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文章千古事”，这是赋予了文辞和文人极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说“道德文章”和“文如其人”，这又是把文辞与个人风神、道德情操、思想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见文辞是古代士大夫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精神的艺术化象征。苏北著的《最美的文辞》选取了中国文章史上著名的数十个篇章加以赏析，其中透射着儒家的刚直、道家的洒脱、史家的谨严以及各路性情中人的情怀和抱负。这些文章不仅是思想的精华和历史的坐标，也是美的宝库，融自然美、人文美、性情美、趣味美于一体。

谋虑和战争
皓皓之白
无边的想象
长门之哀
贤臣的良言
为赋新辞强登楼
那些旷达的忧伤
危世中大写的人
百善孝为先
田园山水之间的安乐
才子的绝唱
两岸猿声
一枝之上
少年心事当拿云
好为人师
知识分子的檄文
净土的追寻
醉翁之意
逝者如斯
此情可待成追忆
英雄，英雄
侠义的高蹈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闲情与痴情
月亮代表我的心
美丽的遗憾
书非借不能读也
一帘幽梦
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茶如人生
冲淡为衣
听沈从文说话
寂寞孙犁
有关季先生的趣事
大淖里流云
无比的苍凉和寂寞
好书相伴

一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时间上说
，是在明朝之前的。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
是清明理性的孔孟之道。崇尚自然、游离社会的道
学，作为主流思想的补充，与儒学一起“相辅相成
”、“一阴一阳”，使得社会主流思想具有强大活
力。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无论是周公
、老子、孔子，还是后来的诸子百家，比如说孟子
、苟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等，都对人生保持
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保持孔子学说实践理性的
基本精神，即对待人生、社会的积极进取精神；服
从理性的清醒态度；重实用轻思辨、重人事轻鬼神
的思维模式；善于协调，讲究秩序，在人伦日用中
保持满足和平衡的生活习惯……中国文化的源头如
此，决定了汉民族的心理结构和精神走向，包括汉
民族理想追求、文化风格以及审美倾向。
中国文化在明朝之前，占据社会主流的，是高
蹈的士大夫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于：人们遵从天
地人伦之间的道德，有高远的理想，讲究人格的修
炼，反对人生世俗化，鄙视犬儒的人格特征。从春
秋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为人生使命，以追求道德、知识和审美为人
生归宿。比如说孔子，从他的言语来看，更像是倡
导一种人生价值观，追求人生的美学意义。又比如
说庄子，他的学说，不像是哲学，更像是一种生活
美学：道是无情却有情，看似说了很多超脱、冷酷
的话，实际上透露出对于生命、本真的眷恋和爱护
，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态度，不计功利是
非，忘乎物我、主客、人己，以达到安详和宁静，
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这种贯穿着士大夫精
神的人生价值观，让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超越种
种庸俗无聊的现实计较和生活束缚，或高举远蹈，
或怡然自适，或回归自然，在前进和后退中获得生
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意趣。这就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知
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艺术清洁精神。英国大哲学家罗
素曾经说：“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
，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情理。”这是说到关键了。
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就是如此，一方面高旷而幽
远，另一方面也连着“地气”，是自发的浪漫主义
和自发的经典主义的结合。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
漫派，儒家是思想的经典派。当东汉年间佛教传入
之后，这种以出世和解脱为目的的宗教体系遭到了
儒学和道教的抵抗，从而消解了印度佛教中很多寡
凉的成分。经过“中庸之道”的过滤，其中极端的
成分得到了淡化，避免了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
。也因此，一种中国特色的佛教观产生了，佛教在
中国更多变身为“生活禅”，变成一种热爱生活创
造人生的方式。中国人一方面避免了极端的“出世
”之路，另一方面，由于心灵的滋养、美智的开发
，使得东汉魏晋，包括后来的南北朝、隋唐、五代
十国以及唐宋元产生了很多高妙的艺术，“艺术人
生”的观念也随之如植物一样葳蕤生长。可以说，
这些朝代，是中国最具审美价值、最开人们心智、
也最出艺术珍品的年代。也因此，很多艺术种类都
在这个阶段达到了高峰，比如说唐诗、宋词、元曲
、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等，它们洋溢着一种
高蹈的精神追求，境界高远，洁净空旷，如清风明
月，如古松苍翠。从审美上看，由于存有或明或暗
的观照，存有人格与事物的交融，主题得到了提升
，感悟与生命同在，境界与天地相齐，一种深远的
“禅意”油然而生……从总体境界上来看，这一阶
段的各类艺术形式，因为主题和境界的破对立、空
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感悟、亲自然
、寻超脱等等，达到了各自的高峰。它们是最能代
表中国文化精髓的。
中国的艺术精神到了明清之后，有低矮化的倾
向。明清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变化，专制制度进
一步严酷；加上统治者出身和教育的局限，以及愚
民政策的目的，整体文化和审美呈低俗化的倾向，
社会和人生的自由度越来越窄，艺术的想象空间越
来越逼仄，艺术作品的精神高度下降。随着“程朱
理学”和科举制度的推行，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被扼制，审美弱化，艺术更趋“侏儒化”、“弱智
化”。大众普罗的喜好抬头，刚正不阿的风骨软化
，崇尚自由、自然、提升的审美精神也在丧失。不
过尽管如此，在明清时代的中晚期，那种崇尚自然
、物我两忘的高贵精神仍时有抬头，一批有着真正
艺术精神的独立艺术作品或有出现。尽管如此，士
大夫精神已不是艺术美和生活美的主旋律，它只是
一种空谷幽兰的生命绝响。
近现代之后，由于社会动荡，战乱连连，再加
上西方现代化所导致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渗入
，中国的文学艺术遭到了进一步摧残，传统的艺术
精神更进一步沉沦。艺术的政治化倾向、实用主义
倾向和世俗主义倾向抬头，这直接导致了真正的艺
术精神缺失，艺术的品位下降，高蹈精神向世俗俯
首，自然和自由变身为功利和实用，士大夫精神更
是变身为犬儒主义。中国近现代上百年的屈辱和战
乱，更使得中国自古以来高洁的审美观变得扭曲和
肤浅：黄钟大吕变成田野俚语，布衣青衫变成了披
红挂绿，古琴琵琶变成了锣鼓鞭炮，洁身自好变成
了争相取宠，安详宁静变成喧哗骚动，幽默风趣变
成庸俗不堪……如果说是与非、美与丑是人类最基
本标准的话，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基本标
准都在丧失，很多人已分辨不了是与非，也分辨不
了美与丑。“文革”时期八个脸谱化的样板戏在左
右着中国人的全部精神生活，这样的现象，又何尝
不令人扼腕叹息！
如果说中国当代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的话，那
么，以我的理解，当代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不是
传统丢失、精神扭曲以及弱智低能，而是在美育上
的缺失。很多年来，人们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
，不知道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多人将美当
成丑，将丑当成美，从而失去了美的方向性。这一
点，只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人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对于生活没有感觉，对
于美丑没有鉴别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功利，
只是物质，只是金钱，只是对美丑的弱智的鉴别和
判断。这些人不仅仅是一些教育低下的人，甚至一
些貌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是这样一他们虽然拥有
很高的学历，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但在美丑的辨别
力，以及对于艺术、心灵的觉察力、感悟力和理解
力上，同样表现得能力低下、缺乏常识。这样的现
象，实际上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缺乏美育，缺乏
精神导向的结果。一个人的审美，是与道德和智慧
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道德和智
慧的缺失。一个对美缺乏判断力的人，很容易在人
生中缺乏动力和方向，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
斯主义、极端主义、工业主义所奴役，成为过度现
代化的牺牲品。在很多时候，这种人不可能是一个
丰富的生命，只是一架精神匮乏的机器。
现在，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
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
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这一套书的第一辑
共十本，它们分别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
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诗歌》《最美的文辞
》《最美的书画》《最美的宝藏》《最美的乐舞》
《最美的风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
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
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
，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
，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
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
。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
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
上个世纪初，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
过著名的“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五育”为：军
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
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尤其有特色，蔡
先生还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在蔡
元培看来，美育是宗教的初级阶段，对于没有宗教
传统的中国人来说，美育教育是一种基础，并且相
对宗教，美育更安全，更普及，也更为人接受。通
过美育，可以培育出道德是非的基础，培育出向上
的力量。虽然蔡元培的这一观点引起过一番争论，
但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美的熏陶，有对于美丑的正
确判断，怎么都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并且，美与是
非，与善恶，与道德，与人类的心灵，与这个世界
的根本，是联系在一起的。以对美的判断和感知为
出发点，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
人曾经的艺术生活，了解一个民族的内心世界；从
而进一步了解世界，了解世界的规律，与身边的一
切做到和谐相处，都是大有好处的。
也许，这套书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一套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的“最美中国丛书”，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些“寻根”和美育上的缺失。这一套书的第一辑共十本，它们分别是：《最美的思想》《最美的品格》《最美的女性》《最美的诗歌》《最美的文辞》《最美的书画》《最美的宝藏》《最美的乐舞》《最美的风物》《最美的民俗》，旨在于“重建中国优美形象，重构华夏诗意生活”，通过对古代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风景民俗等的重新梳理，重新发现中国特有的美，倾情向世人推介这种美，以期真正的美得到传承。这套书知识精准，图文并茂，力求童趣与大美的融合，悦目和感人的统一。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来说，这一套书，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它可以让人知道，什么是中国的最美，什么是中国真正的美。本册为苏北著的《最美的文辞》。

皓皓之白
汉代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楚辞》是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日：“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日：“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日：“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楚辞·渔父》）
有一种人，被称为智者，主张乱世之中保存自己，可以顺应天物，可以随波逐流。他们认为命运中能够被自己掌握的毕竟只有很少的部分，所以只能去适应自然、适应社会、适应规律，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这其中也包括自己的情感。对于个体来说，这种观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还是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坚持理想，杀身成仁，明知不可而为之，这种人被称作仁者。做智者还是仁者，一直是文人的千古之辩。但楚国大夫屈原无疑就是一个仁者。
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生，都有自己一种很美好的看法，而且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一直在奋斗。他的被流放，实际上是他奋斗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故国处在危难当中、个人事业又逢挫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厄的境地下写出了《渔父》。
文中所述的是，屈原被放逐之后，在江湖间游荡。他沿着水边边走边唱，脸色憔悴，形体容貌枯槁。渔父看到屈原便问他说：“您不就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屈原说：“世上全都肮脏只有我干净，个个都醉了唯独我清醒，因此被放逐。”渔父说：“通达事理的人对客观时势不拘泥执著，而能随着世道变化推移。既然世上的人都肮脏龌龊，您为什么不也使那泥水弄得更浑浊而推波助澜？既然个个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不也跟着吃酒糟喝酒汁？为什么您偏要忧国忧民，行为超出一般与众不同，落到被放逐的下场呢？”屈原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刚洗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澡的人一定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哪里能让洁白的身体去接触污浊的外物？我宁愿投身湘水，葬身在江中鱼鳖的肚子里，哪里能让玉一般的东西去蒙受世俗尘埃的沾染呢？”渔父微微一笑，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唱道：“沧浪水清啊，可用来洗我的帽缨；沧浪水浊啊，可用来洗我的双足。”便离开了，不再和屈原说话。
渔父的意思是，社会既然如此，何苦这么执著呢？要有能力来适应它。适应它，处境就会好起来，至少不会处在危险的境界里。而屈原的主张是，我的社会理想、我的政治理想、还有我自己人格的追求，不能够为一时的名利或者是外界的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这两种声音化为两个形象，也就成了智者和仁者的对话。
很多学者认为渔父是个虚构的角色。而我认为渔父是不是真的存在并不重要，《渔父》表现的其实是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和在矛盾面前，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其实无论是仁者还是智者，无论是人世还是出世，无论是随波逐流还是杀身成仁，无论外在的表现如何，知识分子都需要坚守自己的理想，都需要保持自己的气节，都需要建构内心的境界。“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