之际，化名“黄畹”，向当地太平军首领、苏福省民务官刘肇钧上书，建议夺回安庆、缓攻上海。前两次还算“正途”，只是因徐氏早死，王韬的豪宕不检又得罪了人，故未成功；后一次则纯属“险招”。关于此举的真实意图，王韬以后屡有表白：“夫仆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诗，稍见厥志，所谓‘置身豺狼近，杀贼先结贼’者也。”（《与徐子书》）确否如此，还不能肯定。但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没有些胆量豪气的书生总做不出来。此信很快被清军收缴，王韬险遭杀身之祸，逃亡之余，他还要为“奇计未就，谤书已来”（《与田理荃大令》）遗憾不已。出奇制胜的“不世功”没能建成，又差点丢掉性命，这一次的打击对于“自负奇杰”（《上江翼云明经师》）的王韬来说实在太沉重。
得英人保护遁居香港后，王韬已悟到此次落难与其豪纵性格不无关系，在给女婿钱徵的信中即有表露：
往时诗酒征逐，兴酣耳热，辄与诸故人抵掌论天下事；至无可如何处，眦裂发指，或为阮籍哭途，或作灌夫骂座，以故礼法之士嫉之如仇。放废以来。久为时流所唾弃，境遇堙塞，气概顿尽，不复作此态矣。
是否均为天下大事结怨于人姑且不论，在灰心丧气之时，王韬有意深自敛抑，原很自然。不过，上书惹祸究竟只是阻塞了他直接从政的路子，并没有断送其成名的前途。何况，从不世之功一转而为名山事业，这对留心古今、兼及中外的王韬并不困难。而他作为《循环日报》的主笔一旦打开局面，《普法战纪》等书为他在国内甚至日本赢得了声誉，王韬就更没有必要过于委屈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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