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
——自序
辑一
汉匈之战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
纸上的李白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辑二
家在云水间
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纸天堂
再见，马关
刀俎间的宝座
一个军阀的早年爱情
附录一
朱自清散文奖获奖感言
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感言
花地文学榜2016年度散文奖获奖感言
孙犁散文奖获奖感言
《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度散文总冠军获奖感言
附录二
祝勇创作年表(1993—2018)

汉匈之战
刘邦死后，面对匈奴人不断入边，杀掠百姓、畜产的行为，文帝和景帝都按先皇帝的既定方针办，乖乖地把帝国的财物和女人进献给匈奴，以息事宁人，连吕后这样强势的女人，面对冒顿单于的侮辱，都只能卑词求和，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力所限，另一方面则因为中国皇帝的治国理念，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如同乡野里的农民，视野中的景象一成不变，对于外部世界的刺激，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到安全、轻松，长城给他们筑了一条安全的篱笆，也像紧箍咒，套在他们的头上，但对于这一切汉武帝并不甘心，因为汉武帝不是一个一般的皇帝，而是一个干大事的皇帝。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汉景帝为了让他平稳登基而杀了很多人，包括功高而倔强的大臣周亚夫，汉武帝是在穿越宫廷的血腥之后登上皇位的，他一开始就比着唐尧虞舜，自称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或许正是为了洗去权力的血腥味，使自己手中的权力拥有足够的合法性，他发誓要干一番大事业给天下看看，或许，汉武帝的性格里，早就埋藏着冒险和进取的基因，一旦登上皇位，这种基因就可以毫无节制地释放出来。他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把春秋战国时代被边缘化的儒家学说提升为帝国的核心价值；他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盐铁贸易收归国家控制，这一制度延续至今……先帝积累的家底使汉武帝有了本钱，有了一份与超级大国相匹配的狂傲与自信。
而匈奴，还是他心头的一块病，只有战争能够治好它，其实那场战争早就在他的想象里爆发了，只是没人知道而己。
不打败匈奴，他的帝王事业就不完整。
在朝廷上，汉武帝感觉到了自己的势单力孤，他知道，时机还没有成熟。他还要忍。汉武帝第一次流露出攻打匈奴的意图一年以后，公元前133年，大臣王恢最先向韩安国所代表的保守势力发起了挑战，那一天，王恢的眼睛紧紧盯着韩安国，没有丝毫的躲闪。他说，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然而匈奴仍然不断进犯，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大汉没有丝毫的惧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越是退缩，就越会助长匈奴人的威风，只有主动迎战，才能使他们有所顾忌。面对满朝的疑虑，王恢说，从战术上讲，诱敌深入，然后击破它，并非不可能。王恢还说，当年高帝披坚执锐，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怨，不是他没有这份力量，而是天下初定，他想让天下休养生息而己，而今匈奴人屡次入侵，烧杀抢掠，朝廷无动于衷，这不是仁德，是怯懦，是苟且偷安。 韩安国反驳道：用兵，讲究的是以饱待饥，以逸待劳，如今我们轻举卷甲，长途奔袭，就算是到了匈奴人的地盘，也成强弩之末了，如何能够战斗？倘若补给中断，岂不重演平城的悲剧吗？
王恢说，臣所说的击破匈奴，并非孤军远征，而是诱敌深入，我们精选枭骑、壮士，事先设伏，占据险要地形，布好战阵，一定可以打败匈奴，活捉单于。
那也是一场战斗，用语言进行的战斗，那一战，准备充分的王恢赢了。P6－7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精）》包括《永和九年的那场醉》《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等作品。为祝勇近年散文创作的经典之作。全面展示了祝勇追求散文写作趋于开放化、更接近人性和人心、更接地气的决心。在祝勇的散文中，没有被空洞的形容词填充得满当的文章，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调兵遣将。

安静地躲在文字背后——自序
一
吴昌硕艺术大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我的读者
见面会也在此间举行，因此文华殿前，竖起我的大
幅照片，比吴昌硕的照片还大，这让我无比惭愧。
我不再是轻狂年纪，不愿如此嚣张，尤其不愿在六
百年的宫殿，在我景仰的前辈大师面前瞎得瑟。吴
昌硕是真正的大师，是在社会变革的交汇点上把中
国画带入20世纪的关键人物，齐白石说自己是“三
家门下走狗”，一家是八大，一家是徐渭，还有一
家就是吴昌硕。我恐怕连当走狗的资格都没有，要
当也只能当“乏走狗”。但我一直痴迷于吴昌硕，
就像我痴迷于苏东坡一样。吴昌硕最能打动我，因
他历经劫难，笔下依旧草木繁盛、鸟语花香，亦因
他晚年寓居沪上，声望达到顶峰，他仍混迹于寻常
巷陌，与百姓耳鬓厮磨。或许在有些人看来，他的
生活缺乏品质，主张他搬到富人区去，其实他是讲
品质的，他的品质都在他的画里、字里。他认真地
画画，也认真地生活，只不过他的生活不是以锦衣
玉食、别墅豪宅组成的——至少在他看来，那并不
是真正的生活，是与生活隔离了的“伪生活”，只
有粗茶淡饭、人间烟火，才是真正的生活，也才是
我们熟悉的生活，如他在诗里说：“佳丽层台非所
营，秋风茅屋最关情。”所以我在书里写，他不需
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只有把自己与“群
众”区分开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群众”，只有沉
溺于“伪生活”的人，才需要去“深入生活”，因
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与“群众”不同的某种动物
。吴昌硕大半生在底层摸爬滚打，他自己就是“群
众”，所以他了解普通人的欲与求、爱与仇，他的
笔才会牵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是一个内心坦
荡的人，他笔下的一花一草，都通向一个广大的世
界，只是一般人不大容易透过他朴素平易的外表，
体会到他内心的波澜壮阔。
二
创作给我的最大体会，是写作者内心世界的斑
斓，足以让他忽略表面的风光。写作者是躲在这个
世界背后的人，像一只蹲伏在丛林中的老兽，冷静
地观察着这世事的变迁，不一定要自己跳到前台表
演，尤其不应该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生活。因此写作
者的世界里没有红毯、欢呼、掌声，甚至没有任何
与虚荣有关的东西。写作者所依赖的只有寂寞而诚
实的劳动，工具只是一只笔，或者一台电脑，但他
的世界无限广大，就像我在《跟着吴昌硕去赏花》
里写到的六朝画家宗炳，在自己居舍弹琴作画，把
山水画帖在墙上，或干脆画在墙上，足不出户，就
可遍览天下美景，自谓：“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
响。”意思是，一个人坐在屋里弹琴，可听到众山
间的回声。连众山，都成了他的乐器。
写作者甚至不需要粉丝，只需要真正的读者。
写作者自己就是读者——别人作品的读者，写作者
知道什么才是令他倾慕的，那就是别人在文字间所
表现出的才华、把握世界的能力，还有超越现实的
胆识。其实写作者也有欲望，只不过那欲望无法通
过金钱来实现，就是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标杆，就像
一个运动员，百米短跑一定要跑到十秒以内，跑不
到就黯然神伤。其实根本不是获不获金牌的事，是
自己跟自己较劲，用一句时髦的话，叫超越自我极
限。麦家说到海明威的小说《乞力马拉罗的雪》中
那只冻死在雪山顶上的豹子，认为那只豹子就是作
家自己，“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
但豹子还是去了，“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
我觉得这话说得好。一个人在得到金钱之前，金钱
早已存在；在金钱之后，还有数不尽的金钱。一部
作品则不同，因为在它诞生之前，这部作品并不存
在，在它之后，也不会有相同的作品出现。每一部
作品都是唯一的，是创造性的，是对一个全新世界
的开启。所以麦家在写到曹雪芹时说：“他的伟大
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
深处。”写作者在这个以金钱为核心的世界之上建
立了另一个世界，“一个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的
“神奇、伟大的世界”，写作和阅读，是我们进入
这个世界的唯一护照。
三
前几日，和汪家明、冷冰川一起去看黄永玉先
生（差不多十年没见他了）。很久没有与朋友一起
谈书论人，所以那一天谈得酣畅，但谈到苏联文学
，我开始沉默不语，因为苏联文学是我的阅读盲点
，见识有限。黄永玉讲到列斯科夫的小说《图拉的
斜眼左撇子和钢跳蚤的故事》（也有的简译为《左
撇子》），小说写到几位俄国工匠打造一个会跳动
的钢跳蚤，只有一粒灰尘那么大，工匠却为跳蚤的
每个脚上都钉上了真正的铁掌，但这还不算完，手
艺最厉害的左撇子，竟然在每个铁掌上制作了小钉
子。讲罢，老爷子开心大笑，好像那钉子是他钉上
去的。后来我上网查，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是讲故
事的天才，本雅明专门为他写了《讲故事的人》。
第二天，汪家明先生在微信里告诉我，他的作品，
有库克雷尼克塞的插图，黄先生讲得很生动，比读
原著还要让人难忘。我听后，急切地想读列斯科夫
。文学，真是一个没有边境的王国，走进去越深，
越会发现它的奇幻无边。
夜深时，大家都回到客厅，黄永玉先生坐靠在
沙发上，叫家人拿来他昨天画的画，我才惊讶地发
现，他用毛笔写在画上的题诗只有印刷体小四号字
（几乎是书籍里正文的字号）那么大，九十五岁的
人了，这么微小的字，还写得那么稳。他说纸不好
，纸若好，他还可以写得更小，写到只有这个字的
四分之一。我问看得见吗？他的回答和列斯科夫小
说里的那个左撇子一模一样：不需要看，全凭感觉
。
写作（包括所有艺术创作）是上帝赋予写作者
（艺术家）的一项技能，我们应当像左撇子一样，
把它发挥到极致，让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变为
可能。有人会问：这有什么用呢？我想说，用显微
镜看到灰尘般大小的跳蚤掌上的小钉子有什么用呢
？对一些人，可能永远没有用，对另一些人却有用
，因为这让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同样，那也
是真实的世界。
一个人的创作，能够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生
命（尽管他们不在一个时空），甚至改变一个人的
世界观，终归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就像我们，在黄
永玉的紫藤花架下，重温列斯科夫，或者在故宫，
与吴昌硕迎面相遇。物质主义的世界正让人心变硬
，没有教养，变得六亲不认，变得笑贫不笑娼（“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信条被彻底动摇，财
最重要，谁管它道不道），但那文字的，或者艺术
的世界不同，在里面，我们感知到爱、理解与信仰
。
四
我的写作不知始于何时，像夏商周一样难以断
代，因为几乎从我认字开始，就对文字有一种非同
寻常的痴迷。我发表和出版作品比较早，在20世纪
90年代就出版几本书，但在我看来，我的第一部能
够称为“作品”的书是《旧宫殿》，因得田瑛先生
赏识，2003年发表于《花城》杂志，那一年，我已
35岁，此前的作品，都是对“写作”的准备，是一
种预习。
但至少从15岁，或者20岁起，我的“写作”（
或曰“准备写作”）就没有中断过。杨澜感叹我一
直在坚持，她是我的同龄人，目睹我的“成长”，
我感谢她的认可，顺便补充一句，就是在“坚持”
背后，一定是热爱。只有热爱，才能穿透无边的寂
寞，始终如一。无须讳言，我也是大俗人一个，有
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念想，但所有的欲求，都不如创
作的欲望更加强大。那个世界深邃无边，一直深深
地吸引着我。我A型血、狮子座，据深谙血型与星相
的人士透露，有这样的星相血型的人，喜欢抛头露
面、成为焦点，但我想说我是一个例外，在我最不
希望的事情中，成为别人的焦点位列第一，因为那
样会让我焦虑不安。我不爱在会议中发言，不爱坐
在或者站在众人的中间，我作纪录片总撰稿、总导
演，自己一直不喜欢出镜。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
起眼的人，混迹于人民群众当中，如苏东坡所说的
，“万人如海一身藏”，没有人注意，逃过所有人
追捕的视线，那才是最隐秘、最稳妥、也最自由的
生活方式——其实也没啥人用视线“追捕”我，我
觉得这样刚好。我会像吴昌硕，在纷杂、拥挤，甚
至有些脏乱的街巷中如鱼得水，在最普通的生活里
“超低空飞行”。写作让我对写作以外的事都持一
种无关紧要的态度，“也无风雨也无晴”，只有对
写作内部的事情，我抱有无限的激情，这是我的写
作“坚持”到今天的根本原因。我愿安静地躲在文
字背后，秘密地、不动声色地，向乞力马扎罗的神
秘顶峰挺进。
我今年50岁，我决定用一本自选集纪念自己的
50岁，纪念自己过往的选择。五十而知天命，其实
天命既不是听天由命，也不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去
强求什么名和利。这是一个既老又年轻的年纪——
老到不能再到足球上驰骋了，但也年轻得还有许多
未来可以规划。在这个年纪，应当去做自己该做、
想做、能做的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乔亮要我在这本书的前
面写一篇自序，我想这序言应该这么写：谈点中国
的历史（毕竟这本书里收选的都是关于历史的散文
），或者，回顾一下自己写作的“历程”（毕竟这
是我五十岁的自选集），不知道为什么，最终写了
上述这些文字。或许，这才是此刻的我最想说的话
。我想以此向这个时代里所有安于创作的人致敬，
也顺便向我自己致敬。
2018年6月18日至21日写于北京

《为什么唐朝会出李白（精）》是祝勇经典散文作品自选集。包括《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纸上的李白》《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等作品。全面展示了祝勇追求散文写作趋于开放化、更接近人性和人心、更接地气的决心。在祝勇的散文中，没有被空洞的形容词填充得满满当当的文章，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散文传统加诸在他身上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文字的世界中调兵遣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