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虹日记》是作者数十年来所写日记的精华选粹，其中包含了作者早年从教时与学生之间真挚的情感书写，也包含了作者后来从事敦煌学研究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的见闻选录，突显了作者热爱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情怀，以及对往昔师友怀念和感喟的炽烈真情，回首雪泥鸿爪，笑对夕阳晚霞。

柴剑虹，男，1944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新疆任教十年，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敦煌研究院、吐鲁番学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西域文史论稿》《敦煌吐鲁番学论稿》《敦煌学与敦煌文化》《敦煌学人和书丛谈》《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品书录》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特殊津贴。

八达岭劳动两周记
（1963年5月4日—5月17日）
一九七六年日记摘抄
（1976年1月1日—12月31日）
丙辰、丁巳年日记摘抄
（1977年1月1日—1978年3月26日）
新疆北庭故城考察十日记
（1979年8月、1980年9月）
八十年代第一春研究生日记
（1980年1月1日—4月23日）
库车行纪
（1980年9月14日—9月21日）
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日志
（1984年10月12日—10月20日）
赴苏考察敦煌写卷日记摘抄
（1991年5月1日—6月10日）
法、德—月行纪
（1997年5月19日—6月19日）
法国、意大利行纪
（2000年5月29日—6月18日）
走访日本书店八日记
（2003年12月10日—12月17日）
台湾讲学日记摘抄
（2004年9月26日—2005年1月11日）
中华书局汉学室返聘工作日志
（2005年11月1日—12月31日）
甲午夏日记事
（2014年7月3日—8月15日）
京都五日记
（2015年1月28日—2月1日）
巴黎—北欧日记
（2016年6月30日—7月22日）
丁酉蜀地行纪
（2017年3月17日—3月20日）
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行纪
（2017年5月11日—5月30日）
乌鲁木齐—木垒散记几则
（2017年7月26日—8月22日）
喀什—塔什库尔干行纪
（2017年8月9日—8月13日）

2014年3月，山东蓬莱市与济南大学泉城学院联合成
立了一家“中国日记资料馆”，并继续编印《日记杂志》
，古农主编发来“问卷”，征求我对记写、整理、发表日
记等问题的一些看法。我曾简要作答如下（问题省略）：
我无写日记的习惯。也许开始写日记是因为上中学时
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来自己想写的也有。当然不是每
日必记，而是偶尔记之，想起来可以记点什么就写上几句
。目前保存下来最早的日记是1957年的几则和1958年的若
干则。之后零零散散地也有一些，恐怕大多散失了。
严格地讲，“日记”是一类纪实文体，却并非是一种
独立的“文学形式”，因为有许多日记并无文学性可言；
当然文学性强的日记也不少，有的是很精练的杂记、散说
、感言，有的还录入了作者的诗词作品。总之，要给日记
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概念）是很难的，各人有各人的习惯
、写法，无法规定“应该怎样写”。
日记能否发表当然应遵从作者本人的意愿。我之所以
强调“本人”，是因为有些作者不在世了，他的亲友也不
宜随便发表他的日记，其中原因颇多。每人写日记的“动
因”与“态度”并不相同，有些人本来就是为了要公开发
表而写的，而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是为发表而写。记得当
年季羡林先生委托我们编辑出版《季羡林全集》时，就明
确告诉我：“全集可以收录《清华园日记》，但不要收《
北大日记》。”
我自己写日记很少，其中2004年9月26日到2005年1月
9日，我应聘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做了一学期的专
任教授，住在阳明山上的学校宿舍里，每晚临睡前或第二
天清晨在电脑上记一日之事，后来以《台湾讲学日记摘抄
》为题作为“附录”编入了我的一个自选集《敦煌学人和
书丛谈》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他人公开出版的日记作品我读得很少。记得在20世纪
60年代我读过“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又名《侍
卫官日记》），那其实是一本“日记体”形式的“纪实小
说”，主要是揭露蒋家王朝之内幕，当时甚为风靡。现在
，藏在美国的《蒋介石日记》出现了，大概对研究那一段
的历史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这些日记对我个人的影
响，实在微乎其微。几年前我协助整理出版了我的老师启
功先生的部分日记（《启功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出
版），很受教益。书中附录了我写的读启功先生“文革”
日记的感言，《文汇读书周报》全文转载了。
现在翻阅我几十年前写的一些日记，却可以引起不少
亲情、友情、同学之情的温馨回忆。不愉快的东西当然也
会有，但我牢记启功先生常说的一句话：“不温习烦恼。
”
秉笔直书的日记，除了其可靠的史料价值外，会有多
方面的社会启示、借鉴意义，或可称之为“正面效应”；
而有的弄虚作假、故作姿态、欲盖弥彰的日记，恐怕就会
有种种副作用了，或可称之为“负面效应”。
以上只是我对与日记相关问题的一些粗浅简略而不全
面的认识，恐怕并不能让《日记杂志》编辑同行们满意。
前年，我偶然翻出了1991年五六月间在苏联考察敦煌
写本的一个多月的日记——当时是用圆珠笔记在活页纸上
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翻看其
中内容，觉得兴许对我们的敦煌学研究史还有点参考价值
，于是便着手整理过录了一遍，发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2017）》上。接着，
我又找出了1979年、1980年暑期到新疆吉木萨尔北庭古城
与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及库尔勒铁门关考察的日记，感觉虽
然文字简略粗疏，却仍然可以从中窥见我当时对西部历史
考古的关注，也存有少许的资料价值。
我原以为，1961到1966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
习期间所写不多的日记，恐怕早已散失。孰料1963年在八
达岭林场植树劳动期间所写的“劳动日记”，却因为曾抄
贴在班级墙报上而保存下来了。另外，最近在整理旧时笔
记本时，又意外地发现了1968到1978年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任教十年的后期，以及后来回母校读研期间所写的部分日
记。如今阅读这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虽恍然如有隔世之感
，却也唤起了自己对青年时代平常生活，尤其是在1976至
1977年这个特殊年代在祖国大西北教学生涯中的许多忆念
，于是又摘录在电脑之中。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遵循恩师启功先生的教诲
，在季羡林、姜亮夫、周绍良、宁可等前辈学者的指引与
扶植下，涉足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后又在中华书局创建
了汉学编辑室，集中翻译出版海外中国学论著，与敦煌学
界和国外汉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与文化学术交流。多次在
国内外参加研讨会和学术考察，本来也应有不少纪行的文
字，遗憾的是往往因为行色匆忙，随记随丢。最近只找出
了1997年、2000年、2003年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作学术交流和考察访问的纸面日记；而参加国内敦煌学会
议的记录，除了偶尔留存的1984年在杭州的一份，大多已
杏无踪影了。近些年习惯用电脑录写，才保留了2015年、
2016年、2017年赴日本及欧洲写的几份，基本上是简要的
流水账，且“记游”的成分大于“述学”，整理出来权当
是敝帚自珍吧。
诚如我前面所引之答卷所言，自己的一些日记原本也
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并无公开出版的计划；之前已经公
开发表的1991年访苏日记与2004年台湾讲学日记，也均是
有所删节的摘抄。但是学界与多年前的同窗学友觉得还有
些学术史及忆念的价值，所以又鼓励我发表其他一些日记
。尤其是青岛出版集团的孟鸣飞董事长和刘咏编审，对我
策励有加；而我，则自觉已逾古稀之龄，怀旧之情与日俱
增，再撰新著已力难顺意，又不能辜负友人的美意，遂勉
力整理出这本日记选，又寻出少许照片配上，算是对文字
的一些补充，希冀回首雪泥鸿爪，笑对夕阳晚霞，或于身
心不无益处。
柴剑虹
2018年3月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剑虹日记》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柴剑虹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日记的汇编，集中荟萃了作者在敦煌学研究上的主要成果，介绍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以及赴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讲学的情形，并随记旅途所见所闻。

5月4日 星期六 晴
我们又来到了青龙桥——八达岭下。四周层叠的山峦，大都是光秃秃的，这和南方苍翠碧绿的山峰比起来，真是迥然不同。但是，当我看到去年我们在这山坡岩石上写下的“人定胜天”“改造自然”几个大字时，我想：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改造这荒山野岭的。古时，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新社会，条件十分有利。那么，只要我们有愚公的精神，就不怕改造不了这些山。不，我们要把它们打扮得比西子湖畔的青山更加秀丽、更加郁郁苍苍呢！
放眼向四周望去，万里长城曲曲折折，蜿蜒在山上，像一条褐色的蛟龙。古代的劳动人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建造出这样伟大的万里长城来；今天，作为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更应发扬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斗争精神，埋头苦干，立凌云之志，行惊天之事，誓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今天，我们来与悬崖峭壁作战，这不仅是改造自然（客观世界）的重要工作，还是改造自我（主观世界）的重要途径。二十四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之所以渴望到八达岭来劳动，也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更接近于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更好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5月5日星期日阴
清晨。山区不比平原，虽然是春暖花开的五月天，这里却还相当冷，不穿棉衣不行。我们的营房正好处在山谷里，因此有不少树木，增添了许多鸟儿的喧闹声。山里的泉水冲击着石头，发出潺潺水声。一切都很引人入胜，要是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升起来了，那更可以欣赏到山间的壮丽景色了。当然，我们和那些“朝看水东流，暮望日西坠”的隐士们或许是有着本质不同的。他们欣赏大自然，往往是“野花啼鸟一般春”，安睡太平觉，但求与草木同朽；我们欣赏大自然，是出于内心的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并要凭自己的双手，把荒山变成花果园，为了使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们也能以最大的热情，夙兴夜寐地苦战在高山上。幸福观不同，对待大自然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批战友们来了，我们跑上前去，把从山上采摘的花献给他们。虽然才分别了几天，却好像隔了几年似的，问这问那。从今天起，我们七十六人就要在这山间共同战斗，度过不平常的两周了。
5月6日 星期一 晴
在这样高的山上劳动，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这些山海拔一千多米，但相对高度却只有六七百米。可是第一回上山，大家都累得不得了，气喘吁吁，满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到劳动地点一看，四周的山更高更陡。许多同学说：“今天，我才真正理解到，攀高峰是多么不容易啊！”是的，地理上的顶峰和科学的顶峰都不是容易登上去的，没有坚强的毅力，没有咬牙的精神，没有走崎岖小路的决心，也只好望峰兴叹而已。
劳动确实能培养人们大胆、顽强的精神，能锻炼人们机智、勇敢的品质。我参加“定点”劳动，在山坡上跳来跃去，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要是胆小，一看深渊幽谷就两腿发软，那简直动弹不了。劳动是艰巨的，但又是欢乐的，特别是想到数十年后在参天的松树中，将凝结着我们的一些血汗，心里真是甜滋滋的，有说不出的高兴。劳动创造幸福，这是无须疑问的了。但我们青年学生，对此实际的感受还很不够，再加上几千年来社会上轻视体力劳动的遗毒还在人们头脑中作怪，因此，我们自觉地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就更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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