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借宗教争端入侵今属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两公国。随后，摇摇欲坠而勉力维持其欧洲势力的奥斯曼帝国、担心俄国扩张的英国，以及想要重塑辉煌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陆续对俄宣战。持续18个月的克里米亚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并彻底改写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
在《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一书中，奥兰多·费吉斯大量引用俄罗斯、法国、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文献资料，全面展现了民族主义情绪、帝国势力博弈和宗教冲突是如何影响各国介入战争的。从国王与大臣、报道战争的记者与作家，到战场上的军官与士兵、围城内的妇孺，费吉斯不仅从多个视角还原了战争的全景，也为今天理解19、20世纪的“东方问题”，黑海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世界裂痕提供了新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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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专有名词说明
序言
第一章 宗教战争
第二章 东方问题
第三章 俄国威胁
第四章 欧洲和平的终结
第五章 虚张声势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尝胜果
第七章 阿尔马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尔
第九章 一月将军和二月将军
第十章 炮灰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
第十二章 巴黎与新秩序
结语 有关克里米亚战争的神话与记忆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在英国多塞特郡（Dorset）一个宁静的小村庄
维奇安普敦（Witchampton）的教区教堂里，有一座
为本村的五位子弟兵建立的纪念碑，他们都战死在
克里米亚战场。纪念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
为效忠国家而死
长眠在克里米亚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在法国西南部埃里库尔（Héricourt）的公墓
里，有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九名本地士兵的名字，
他们都战死在克里米亚战场。墓碑上这样写着：
为祖国战死
朋友们，有一天我们还会相见
在这座墓碑下摆放着两个加农炮的炮弹。一个
上面刻着“Malakoff”（马拉科夫，俄文拼作
Malakhov，发音为马拉霍夫），这是克里米亚战争
期间，在围困俄罗斯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的战役中，被法军攻陷的棱堡之一
；另一个上面刻着“Sebastopol”（塞巴斯托波尔
），也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旧称。这样的墓碑为数
不多，成千上万的英法士兵埋葬在克里米亚，躺在
没有标识、无人看管的坟地里。
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几百座纪念碑，许多都矗立
在军人公墓里，那是在围困战期间，由俄罗斯人建
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
名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阵亡的军人埋在那里。
如果是军官，则还有自己的坟墓，墓碑上刻着姓名
和所属部队的名字；普通士兵则被一起埋在大型墓
坑里，每个墓坑内有五十到一百具尸体不等。和俄
罗斯军人埋在一起的还有来自塞尔维亚、保加利亚
和希腊的东正教军人，他们都是响应沙皇号召，赶
来为宗教信仰而战的。
在一个埋葬着十五名水手的坟墓上，一块小小
的铭牌几乎完全被长长的野草遮盖。这块铭牌是用
来纪念这些“在1854—1855年间为保卫塞瓦斯托波
尔而英勇牺牲”的水手的，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
他们为祖国、为沙皇、为上帝而献身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其他地方，还有为纪念无名
士兵、失踪军人而设立的长明灯和墓碑。据估计，
在此地的三座军人公墓里，共埋葬着约二十五万俄
罗斯士兵、水手和平民。
克里米亚战争的规模和人员损失均十分巨大，
但其影响却被后来的两场世界大战掩盖了。对今天
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战争，与那
些墓碑和铭牌一样，几乎已被遗忘。即使是在参加
了这场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俄罗斯、英国、法国、
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
），以及奥斯曼帝国，包括那些后来归属罗马尼亚
和保加利亚的地区，今天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
亚战争。但是对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们来
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战争，就
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生活在20世纪的人们一样重要
。
……
历史学家们往往低估战争的宗教动机，克里米
亚战争的触发点在巴勒斯坦，其争执双方一边是由
法国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另一边是由俄罗斯
支持的希腊人，他们在谁应该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
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
（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对沙皇来说，这
场冲突为发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
是许多历史学著作对此却仅仅用一两段话轻飘飘地
一带而过。在过去的许多人看来，应该由谁来掌管
几座教堂的大门钥匙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可能和列
强大战有什么关系。在一些历史观点中，发生在巴
勒斯坦的纷争被用来表明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愚
蠢”和“没有必要”的战争。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宗
教纷争仅仅是一个契机，真正的原因是欧洲列强为
扩大自己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为占领市场或受
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而战。这些说法并没有错
，却低估了宗教在19世纪的重要性。近几十年来，
从19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到近年来伊斯兰极端武装
势力的兴起，在在都明确表明宗教在战争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上，各方
都把宗教力量纳为己用，政治与信仰紧紧地纠缠在
一起，其中的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在走向
克里米亚战场时，都坚信上帝站在自己这一边。

奥兰多·费吉斯著的《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重新确立了一场19世纪的帝国纷争的重要地位。除了“轻骑兵冲锋”和南丁格尔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外，克里米亚战争还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争，使用了最新的现代来复枪、蒸汽机船，应用电报于战场通信；扭转了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对立情绪，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持续至今。
本书清晰梳理了地缘政治、民族主义情绪、帝国冲突与文化因素如何促使俄罗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介入战争，并创新性地提出宗教在诱发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基于大量参战军官和士兵的家信和回忆录，本书生动还原了战场的残酷与瞬息万变，以及战争中普通人的伤痛、坚韧与英勇。
《出版人周刊》《科克斯评论》《纽约图书评论》《波士顿环球报》《纽约客》等媒体齐声推荐。

一
2016年6月，一座青铜雕塑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
院（St. Thomas’Hospital）揭幕。这座医院位于
伦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南岸、威斯敏斯特桥
（Westminster Bridge）边，雕塑为玛丽·西科尔
的全身站像，高达三米，矗立在医院大楼外河畔的
步行道边，河对面就是议会大厦和大本钟。
为玛丽·西科尔树立雕像一事，在英国引起了
一番争议，特别是给她树立雕像的理由：她是“现
代护士的先驱”，让持相反意见的人士组成了极端
对立的两大阵营。在争议中，这座雕像所安放的位
置也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因为圣托马斯医院正是
由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创立的世界上第一所现代护
士及助产士学校所在地，而南丁格尔本人则长期被
认为是现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对于那些持反对意
见的人来说，不仅玛丽·西科尔本身配不上“现代
护士先驱”这一称号，而且在圣托马斯医院为她树
立雕像，无疑有挑战南丁格尔的地位并取而代之的
意图。
把玛丽·西科尔和南丁格尔联系在一起的，是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爆发后，南
丁格尔通过《泰晤士报》的报道了解到英国伤兵在
后方医院处境恶劣，主动请缨并获得当时战争大臣
手下要员悉尼·赫伯特授权前往君士坦丁堡，名义
上是带队管理克里米亚地区英军医院内的护士，但
实际上是监督改善战区英军医院的运作管理。当时
英军对伤病员的救治极为忽视，位于君士坦丁堡郊
外斯库台地区的军队医院管理混乱，与临近的法军
医院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情况被《泰晤士报》揭露
后，英军当局遭到国内各方指责。南丁格尔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她作为“提灯女士”夜探伤员
的神圣形象已成为其“现代护士先驱”神话的一部
分，然而当代许多研究者认为她的贡献并非在救护
伤员本身，而是在系统化改善医院管理上，所以更
准确地说，她是一个以统计数字科学化管理医院的
先驱。
玛丽·西科尔比南丁格尔稍晚登场，她是出生
在牙买加的混血民族克里奥人后代，恰好在克里米
亚战争期间来到伦敦，她有一些凭草药治病的经验
，曾考虑过参加南丁格尔招募的志愿者护士队伍，
但并未正式递交申请，而是选择与人合伙自费前往
克里米亚，在英法联军阵地后方的村庄开设了一座
餐馆兼俱乐部性质的商业场所。虽然她的主要客户
是英军军官，但是根据她的自传和其他材料，她并
不排斥英军士兵，也为他们提供过免费的饮食和草
药治疗服务，还曾经在战斗结束后前往战场照顾伤
员。但是她究竟提供了什么样的救治护理服务，有
多大规模，算不算得上现代意义的护理，并没有详
细客观的记录可供判断。这一点正是反对将玛丽‘
西科尔称为“现代护士先驱”并在圣托马斯医院树
立雕像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
南丁格尔和玛丽·西格尔可以说是克里米亚战
争留下的众多遗产之二，但这场战争本身似乎已被
人遗忘，正如《克里米亚战争》一书作者奥兰多·
费吉斯所说，也许在公众记忆中，这场发生在19世
纪中叶的战争，早已被两场世界大战所掩盖了。然
而，克里米亚战争不管是对英国社会和欧洲格局，
或是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都有着深远
的影响，甚至在当今发生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冲突中
，都可以看到这场一百六十多年前战争的影子。
2014年，俄罗斯“志愿者”武装入侵克里米亚
，驱逐了当地的乌克兰政府和军事人员，随后举行
的克里米亚“全民公决”同意将“克里米亚共和国
”并入俄罗斯，由此完成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地区
的并吞，虽然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并未予以
承认。对于这场冲突，外界对俄罗斯动机的理解普
遍集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俄罗斯总统
普京对内对外宣示力量等因素上。这些看法都有道
理，克里米亚确实是俄罗斯控制黑海、出师地中海
的基地，黑海舰队就一直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西南
角的塞瓦斯托波尔。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
归乌克兰所有，但是黑海舰队继续以租借方式使用
这个港口。当乌克兰渐渐向欧盟靠拢，与俄罗斯的
对抗公开化，甚至双方陷入武装冲突后，不管从战
略、民心士气还是向西方示威方面来看，俄罗斯都
有夺回克里米亚的强烈动机。
……
这些战役过程相当复杂，而且在过去的一个多
世纪中，流行着不少错误的说法，例如大部分人对
“轻骑兵冲锋”的理解，是来自英国诗人丁尼生的
同名诗歌，尽管这首诗夸大了事实，而且缺乏对前
因后果的解释分析。费吉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试图做到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纠正过去出版物中
的错误、夸张、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对俄罗斯
方面文献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费吉斯文笔的生动流畅，在写战争场面时充分
体现了出来，通过他的描述，读者首先能够获得对
战场全景的清楚认识。对于每一个重要军事行动，
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叙事和亲历者回忆交织的做法
，令读者既有身临其境之感，又能紧随战况发展。
书中展现的战事紧张激烈，双方鏖战的惨烈程度令
人动容。作者还为一些关键战役提供战场形势配图
，大大有

费吉斯在伦敦、巴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和
圣彼得堡的尘封档案中仔细求索，揭露了政治家们
的图谋，同时展示了战争造成的可怕人员伤亡……
这本书追溯了许多现代冲突的根源。
——加里·巴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
务教授
扎实的研究……内容丰富而吸引人……基于大
量资料，从政府档案到新闻报道、到回忆录、到几
乎不识字的士兵的家信，费吉斯出色地平衡了政治
、军事和社会历史……关于战争本身的篇章如冒险
小说一般激动人心……《克里米亚战争》是一场战
争的集锦，一部学术的庆典。
——《波士顿环球报》
[费吉斯]在描述高层政客对普通人的影响方面
展露了极其出色的天赋，清楚地呈现了引发战争的
反常外交手段……这本书清晰易懂、文笔流畅、情
节生动。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为什么这场被忽
视的冲突和为此殉难的人值得我们长久铭记。
——《独立报》
这部著作重要并让人印象深刻……对俄罗斯的
资料提供了鲜活的补充，在这方面费吉斯是一位大
师。……《克里米亚战争》令人敬佩地描述了克里
米亚战争中国际形势和宗教背景的重要意义。
——《纽约图书评论》

在1842年和1847年间，耶路撒冷热闹非凡：圣公会（Anglican）在这里建了一个主教公署；奥地利建立了一个方济会（Franciscan）印刷所；法国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并向天主教学校和教会送了很多钱：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设立了一个常驻大主教的职位，这在12世纪十字军东征后还是第一次；希腊东正教大主教从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强控制；俄罗斯派来了教会使团，建起了一个俄罗斯大院，包括旅店、医院、祈祷堂、学校和市场等，为人数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朝圣者提供协助。
在19世纪早期，由俄罗斯东正教会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复活节庆典的俄罗斯朝圣者多达一万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罗斯和高加索，再经过安纳托里亚和叙利亚而来。对俄罗斯人来说，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们强烈宗教热情的倾注点，到这里朝圣是他们信仰虔诚的最高表达。
在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们精神家园的延伸。“神圣俄罗斯”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个东正教的帝国，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东部地区，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1840年代写道：“巴勒斯坦是我们的家乡，在那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外人。”这种说法是有源头的，几百年来的朝圣活动把俄罗斯教会和圣地（包括通过耶稣的一生联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INazarethl）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俄罗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拥有的政治主权不过是暂时的，而他们自己与圣地之间在精神信仰层面的联系却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却完全没有这种狂热，他们对巴勒斯坦圣地的兴趣不过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纪英国旅行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认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携日记本、对历史有所了解、打算写本书的法国游客而已”。东正教徒的激情狂热，“野蛮”和“低俗迷信”的仪式，往往让欧洲游客退避三合。马蒂诺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稣受难日为朝圣者洗脚的仪式，她写道：“我可没法去看这种借宗教名义演出的丑剧，相比之下，在非洲河边举行的最低级的拜物教仪式都没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参加复活节星期六举行的圣火仪式。在圣火仪式上，朝拜者纷纷挤入圣墓教堂内，用耶稣坟墓上的长明火点燃自己手中的火把。来自希腊、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等地不同东正教派别的教徒争先恐后地挤向耶稣坟墓，斗殴经常发生，有时候一些教徒会被踩死或是被烟呛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仪式，他将看到的景象描述为“混乱和渎神的场面”，那些朝圣者“几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乱叫，仿佛恶魔上身一般”。
马蒂诺是一神论者，柯曾是圣公会教徒，他们对这种宗教仪式的反感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新教中，早就没有了公开展示宗教热情的行为。和许多欧洲游客一样，他们觉得东正教徒狂乱的举动几乎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为，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共通之处，反而是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庄，与自己习惯的安静祈祷有着共通之处。这些作者对东正教徒的态度，影响了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就圣地问题发生争执时采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的实施，最终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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