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清廷如何感受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意义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做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权力）；乾隆帝欲“回复三代”，做中国历史上的好皇帝，都是高王凌著的《乾隆十三年（经典珍藏版）》这本书的重要内容。作者从后宫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为大家重绘了乾隆皇帝的本来面目。

高王凌（1950—2018），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从事清史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一生潜心学术，成果丰硕，主要代表作有：“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租佃制度新论一地主、农民和地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统购统销之谜》《在清华大学讲土地关系》等十余部。

序言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2.初政，重拾人心
3.面对人口问题
4.垦政的变化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6.新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7.提倡工业生产
8.共时现象，扩大职权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11.议改土地制度
12.劝减田租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14.盛世之累
15.吏偷
16.民玩
17.金川之役
18.自失
19.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本书取名“乾隆十三年”，如果再有一个英译本，似
乎就可以学黄仁宇先生，加一个副标题了：“1748，一个
失败的记录”（一笑）。
黄先生是学不来的。但可以告慰的是，在这次谋求再
版的过程中，遵从学生与友人的建议，终于鼓起勇气，将
全书修改了一遍。虽未能达到完全“口语化”的目标，但
尽量使之好读，也算费了些力气（现在仍有许多不好读的
地方，但尽可“一目十行”，略过去了；又，书中引文未
注明者皆出自大清实录之《高宗实录》，不妨按图索骥）
。
本书和《史记》等古书一样，大量地引用了原文（只
不过古书不注明出处，一般人意识不到而已），原因之一
，是有许多东西我们其实解释不了，却拿现代观念，我们
手头的这点儿本事强加解释。所以，不如留出空间给予读
者，让大家自己想象。
我治清史，前后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渐渐也读了不
少材料。过去最“中意”的皇帝，是清圣祖（康熙帝），
觉得他是一位好皇帝，你从他那些谕旨中，就能读出他的
人品性格。很仁慈，也很宽大。不喜欢的，是世宗（雍正
帝）。但是美国学者很喜欢他，觉得他治国有方，特别能
干。高宗（乾隆帝）呢？似乎更像一个“纨绔子弟”，没
经历过那些风霜雨露（对比起来，康熙可谓“长于陇患”
了）；人是聪明（也有外国学者居然以为他“智商低”的
），但有点儿“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味道。远没有圣祖那
么高大、宽厚。有意思的是，他即位不久，很年轻时就说
，若在位超过六十年（古今中外能统治这么长时间的并无
几人），即当退位云云，不要超过皇祖康熙帝，不想竟如
其所愿……
没想到，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阴差阳错，我要写
乾隆帝了，这跟过去读史的角度大有不同。以前只是做经
济历史（包括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现在则要考虑乾
隆一朝全面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人和这一朝的
历史。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政府（国家）从来都具有第一
等重要的地位。跟国外学界不同，在中国不会闹“忘了政
府”的笑话（现在发现，国内也有了类似现象），相反，
几乎所有的请愿、闹事、造反，差不多都是冲着政府去的
；老百姓遇着点儿什么问题，也无不归罪于政府，或寄望
于政府，所有这些几乎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直到现
在。
这样看来，中国所有的事儿，都充满了政治色彩，我
过去写的经济政策，就不但是“经济史”“思想史”，也
是一段“政治史”。就拿今天来说，经济发展成为国家的
头等大事，谁能说不是最大的政治呢！
现在写乾隆帝，更完全进入了政治史的领域。有人认
为，应该在里面写入一段经济史或社会史，或把它分为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几个方面来写，我以为都应三思。
它可能从侧面或某种角度反映经济的、社会的问题，但“
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马上朝廷》《乾隆晚景
》）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史（当然这不能理解为一切都是
政府统管），如此而已。
把“乾隆三部曲”写成一部政治史，这是我的第一个
想法。
所谓“乾隆十三年”，从中文来说，可以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公元1748年一年；二是指乾隆头十三年的十几年
间。我采取的是后一层意思。它大致从雍正十三年（八月
）到乾隆十三年（展宽至乾隆十五年）为止。
也许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写作正史的一个“道义原
则”问题。
什么是“道义原则”？有没有这么一种写史的“道义
原则”？
我曾在一篇短文（《修史工作的不同路向》）中引述
钱穆先生的话说：研究历史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历史意
见”，一种是“时代意见”。“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
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
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我将称之日历史意见。”“而后代人单凭后代人自己所
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
是一种时代意见……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
历史意见。”“我们此刻重视这些历史意见，其意正如我
们之重视我们自己的时代意见般，这两者间，该有精义相
通。”
这一问题，正涉及了我们今天修史的基本立场和道义
原则。对于某段历史，此刻该不该修，如何去修，难道还
有什么“道义”问题存在？有人会这样质疑。我却觉得还
是有的。比方说，已多年没有修过正史，大家都没有经验
，难道没有一个该怎么修的问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我
想，起码有一点可以强调的，那就是要尊重“当事人”，
尊重“古人”的意见，好好听听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想的，
本人到底有什么意见，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万不可一
上来，还没怎么着呢，就大帽子四下翻飞，旧帽子之外加
上一堆新帽子、新新帽子，那我们算是干啥呢？
我也由此想到，我自己过去的许多研究（主要侧重于
社会经济史），其中虽有些道理，但怕也隐含不少问题。
那些“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是由西方传来，在中国
传统是不大看重的；把它加诸古人古史似亦无可厚非，那
些遗产也很值得总结（甚至不用现代观点打通了看，可能
就总结不出来）。但是那仍不是古人自己的观点，不是“
传统语境”的自身解释。做学问，不做到这一地步恐怕还
是不行的。 所以，在尽量展示各种“时代意见”（如“
共时现象”“国家视角”等）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古
人本身的“历史意见”，这就是我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国家同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
“共时现象”，即人口的持续增长与政府职权的加强。遂
有从垦政，到农政、矿政、粮政一系列政策的探讨。从此
，中国开始了她“现代化”的努力。这可以视为对中国历
史（近现代史）的一个新的解释，所谓“时代意见”。它
表明，、清史还是具有它的跨时代价值的。
不过，同时还必须重视清人自己的解释，他的目标是
什么呢？对高宗皇帝来说，就是“回复三代”（不是所谓
“盛世”或“统一”“西师”和“南巡”），实现儒家的
经典命题，确立清代在几千年中国史中的至高地位。我的
打算，不外是把它讲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
所以，本书可以说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
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是一种“古今两相观照”
和带有时代气息的研究。如此看来，在许多方面，清史（
而非民国）正是我们今天的昨天。重新阅读这些史料，我
们可能不难发现，其中许多问题我们是才开始或者还没有
意识到的呢（特别是有关传统政治理念的部分）。
有国外的朋友就此提出一些问题，我曾回答他们说：
如果我能够见到乾隆皇帝，我就要做一番“口述史”
了，我要问问他：
为什么乾隆朝前十三年史料畸缺呢（对比雍正朝和乾
隆十三年以后这两个时期）？是不是有什么人做了手脚？
我写您打算“回复三代”这节，您满意吗，为什么以
后就不提此事了？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
“粮政事件”呢，这些难道不是大事里的大事？您愿
意像一般史书那样，把它们都遮蔽起来？
您后来搞了那么多“文字狱”和“政治案件”，为什
么要这样做？您一定有个想法，不知我的猜测准不准确？
我如果能重编一部《皇朝经世文编》（只收十八世纪
的东西），您会有什么想法？如果说，对“经世派”有过
贡献的陆耀（著有《切问斋文钞》）、庄存与（开创自龚
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一脉今文学派）都曾参与密勿，对您
的想法有一定了解，为什么您还不能满意？今天又可以怎
样补救呢？
您对有关传记中的哪—部分比较喜欢？哪些最不喜欢
？为什么？
……
据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在十八世纪的
乾隆年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特别赞美乾隆皇帝，他在给
瑞典王的诗作中写道：
“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
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儿回声。”
显然，他不把乾隆帝当作专制魔王，反而把中国看作
—种楷模？
是为“序”。

明史之后读清史，万历之后看乾隆。清史所高王凌教授集三十余年研究成果，为你讲述真实的清史。高王凌著的《乾隆十三年（经典珍藏版）》是一本严肃的关于清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书。从《乾隆十三年》可以了解清代乾隆皇帝的所作所为、所说所思，绝不是一句腐朽没落那么简单，中华近代文明没有宣传的那样不堪。中国地图出版社用信息图表等地图语言为你打造经典珍藏版“乾隆三部曲”。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
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
述的，是异类中的异类……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
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
，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帝王上颇有新见
，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
——媒体人、《上海书评》主编 张明扬
在这本书中，高王凌教授对乾隆朝的历史作了一
个剖面分析，从经济、政治、文化三重维度加以界说
。让我们看到一个旧帝国试图摸索自己的现代化（近
代化）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及其急转直下以致功败垂
成的过程。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曹东勃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做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
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
如同晴天霹雳，这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监正的刘松龄愤慨地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地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还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帝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这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帝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最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眼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地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实不到五十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至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帝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当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