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著的《我的朋友胡适之（精）》以胡适为中心，主要讲述了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的故事。梳理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被遗忘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梳理他们与胡适的交往，来审视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境遇。

林建刚，南开大学文学博士、文史学者、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致力于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多有作品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东方早报》《温故》《闲话》《中国图书评论》《开放时代》《腾讯·大家》等。

第一辑 政界篇
朋友乎，敌人乎？——胡适与吴景超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胡适与王宠惠
火中取栗求真经——胡适与王世杰
凶终隙末——胡适与罗隆基
患难与共——胡适与张忠绂
学生力荐老师当“总统”——胡适与罗家伦
划不清界限——胡适与高宗武
共识背后的貌合神离——胡适与陶希圣
不打不相识——胡适与杭立武
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胡适与宣统
胡适与两个山西人
胡适与一对山西父子
批他的诗，学他的字——胡适与郑孝胥
无用之用，必有大用——胡适与翁文灏
论争中的价值判断与思想洞见——胡适与董时进
第二辑 学界篇
两个模范公民——胡适与张元济
师生之情，同事之雅——胡适与杨亮功
胡适与两个经济学家
伐又何伤——胡适与向达
情随势转——胡适与季羡林
胡适与周德伟
识人之明——胡适与蒋硕杰
若问道术多变化，请向兴亡事里寻——胡适与朱光潜
同是校长不同命——胡适与陆志韦
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胡适与顾廷龙
在学者与革命者之间——胡适与朱谦之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歧途——胡适与周一良
兄弟终究是兄弟——胡适与胡先骕
沉默的爱情——胡适与陈衡哲
梦想在延续——胡适与蒋复璁
提携与论争——胡适与申寿生
第三辑 问题及史料篇
为什么用吴宓来说服胡适？
胡适为什么主张市场经济？
从主战到主和——胡适抗战时外交策略的变化
民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偏爱拉斯基？
关于胡适的两则新史料

20世纪正是因为有了胡适，才像点样子，他什么都没有完成，却开创了一切，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数令人缅怀的典范人物。林建刚著的《我的朋友胡适之（精）》不难能可贵地体现出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晚年的思想与智慧。
在那个没有“朋友圈儿”的时代，胡适却有着最广泛的朋友圈儿。“我的朋友胡适之”曾经是许多人的口头禅。本书着眼于与胡适有过较亲密交往的人群，用故事的方式讲述这群民国大珈们的学术思想、精神追求与人格风范。

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胡适与宣统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废帝溥仪，心血来潮，翻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想听听这个人“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此外，在约定时间时，胡适也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中休息日见面。十七岁的废帝溥仪之所以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力的人。
七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六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这次拜访七天之后，胡适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诗中胡适写道：咬不开，敲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后来，胡适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指的是谁。”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意。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他（胡适）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的背地吵闹起来了。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为平息舆论，胡适只好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文中，在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形之后，胡适辩解说：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胡适礼节性的拜访溥仪一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值得可说的地方在于：因这次拜访，许多青年人都对胡适不满，这种不满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因，是值得审视的。
1920年代是革命逻辑开始的年代。通过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革命背后潜藏的思维逻辑。在那些激进青年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是理所当然的。你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胡适与溥仪划清界限。如果说，胡适关注更多的是一个叫做溥仪的十七岁的少年的话，那么激进青年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