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东欧社会发展、中苏关系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克拉拉·蔡特金评传》《科索沃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大国背景》《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东欧史》《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运动现状研究》《东欧政治与外交》，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史论》(联合主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历史、理论和评价》(合著)、《叶利钦执政年代》(合著)等。

引言
第一章 家乡·家庭·学校
第二章 20世纪40-60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对外关系
第三章 到中国去留学
第四章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岁月
第五章 大学毕业后的工作
第六章 第二次来中国学习
第七章 阿尔巴尼亚的社会转型
第八章 到中国当大使
第九章 在中国过着平民生活
第十章 中国印象
致谢

我是北方人，家乡在阿尔巴尼亚最北部的特罗波亚（Tropoja），当时叫贾科沃（Gakovo）山区。贾科沃是科索沃的一个城市，离我的家乡非常近。所以，我的家乡在未定边界之前甚至一直到1948年，几乎所有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关系，都发生在贾科沃附近。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家乡。我的家乡风景也非常美，有山有水。当然，冬天的时候，这里雪下得比较大，会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一些困难。如果生活水平比较高的话，下雪多肯定是一件好事。蜿蜒起伏的山脉将阿尔巴尼亚北部同科索沃地区连在一起。整个阿尔巴尼亚和其他阿族居住地区的传统基本上是一样的或者变化不大。但很显然，与我的家乡近的地区在传统上共性要大一些。我们这里能听到一些与斯库台和相邻的科索沃共有的传说。这些传说的内容很丰富，都是用诗歌的方式表现反对侵略者、保护祖国的英雄人物。每个英雄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由于过去上过学的人不多，这些传说都不是由文字传承的，有关它们的书当时几乎没有，所以都是人们口口相传下来的。老一辈人就是用这些口传下来的英雄故事来教育和培养年轻的一代。
我妈妈知道很多这样的故事，小的时候，每天晚上如果她不给我和哥哥姐姐讲几个这样的故事，我们都不睡觉。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那些用诗歌方式讲述的英雄传说的大致内容。这些故事都是围绕着两个主人公展开的，一个叫慕亚（Muja），另一个叫哈里里（Halili）。这两个名字在阿尔巴尼亚北方人中是特别常见的，我的一个弟弟就叫哈里里。慕亚这个名字的起源应该和“能”“能干”有关。慕亚和哈里里都是英雄，其中慕亚的力量很大。在打仗的时候，如果不能用人间的力量取得胜利的话，他就会生出一种好像是上天所赐的神力。所以，打仗的时候他的力气比任何人都要大，比任何人都勇敢，他呼吸的声音好像刮大风，总是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打败敌人。这种用诗歌方式讲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作品就是史诗，许多国家都有，如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等。慕亚和哈里里就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英雄史诗，它们起源于反抗斯拉夫人向巴尔干半岛西部迁移的时候。每次讲完几个故事后，妈妈总是问我们喜欢哪一个，我们也会让她再讲一遍我们最喜欢的那个。大多数情况是她没讲完我们就睡着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这些英雄事故对我起到了激励和鼓舞的作用。
当然，这些故事讲述的不仅仅是打仗，也有生活中的平凡事儿，如描写民间习俗、自然风景等。比如，慕亚的儿子欧美尔（Omer）在战斗中牺牲，他的母亲埃古娜（Ajkuna）坐在欧美尔的遗体旁一边恸哭一边诉说着她的悲痛。再比如，哈里里的结婚场面和仪式，以诗歌的形式描绘出来，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完美的艺术品。据最近的一些报道称，由普里斯蒂那开始与地拉那合作，已经出版了十五部有关慕亚、哈里里及其战友的史诗。
阿尔巴尼亚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三种宗教信仰。但是，信教者之间历来非常宽容，从来没有信仰上的冲突，异教通婚很平常，大家一起欢度节日，人们的观念都很开放。我们信仰伊斯兰教，但宗教意识不强。比如，伊斯兰教在饮酒方面的限制是很严格的，但我爸爸有时候和朋友可以喝点酒，但喝的不是很多。我爸爸为人特别好，也非常开放和包容。我小的时候他养蜜蜂，每次提取蜂蜜的时候他都先做两件事：给一家相当贫穷的邻居送一桶蜂蜜，将蜂蜡送给两家住得很远的天主教朋友。天主教家庭过节时需要蜡烛，但那时候买不到合成的或现成的蜡，所以我爸爸不卖蜂蜡，而是送给他们，他关心的是如何让邻居或朋友过好节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与家庭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对我们家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事。
我出生的村庄叫马尔格盖耶（Margegaj），它来自一个人的姓名——Mark Gega，但这个名和姓都是典型的天主教的。这说明，在几代之前，这里都信奉天主教，后来由于奥斯曼帝国入侵的缘故，人们才改信伊斯兰教。所以，宗教信仰的味道不是很浓厚。在那个时代，这里的人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与许多家族一样，我爸爸的家族通常在晚饭之后与同乡在家里聚一下，非常认真地讨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有时候主题也会是历史方面的问题或人物。一般情况下，这种聚会是一个人讲，其他人认真地听，人们相互之间非常尊重。这种交流方式有助于解决当时的难题，对培养下一代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由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不好，我爸爸家族的人没法外出到很远的地方，但从不忽视与朋友、与外界的联系。比如，不管家里的活多忙，我爸爸总想着找时间去看看他的朋友，哪怕走上一天的路。同时，他也想方设法请他们到家里来。走出家门到很远的地方往往与反抗外来侵略和保家卫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祖父和我年轻的伯伯参加过1912年的斯科普里起义。当然，有时候人们也会外出买些日用品。我母亲的家族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但与外界的联系同样非常密切。我外祖父凭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人们普遍的认同，人们相信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孔寒冰编著的《从化学博士到驻华大使(阿尔巴尼亚校友塔希尔·埃莱兹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的主人公是北京大学的国际校友、阿尔巴尼亚前驻华大使塔希尔·埃莱兹先生。塔希尔先生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言谈举止十分儒雅，在轻声细语中讲述他既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
塔希尔所讲述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但映射出来的却是阿尔巴尼亚的发展和不同时期的中阿关系。

大约是2016年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了母校北京
大学国际合作部的一个电话。对方用非常有礼貌的
语气做了自我介绍，他是留学生办公室的陈峦明先
生。他告诉我：“为了迎接建校120周年，北京大学
设立了一个国际校友口述史访谈项目。由于您在北
京大学学习过多年，后来又做过驻华大使，了解中
国，也为中阿两国关系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所以
，我们将您列为访谈对象之一。具体同您进行访谈
的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
寒冰教授。”
由于出国，我2016年9月才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同孔寒冰教授具体商量如何进行口述史访谈
。在这个学院的一个非常有格调的咖啡厅里，孔寒
冰教授、陈峦明先生和我喝着特别香的咖啡，详细
地讨论了如何实施我们的访谈计划，约定分别在北
京和地拉那进行，那次友好亲切的交谈令我难忘。
然后，我参观了孔寒冰教授的办公室。除了满书柜
都是中东欧方面的图书之外，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
还有一个特殊的“迷你世界”，那就是书柜里挂满
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钥匙链，其中就有好几个是来自
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他告诉我，这些钥匙链都
有着他的特殊记忆。我很愿意做这样的访谈。对我
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可以回忆起我
在北大读书，以及与老师和同学们相处的那些难忘
的日子。那时，他们像对待家人一样关心我。刚到
中国时，我的中文水平还不够好，跟不上老师讲课
的进度。同学们给我辅导功课，教我不懂的汉字，
老师们更是想方设法帮助我学习没有掌握好的知识
，并一直鼓励我。所以，在这本书出版之际，我真
诚地对他们所给予我的支持与帮助表示谢意。
几十年来，我从没有忘记北京大学，也多次回
到美丽的燕园。可以说，我亲眼看到了北京大学各
方面的巨大变化。现在的燕园，一切都可以用“新
”字来形容，新的图书馆、新的教学楼、新的大讲
堂、新的体育馆、新的学生宿舍……但是，博雅塔
、未名湖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还在，更为重要的是，
北京大学的优秀传统还在。作为一个曾经在这里度
过美好大学时代的阿尔巴尼亚人，我可以通过这些
讲述中阿两国之间那种特殊的友谊与感情。走出燕
园之后，我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没有忘记北京大学
对我的培养，北京大学严谨、求实的办学态度令我
受益终生。我为它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而感到自豪。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一个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十来岁
的小孩对记者说，我希望父母帮我，他们不在了；
我想要老师帮助我，他们不在了；我呼喊上帝，上
帝也没来。在困难和绝望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对他
最亲的父母、老师和上帝。看到这个报道，我也马
上想起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我要发自内心地说，他
们永远是我的老师。我的北大的同学们也都非常优
秀，他们用自己在工作中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而
这肯定要归功于母校的培养。
另外，我还目睹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其他国家可能好几代人
都看不到。荒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成现代化城市，
科技发展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高铁在这十多
年间从无到有，并通到最边远的地方，而且还借助
“一带一路”来到了国外。人民生、？舌水平的提
高也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想说，不仅
我，不仅我的家人，还有所有阿尔巴尼亚人民，都
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感到高兴。
最后，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设立的这个国际校
友访谈项目，感谢孔寒冰教授和陈峦明先生为此做
出的辛勤工作。
塔希尔·埃莱兹
2017年2月干地拉那

孔寒冰编著的《从化学博士到驻华大使(阿尔巴尼亚校友塔希尔·埃莱兹口述)(精)/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讲述了塔希尔·埃莱兹1943年生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特罗波亚的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中学毕业后被选派到中国留学。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了一年中文后，塔希尔进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66年回国。在地拉那大学毕业后，他先回到家乡工作后回到地拉那大学教学，70年代中期再次来华在大连化物所进修。1992年，塔希尔出任阿尔巴尼亚社会剧变之后的第一任驻华大使。1997年离任以后，他及全家一直生活在中国。塔希尔亲历了半个多世纪阿尔巴尼亚曲折的社会发展，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不寻常的关系，目睹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反映了他对中国、对北京大学不一般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