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是加拿大人类学家伊莎白和国际著名汉学女性主义者、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柯临清合著的关于兴隆场（今属重庆市璧山县大兴镇）的人类学调查专著。
本书以抗战时期在兴隆场挨家挨户的调研、访谈为基础，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有关当地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婚姻、妇女、法律诉讼、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学术调研与分析，读来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现场。

序言／伊莎白
鸣谢／伊莎白
引言／贺萧 韩起澜
上篇 本地人
第一章 场镇生活
兴隆场的早期历史
1940 年的场镇
赶场
茶馆与社交
第二章 靠山吃山：农业劳动
旧貌换新颜：从原始山林到密集耕种
田主与佃户：水田耕种概况
住房
衣食
家庭结构与分工
水稻种植
水牛
雇工
第三章 家门口的生财之道
农村原始工业与手工制造
深陷危机的家庭
土匪和受害者
结语
第四章 宗族、地主与地方政体
宗族和宗亲
地主：小池塘里的大泥鳅
大地主曹跃显
保甲制
第五章 袍哥与民间势力
袍哥的源流和发展
袍哥如何进入兴隆场
旧军阀蔡云清
袍哥的组织结构
地下经济
下篇 外来人
第六章 战时改革家
行政改革
教育改革
平民识字运动
唤醒国民意识
协进会"下乡"
协进会的乡建计划
教育实验
结语
第七章 公共卫生
四川公共卫生建设
传统中医
占卜
驱鬼
祷神
西医诊所
结语
第八章 新旧并存的婚俗
缠足与早婚
大操大办
包办婚姻
童养媳
常见离婚形式
结语
第九章 予取予求
税赋
营业税
包税人冯庆云的发迹史
屠宰税
征兵
抓壮丁
不情愿的新兵
壮丁队与民夫
改革呼声
第十章 交锋
禁烟运动
禁赌风波
食盐合作社的兴衰
尾声
参考文献
附录
县各级组织纲要
作者、编者简介

这本书的出版之路既漫长又曲折，就像蜿蜒在
七十多年前我曾待过的那个四川小镇上的青石小巷
。我的研究工作就是从那里起步的。经历了世界大
战、硕士求学生活、田野调查以及中国境内的革命
战争和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结束
了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之后，我终于有机会重新整理
当年的手稿，重游旧地，并着手写作此书。
一切还得从我结束在多伦多大学的学业、获得
硕士学位（人类学是我的辅修专业）、返回中国说
起。那时，孙恩三邀请我加入一个由他主持、在四
川兴隆场开展的乡村建设项目，该项目得到了中华
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简称“协进会”）的资助。我
的任务是协助调查全乡一千五百户居民的经济生活
状况。在当时的乡建圈子里，逐户调查还是一个刚
刚流行、相当时髦的概念，孙恩三对此充满热情。
我之所以接受他的邀请：一则禁不住这个项目的诱
惑；二则也是想借此机会积累更多人类学实践经验
，为将来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做准备。我于1940年秋
来到兴隆场，正式加入工作组。除我之外，工作组
还包括一名护士、一名教师和一位社会学研究者，
都是女性；唯一的男成员是孙恩三的秘书，他在这
里已经工作了十个月。没过多久，我便和那位学习
社会学的医疗社会工作者俞锡玑结为朋友。跟我一
样，她也有着教会背景，在教会大学读过书，还独
立从事过田野调查研究。就这样，1941年春天我们
一起开始了在兴隆场的逐户调查。
搜集来的材料既内容丰富又不无缺憾，这可以
从我们所处的环境得到解释。当时条件很不利于调
查活动的进行。老百姓被征粮、征兵、“估拉”壮
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
疑的气氛。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一般都养狗护院，
以防盗贼、土匪或想象中的恶鬼靠近。这可害苦了
我们，出门上山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好在许多
乡民知道我们不是政府派来的人，而是熟识、并无
威胁的年轻女子，他们都会主动把狗喊开。即使受
到热情接待，我们一举一动也尽量小心谨慎，避免
引起主人的不安。除了获取必要的调查信息，我们
还有自己的研究兴趣，因此在交谈中不放过任何有
助于了解社区生活、居民的细枝末节。到了晚上，
我们整理谈话记录时，往往又会将当天的所见所闻
补充进去，这份事无巨细的调查笔记于是就成为本
书写作的主要素材。
我和锡玑在四处走访的同时，还肩负着帮助乡
民改善生活的使命。从到来那天起，工作组所有成
员就没有把自己当成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
投入到当时席卷兴隆场的改革洪流中去。虽然得到
部分开明乡绅的同情，一力推动改革的外来人最终
还是要与因循守旧的本地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对
于这场内外部的较量，我们既是见证者，也是参与
者。人类学家一旦走出象牙塔，受雇于政府或民间
机构，那么一面完成手头任务、一面从事独立调查
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学术界流行的“参与观察法
”通常指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如社区）进行近距离
观察并参与其生活。我们却不住在兴隆场，除了做
研究，还要听从驻扎在当地的工作组的调遣；而工
作组的目标十分明确，即通过乡建实验快速改变老
百姓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参与
者”兼“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就派不上用场，必须
找到新的介入方式和更适合我们的角色。为了保证
实验顺利开展，我们采取行动时尽可能顾及乡民感
受，同时努力争取有权势者的支持，甚至一度卷入
当地的权力斗争之中。事实上，我们对兴隆场各种
地上地下势力的了解，相当一部分便来自于工作组
跟他们打交道、从无意对峙再到最后被击败的这段
经历。
当田野调查还在进行中时，我和锡玑便打算据
此写成一份研究报告，看能否在《华西边疆研究学
会杂志》上发表。1941年10月调查结束后，我回到
成都——这座城市不仅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是我父
亲曾担任教务长的华西协合大学的所在地。1942年
初，锡玑也来成都与我会合。我们又花了几个月的
时间筛选材料，着重提取量化信息以备申报。然而
这项工作未及完成，国际形势就急转直下。随着太
平洋战场上风云突变，乡建项目被迫中止，我们也
只好另谋生路。锡玑又干起了医疗社会工作的老本
行。这时，我的父母已经返回加拿大，未婚夫大卫
·柯鲁克（DavidCrook）则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
员。于是，我也去了英国，并于1942年7月30日与大
卫在那里结为夫妻。
在英国的头一年，我自愿进入一家兵工厂工作
并参加了加拿大军队；但只要一有闲暇，仍继续研
究兴隆场的那批材料。我带着研究大纲前去拜访了
伦敦经济学院的雷蒙德·弗思（RaymondFirth）和
伦敦大学的玛格丽特·里德（MargaretRead）。这
两位人类学家都鼓励我联系正在酝酿出版“社会学
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的基根·保罗书局，弗思还
答应为我书写一篇前言（他当时正利用假期做战时
服务工作）。见过丛书主编卡尔·曼海姆
（KarlMannheim）之后，很快我便接到劳特利奇和
基根·保罗出版社寄来的信函，表示同意出版兴隆
场的研究报告。（在“图书馆计划”中，曼海姆罗
列了待出书目，将这本尚待完成的著作暂定名为《
兴隆乡：华西红色盆地中的田野调查》，著者为伊
莎白和俞锡玑。待出书目还包括费孝通的《江村经
济》，读者从其早期版本中仍能看到曼海姆当年亲
定的目录。）
……
2001年和2004年我们又两次去兴隆场体验生活
、收集资料，同时还创办了一个资助当地儿童上学
的基金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孩子虽然未在书中
出现，但正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二十一世纪
初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为改变命运付出的种种艰辛努
力，从而对更早的那个年代又有了全新的认识。
准确地说，兴隆场的故事是由三位女性作者共
同讲述的。更准确地说，是我们合作的产物。回首
当年，没有我和锡玑的携手合作就不会有那次成功
的调查。出身上流家庭的锡玑既是一名叛逆者，又
是一个实干家，挽起袖子能做任何事情。她先我到
达兴隆场，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对镇上的一切了如指
掌。而我作为外国人——也是工作组唯一的外国成
员——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生活，很大程度上也要归
功于她对我的接纳。对好奇的锡玑来说，另外两位
女同事多少显得有些乏味，而我的到来恰像为工作
组注入一股新鲜血液，帮助她打开眼界，增长见识
。所以我们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后来的日子里，锡玑作为一名杰出的研究者，
能够从地方档案中准确挖掘出我和柯临清急需的史
料。她送来的新发现每每带给我们极大快乐。锡玑
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起初执意不肯在书上署名，
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一生所做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
从事医疗社会服务。她在工作中也确实好几次挽救
过别人的生命。直到最后她才改变初衷，同意署上
自己的名字。
至于我和柯临清的合作，无论从个人还是专业
角度来看都是一件乐事，彼此都受益匪浅。柯临清
既熟悉中国历史，又擅长对庞杂的原始资料做细致
分析，这种分析方法的运用恰恰是当代学术研究不
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共同探讨
，相互启发，对问题的认识随之不断深入。在我看
来，这一点正是合作的精髓所在。
然而三位作者中，如今仅剩我一人健在。每念
及此，不由唏嘘不已。俞锡玑于2006年病逝，享年
92岁，算得上高寿。其时，我们似乎更应该歌颂她
的一生，而不是悼念她的逝去。真正让我感到震惊
、悲痛难掩的是2012年7月柯临清的猝然离世。作为
我的挚友、同事，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教授
、母亲和妻子，她本应有更长、更硕果累累的人生
和学术道路要走。
一直以来，我和柯临清都对这本书的价值深信
不疑，能够亲眼见证它的出版自然意义非凡。现在
我谨代表柯临清和我自己，向帮助实现这一梦想的
贺萧（Gail Hershatter）、韩起澜（EmilyHonig
）以及马克·塞尔登（MarkSelden）表达衷心的谢
忱——他们三人都是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长
期关注此书并与我和柯临清保持着密切联系。我深
知他们百忙之中能用如此短的时间，把书稿准确无
误地编辑成册，必然为此付出巨大牺牲和努力。对
此我感激不已。
我希望此书能对将来的研究者有所裨益，同时
也愿意保证，中外学者一定能看到所有原始资料，
包括我1994年完成的初稿。作为第一步，原始调查
笔记已经以《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
（1940—1942）》为书名，于今年1月在北京翻译出
版。
北京
2013年2月

伊莎白、柯临清著的这本《兴隆场（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1940-1941）》是一则历史性分析报告，取材于不同寻常的田野调查手记。全书不是围绕一个单一主题展开，这种包罗万象的特殊结构以及对个体事件的强烈关注恰恰以最有震撼力的方式，将包括兴隆场在内的战时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争议问题淋漓尽致表现出来。
本书讲述的是四十年代初，当中国大部国土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民政府号召的抗战建国与有识之士从事的乡建实验在四川一个偏僻乡村社区激起的各种反应。

站在山顶远眺，1940年的兴隆场就像一个由挤挤挨挨的灰瓦房顶胡乱堆砌而成的杂货铺，充当屏障的是一道残破土墙和一座修建于一十年代末、用于防范土匪及军阀队伍前来打劫的嘹望塔。下山进入镇中，不难发现其规模已较以往大了不少，共有七十一座房屋排列在狭仄弯曲、二百二十六米长的鹅卵石主街两旁。房子一律青瓦覆顶、板条抹泥墙。临街房夜里关门，白天撤下门板，幽深黢黑的内部光景便暴露在路人眼前。史书中提到的黄桷树依然枝繁叶茂，主街南北两端各有一棵。村庙——当时己改称文庙，大概为了响应国民政府破除迷信的号召——无疑是所有建筑物中最醒目的。按照惯例，与之相对，在主街另一端矗立着供奉关公的武庙。文、武两庙加上一些古色古香的房屋、店铺给观者留下气派、富庶的印象，但与此同时，贫穷的迹象也一目了然。镇上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没有土地，靠辛苦劳作谋生，比如做手工或摆地摊的寡妇、沿街叫卖或打零工的男人等等。年轻人要么加入民团、袍哥（详见后文），要么耍钱赌博混日子。那些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最底层人只能合挤在同一屋檐下，彼此仅用草帘隔开，污秽不堪。甚至有位老妪的栖身所竟是靠庙墙搭盖的一个破草棚。
我们不久便注意到，兴隆场这座不起眼的场镇其实是为广大妇女撑起了一片天。无论贫富，她们都牢牢扎根于此，不必依靠男人就能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街上五分之一的业主均是寡妇，大概从先夫手中继承来生意，因此成了一家之长。另外，沿街摆摊的也多为妇女，只有一对房客例外——那是两个外乡男人，因家庭破碎、穷困潦倒，来这里合租下一间屋子，每天一早门前出摊，傍晚收摊。单身住在庙墙边草棚里的是胡寡妇，其他妇女家中则多半有老弱病残需要照顾。如年轻寡妇向田氏的丈夫是个佃户，死在监狱里，甩下两个年幼孩子靠她独自抚养。再如五十岁的王大娘，也是寡妇，儿子差不多双目失明，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蹲在门口帮忙叫卖碗筷叉勺等日用品。还有寡妇吴曹氏，几个十几岁的儿子年纪轻轻就染上致命的肺结核，成天病怏怏的，偶尔出门拉点煤以贴补家用。总而言之，兴隆场生意兴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那些看似娇小、其实最能吃苦耐劳的本地妇女。
主街两侧的房屋分属不同人家，没有一户财主或家族可以对这些房子形成垄断。钟氏家族曾为创建兴隆场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1940年，其名下竟无任何临街住房或店铺。孙氏家族同为奠基者，也仅拥有几处临街房产而已，他们的屋宅及祠堂倒是就在附近。孙传武有一家糕点铺（16号房），孙宗尧母亲的侄子、侄女又在街上做着另外的生意。像这种分割家族共有财产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原本同一家族的九所房子现在就被好几户同宗瓜分，有些被出租出去，租金用于每年春天的祭祖扫墓活动。沿街总共三十五家房主，唯有曹姓名下的房产最多。哥老会创办的曲艺社用的是当地最大财主曹跃显的房子，镇上两家最大茶馆则分别归曹的远房姻亲曹魏氏和曹氏祭祖会所有。自从丈夫1930年跑买卖途中被土匪杀死，曹魏氏三十五岁开始守寡，跟现年十二岁的儿子住在茶馆后面的小屋里，靠收房租足够维持娘俩的生活。祭祖会的收入主要花在清明扫墓上。显然财大气粗的曹姓并没有把房子看成是有利可图的工具，更不要说其他房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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