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第六部

二
我在报社工作，我的编辑室主任是巴维尔·彼特洛维奇·扎采平；我对他十分友好，十分尊敬。他确实是值得尊敬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前边顶发已经谢光，鬓发全白了，白得像搽了粉似的。此人天性善良，文雅，谦恭待人。我同巴维尔·彼特洛维奇的结识似乎十分简单、十分平常。我是去年在莫斯科大学文学系毕业的；虽然我总想显得老成些，留起了微微卷曲的棕红色胡子，可是论年龄我只配做扎采平的儿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常常到编辑部来，还发表过一些农村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其中有一篇题为《野蒿》的，巴维尔·彼特洛维奇一拿到手就大加称赞。很明显，我和我的“农村小记”得到了巴维尔·彼特洛维奇的分外赏识，所以他才请我来他的编辑室工作。我看出：巴维尔·彼特洛维奇原是十分高兴的，因为他的编辑室增添了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文学编辑，可是如今他伤心了，因为我突然写了一张离开报社的申请书，如巴维尔·彼特洛维奇说的，“这么一张奇怪的和完全令人不解的申请书”。
“哎呀，恰佐夫，恰佐夫，你真是叫我伤脑筋，”他说，“有什么办法，年轻人嘛！坐下，坐下，干什么直挺挺地站着？”
“站一会儿，没关系。您打算怎样批复呢？……”
“什么？批复？恰佐夫，先得弄清楚你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想来想去，就是弄不清，弄不清你，弄不清你这个奇怪的想法是怎么一回事儿。说真心话，我很想弄清，可就是弄不清！……”
“巴维尔·彼特洛维奇，什么地方您不清楚？”
“亲爱的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我弄不懂的是，你不该无缘无故地扔下工作，离开莫斯科。到哪里去？去农村。对不起，你这样异想天开有什么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国家培养了你，文学系毕了业，可是你……”
“我的理由，在申请书中详细地讲了。”
“我看到的，看到的。这算什么样的理由？不过是心血来潮罢了。”
“我离开不会太久的，至多不过一年。”
“你要请这么长时间的假出公差？”
“我得在农村住一段时候。”
“有意思！谁能批准你请一年的假？报销的时候不论哪一个会计都会顶回来的。再说，问题的实质也不在请假。”
“那就请您给我保留工资，维持生活。”
“要想拿工资，必须每天来上班，”他严厉地说。“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
“我要给报社写特写、随笔的。”
“米哈伊尔，你要知道，哪一家像样的报纸会天天刊登有关一个村子的特写？这样的特写谁又喜欢读？这一点你想过没有？”
“巴维尔·彼特洛维奇，您要是不能帮我的忙，请您代我报告总编辑，将我的申请书转交给他。”
“算了吧，恰佐夫，别给我找麻烦了！要是不死心的话，你就自己送去。不过，说句贴心话，我不希望你去找总编辑，因为他的答复肯定同我的答复完全一样，只不过话要说得更难听些。米沙，不要自讨没趣吧。你本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干什么打起了怪主意？”
“没打什么怪主意，您的话说远了，”我垂下眼睛说，“说实话，有一种力量吸引我回农村，回家乡。再就是，我很想去好好地闻一闻野蒿的气味。您该记得，我对您说过，我时常想起野蒿的气味。不知为什么，也许，我像一只欧椋鸟，每到春天，就巴不得立刻飞回故土。我也弄不清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儿。反正我不回去就是不行，真的，不回去不行。”
“可是，应该不应该回去呢？干什么这样着急呢？先得好好地、耐心地想一想，衡量一下全部的‘得’和‘失’，然后再作决定。如果你像欧椋鸟那样，想在春天回故乡，那可以给你假期，比如说，给你十天假期。”
“您十分明白，我要的不是十天假期。”
“我明白，而且我还可以替你回答：要给乡亲们写一本书，需要相当的时间。我回答得对不对？”
“也许对……不过，这话还说早了一点。”
“米哈伊尔，你还想瞒住我哩！我对你清楚透了。你想成为作家，这种想法我赞成，这你是清楚的。是的，你是有才华的，你的‘农村小记’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亲爱的米哈伊尔，成为作家的许多有利条件不是在农村，是在首都。首都有作家协会，有作家基金会和许多杂志，可以说，方便极了，而且还可以在作家之家里同许多有名的作家打打交道。可是你却要去偏僻的农村。有什么意思？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
“反正我要走，谁也拦不住我。巴维尔·彼特洛维奇，我还是请您把我的事情同总编辑谈一谈，尽量向他讲清原委。”
“我事先可以告诉你：我去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还是请您去试试看。”
“好吧，恰佐夫，我帮你去讲讲看，不过表示表示我对你的一番心意罢了，”巴维尔·彼特洛维奇沉默了半天才说。“我去讲讲。不过，不是找总编辑，是找副总编。你是知道的，伊凡·叶菲莫维奇这个人心肠软，好讲话，肯关心人。有一次他对我说：这个恰佐夫很会描写大自然，有两下子。也许，伊凡·叶菲莫维奇会给你出个什么主意的。不过，米哈伊尔，有一点要注意，同他谈话，欧椋鸟啦，野蒿

《野茫茫》由巴巴耶夫斯基著。
一位年轻记者立志要写小说。名作家告诉他，搞创作要善于想象、善于推想。记者回到家乡，遇到许许多多人物。有些人原先朝气蓬勃、勇于创新，到后来或官气十足，或迂腐僵化；有的姑娘十分能干，却说自己干活快是为了多挣钱；有的女子则理直气壮地公开与有妇之夫同居；一些老牧人、劳动英雄，到了老年，有的依然十分关注集体事业，有的成为新事物的对立面；一向极有声望的领导人，并没有领导好生产；受到纷纷责难的领导人，生产却领导得很好。人物性格的发展、事物的发展，都没有遵循人的推想或想象，不符合年轻记者创作的要求。面对这许多独特而真实的人物、丰富多姿的生活现象，他不知如何是好。并且他自己也被美丽的姑娘缠住，谈起三角恋爱来，欲罢不能。他不断地探索、思考，到最后对生活和创作开始有所领悟。但他不幸在一次火灾中牺牲了。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一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普希金说过：“译者是文明的驿马。”笔者曾
对此说法加以引申：“如果说广义的译者是文明的
驿马，那么专事文学翻译的人士便是‘文学的驿马
’了。凑巧的是，在汉语中，译者的‘译’和驿马
的‘驿’不仅同音，而且在词源、词形和词义上也
很相近，区别似乎仅在于后者为‘马儿’而前者是
‘文人’（言者）。……用在驿站间往复奔波的马
儿来形容译者，每个有过译事经验的人大约都能在
这个比喻中品味出某种艰苦和辛酸，甚至是束缚和
无奈。……既要有出众的能力还要有忍辱负重的秉
性。日复一日的奔波只能换得微薄的粮草，还得时
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泽，能善此业者非驿
马莫属也。”力冈先生就是这样一匹忍辱负重、砥
砺前行的“文学的驿马”。力冈先生以他的作为告
诉我们，文学翻译是一项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是
一种富有意义的存在方式；力冈先生及其文学翻译
活动是一种燃烧生命的举动，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典
范，同时是他的翻译意志奏出的一曲凯歌。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野茫茫》是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的一部关于草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主人公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为了成为作家辞职回到辽阔村的经历为主线，通过对米哈伊尔·阿纳托利耶维奇事业和爱情的描述，反映了苏联斯塔夫罗波尔一带草原农村在改革过程中，青年牧民与老年牧民对待新事物时因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