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化学家，自小痴迷试管和药剂，一生中有三十余年从事化学行当。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而沦为奥斯维辛的174517号囚犯，劫后余生，他成了大屠杀最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之一，一次次清醒地做证、反思，写下了关于人类道德的最好的作品。卡尔维诺、艾柯、菲利普·罗斯、索尔·贝娄、欧文·豪、列维-斯特劳斯、托尼·朱特……他受到无数作家和普通读者的欣赏。但撇开这些身份，他亦时常显露一种少年般的笨拙和羞涩，对昆虫和游戏的兴趣；他有作为儿子和丈夫的两难困境，也有不被家人倾听和理解的苦恼。
《普里莫·莱维传(精)》作者伊恩·汤姆森在意大利及世界其他地方花费十余年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这部翔实的传记，挖掘出莱维作品之外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重要真相。它解析了伟大作家莱维作为一个平凡人在工厂和打字机、家庭和朋友之间的尴尬困境，也填补了莱维作品之外的那些空白。

插图说明
前言
一 1987年4月11日
二 莱维的先辈们（1819-1919）
三 黑衫的幼年（1919-1927）
四 不安的童年（1927-1934）
五 化学与青春期（1934-1937）
六 大学与迫害（1937-1938）
七 大学与战争（1939-1941）
八 战争中的生活（1941-1943）
九 反抗与背叛（1943）
十 监禁岁月（1943-1944）
十一 奥斯维辛：实验室（1944-1945）
十二 等待苏联人（1945）
十三 回家后（1945-1946）
十四 重生与抛弃（1946-1948）
十五 工厂的职责（1948-1953）
十六 德国之旅（1954-1961）
十七 文坛成名（1961-1966）
十八 “铁丝网的另一边”（1966-1968）
十九 以色列、苏联和抑郁症（1968-1972）
二十 退休的梦想（1973-1976）
二十一 劳工世界的映像（1977-1979）
二十二 对抵抗运动的反思（1980-1982）
二十三 中东冲突（1982-1983）
二十四 闻名海外（1983-1985）
二十五 美国在等待（1985）
二十六 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的监牢（1985）
二十七 在伦敦（1986）
二十八 每况愈下（1986-1987）
二十九 最后六天（1987年4月）
后记
参考文献

我于1991年初抵达都灵，着手这部传记。那时
，我在都灵并没有几个熟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要挖掘出那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并把它们编织成
一部传记，其中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我知
道普里莫·莱维酷爱登山运动。所以，我在都灵的
第一步行动就是去参观国家山脉博物馆。不出所料
，我在那里除了找到一些法西斯时代的铁头登山杖
、宽松的登山短裤以及野山羊标本之外，并没有发
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莱维的遗孀，露西娅（Lucia
），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我见到了她的儿子伦佐
，和他一起品尝了都灵的开胃酒。像他的妈妈和姐
姐一样，伦佐并不想回答任何关于莱维的问题。不
过，他告诉我，虽然莱维家族并不准备提供帮助，
但他们也不会妨碍我的调查工作。
从一开始，我就决心不能凭借莱维的著作来构
建这部传记。在我看来，在这传记中堆砌莱维早已
出版的文字，不仅是虚伪的，同样也是危险的。莱
维撰写了一些精美的自传体小说。在一定程度上，
这也为传记作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于是，我尽可
能多地采访相关人士；而决不让自己拘泥于莱维本
人的文字。
都灵是一座小城，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有人说
我锲而不舍，也有人说我执迷不悟。而莱维的朋友
们开始接受我的采访。直到那时，我对莱维的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我对他本人进行的采访。那
还是我在他逝世前不久进行的一次采访。那次采访
让我对莱维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我的调查工
作的许多灵感也来源于此。
在那次采访中，普里莫·莱维穿着一件衬衫，
左臂上“174517”的刺青清晰可见。（他尖刻地评
论这是“德国人典型的归门别类的才能”。）那是
1986年7月，一个夏日的午后。莱维差不多68岁了，
却仍旧神采奕奕。同年早些时候，他在伦敦的意大
利文化研究院做讲座时，我曾经见过他。会后，我
与他取得联系，请求他接受我的采访，以期将相关
报道登载在某份报刊之上。我已经在《伦敦杂志》
（London Magazine）上发表了几篇采访意大利作家
的稿子，其中包括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娜塔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列昂纳多·夏夏（Leonardo
Sciascia）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莱维也是我预期的采访对象之一。在这
次采访中，他一直坐在一张印花棉布旧扶手椅上，
抽着那种在特殊场合才抽的“阿拉斯加”薄荷烟卷
。他戴着一副旧金丝边眼镜，颌下的胡须经过仔细
的修剪。他的书房很简朴，包括一盏万向台灯、一
台打字机，以及其他用于写作的基本必需品。墙边
摆放着成架的书籍，其中只有寥寥几本是英语的。
墙上悬挂着几个画框，里面镶嵌着莱维过去作为化
学家时获得的证书。证书下面是一个玻璃门书架，
陈列着用铜丝制作的猫头鹰、企鹅，以及一只巨大
的蝴蝶模型。他曾经在都灵郊外的一家装饰品与油
漆工厂里担任了30年经理。我能在房间里看到的其
他装饰品只有一幅画，画的是一道残破的铁丝网—
—奥斯维辛。
在意大利，莱维是一座国家纪念碑。而我时年
24岁，为这次采访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其他地方
的意大利人都认为都灵人虚伪，冷漠（“falso
ecortese”，他们说，“虚情假意”）。但我所见
到的莱维亲切而迷人，严肃又不失风趣。那个下午
充满了意想不到的笑声，莱维不时会显得容光焕发
，比如谈到登山的时候。我决定把关于奥斯维辛的
问题留到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导向这个话题。我荒
唐地担心那会让莱维觉得沮丧，所以我先跟他谈科
幻小说和化学。今天，再次听到那次采访的磁带时
，我为莱维的回答听起来那么中规中矩而惊讶。在
我遇到莱维的时候，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
，能够专业地应对关于纳粹暴行的问题。我们采访
的下半程是以《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为中心进行的。现在，这部著作已经成为意大
利校园中的指定读物。没有任何书能比这本书更深
刻、更直接地表现出纳粹种族灭绝的恐怖，或对我
们近现代的道德史提出如此尖锐的质问。作为人对
人的暴行的无声证据，它始终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
著作之一。
告辞的时候，我注意到靠大门的墙边钉着一块
马蹄铁。一位伯伯在街上拾到了它，“但我不知道
它是否给我带来了幸运”，莱维淡淡地说。接着，
他表示这次采访给了他“莫大乐趣”。这令我不禁
欣喜若狂。九个月后，莱维去世了。
本书的撰写颇费了些时日。我用了5年在意大利
、德国、波兰、美国和英国开展调查，采访了300多
人，与这些人中的大半保持着通信联系。我与莱维
的妹妹安娜·玛丽亚（Anna Maria）有过六次长谈
。她是一位迷人、高雅的女士，有着敏锐的幽默感
。当她发现我采访过她哥哥时，她看起来既感动，
又高兴。在我们最后一次采访中，她非常意外地告
诉我，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第二任太太不仅是莱维的同学，而且自
莱维出生起就和他住在同一幢公寓楼里。我跟随这
条线索，在好莱坞的一栋别墅里找到了劳拉·阿彻
拉·赫胥黎（Laura Archera Huxley）太太。她能
告诉我关于战前都灵的情况——那时莱维还是一个
孩子。
我希望找到其他了解莱维的人，于是在《科学
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和《化学与工业
》（Chemistry and Industry）上刊登了广告。广
告的效果不错。一位伦敦的荣格派心理分析师、一
位亚特兰大的生物物理学家，还有一位新墨西哥州
的波兰裔幸存者都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都认识莱
维，也都有一些关于莱维的趣事要告诉我。传记作
家成了侦探，拼合信息碎片，还尝试追寻目击证人
。一位意大利女士，埃琳娜·西蒙（Elena Simion
），在“二战”中被驱逐出境。她在1945年年底经
苏联位于波兰卡托维兹的中转营回到了威尼斯。她
在卡托维兹与莱维有过短暂的交往。在支付了3万里
拉的法定费用之后，威尼斯出生与死亡登记处的一
名职员才告诉我，在埃琳娜·西蒙死后，她的女儿
娜迪娅仍然生活在威尼斯的威内托区。娜迪娅·汉
密尔顿（Nadia Hamilton）在1945年5月25日出生
于波兰。她的父亲，罗伯特·汉密尔顿（Robert
Hamilton）是一名苏格兰战俘，也是在1945年年底
经卡托维兹回国。我非常想找到他，不仅是为了他
对于战后波兰的记忆（我希望这份记忆也许能对莱
维的回忆录《休战》构成补充），也是为了他女儿
。娜迪娅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我进行了大量的调
查工作，最终却难以找到他的下落。
其他采访对象则没有这么困难。已故的天才作
家富尔维奥·托迈札（Fulvio Tomizza）住在伊斯
特里亚——意大利与前南斯拉夫之间的边境地带。
我给他的出版商写的信都如泥牛入海，而我也无法
通过电话联系到他。于是我去克罗地亚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找到他。乘出租车到达玛特雷德村后，我
向村民打听，找到了去他家的路。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焚烧落叶。“你从伦敦来？”喝完一瓶当地
的葡萄酒后，托迈札和我谈起了莱维，还有我在撰
写这部传记中肯定会遇到的困难。他警告我，“你
无法轻易走进莱维的人生。”莱维保护自己隐私的
决心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莱维想保守一份秘密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坚持到底。他常常混迹于一些平凡
人之中：他们是工人、制酒匠、铁匠。他们大多数
人乐于回答我的问题，但有时候他们对于莱维的记
忆却含糊不清，受到第三方记忆的影响，或干脆在
岁月中日渐模糊。作为莱维的传记作家，我将会面
对许许多多的陷阱，而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只是其中
之一。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调查工作中的一个片断。我
在都灵查阅一些微缩胶片上的旧报纸时，发现了一
则关于莱维祖父意外死亡的报道。那是一则启示。
1888年夏天，工程师米歇尔·莱维（Michele Levi
）曾被紧急送进都灵的一家综合医院——圣乔瓦尼
·巴蒂斯塔医院（San Giovanni Battista
Hospital）。这所医院大楼的空旷和阴郁使它仍然
宛如一座军事要塞，而其中的医务人员也如旧日一
样热情、友好。令我惊讶的是，我居然找到了医院
1888年的出入登记簿。它仍然保存在医院厢楼一间
潮湿的房间里。岁月已经在纸张上留下了棕色的斑
点。其他幸运时刻也接踵而至。我曾联系过意大利
集中营幸存者伊塔罗·蒂巴尔多（Italo Tibaldo）
，因为他认识莱维。但那时我完全不知道他辛辛苦
苦地编写了一份和莱维一起被投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的犹太人的明细名单。这份名单为我提供了所有这
些被投入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国籍和出生日期，也让
我能够去想象那辆牲畜列车的死亡车厢中发生的一
些事情。
不可避免地，我所收集的许多材料对于犹太人
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我并不是一个犹太人。
而这个事实也许恰恰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有益的客
观性。莱维很少把自己称为“犹太作家”，他并不
是通过宗教视角，而是通过一位世俗的人文主义者
的更广阔视角去描写奥斯维辛。在莱维所撰写的所
有主题中，正是纳粹集中营，以及战后欧洲精神和
物质的毁灭，为他提供了长期的主题和素材。近代
也发生过其他大屠杀事件，但没有一件能像希特勒
德国在欧洲中心所进行的这场屠杀这样残忍，这样
“蓄意而高效”——正如莱维所言。即使是莱维所
尊崇的英国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Herbert George Wells），凭借其不可思议的科
学预言天赋，也无法预见在奥斯维辛或特雷布林卡
发生的工业化屠杀。我们仍然在学习如何理解莱维
所见证的这场大灾难。他的人生和著作反映了他的
时代，而这部传记则将他置于20世纪这个更广大的
框架中。
莱维的逝世，让欧洲文学界失去了一个最高尚
、最富有人情味的声音。他的声望与日俱增，现在
他是世界最可敬的作家之一。就在莱维逝世后不久
，他已经对其他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
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夏洛克在
行动》（Operation Shylock）是对莱维回忆录的痛
苦（也是有趣的）致敬。伦敦东部的剧作家阿诺德
·韦斯克（Arnold Wesker）给我发来了一份他的电
视剧本，《早餐》（Breakfast）。其中他借鉴了莱
维的《这是不是个人》（此书从未被搬上舞台）。
还有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他
承认自己在拍摄电影《罪与错》（Crimes and
Misdemeanours）时的灵感正是来自莱维——一位叫
路易斯·莱维的哲学家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了自
己的生命。从年轻时起，普里莫·莱维就开始遭受
情绪低落的困扰，其后发展成抑郁症。他不易相处
，也难以理解，但他仍然受到公众的爱戴。我希望
本书能揭晓其中的一些原因。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也是意大利标志性作家，是“欧洲高尚、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被卡尔维诺称为“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家之一”。
《普里莫·莱维传(精)》作者伊恩·汤姆森耗十余年之功，找寻文学之外的普里莫·莱维。走访世界各地，不仅深度采访了莱维本人，还走访了大量跟莱维有关的地点、人物，以资料和细节呈现莱维真实的肖像。
探究莱维奥斯维辛经历前后的故事，和他作品背后的成长经历、知识审美和情感经验。帮助莱维的读者更好的理解莱维作品的风格与奥义。
附有60余张关于莱维的珍贵照片，给读者以直观感受。

所有的自杀都容易造成错误的分析、错误的数
据，而莱维的自杀也不例外。专家报告、调查、反
调查：据说莱维患上了迫害妄想症，在他去世的那
一天看到有新法西斯分子拿枪指着他。最古怪的假
设出自于西西里小说家杰苏阿尔多·巴法利诺
（Gesualdo Bufalino）：莱维的自杀是因为看了波
兰斯基（Polanski）的恐怖电影《怪房客》（The
Tenant）。这部电影在“莱维自杀的前几天”，在
意大利晚间电视节目中播出。在电影里，一名叫作
特雷尔科夫斯基的波兰-法国犹太人在巴黎从四楼跳
下自杀身亡。巴法利诺说，莱维的自杀是被波兰斯
基的电影“情绪感染”的结果。莱维在辗转难眠时
看了这部电影吗？巴法利诺的猜测并非毫无意义。
在《怪房客》里的公寓楼，有着老式的电梯吊笼和
螺旋形的大理石楼梯：在某些方面，它和翁贝托国
王大街75号的四楼一模一样。
对于莱维自杀最浪漫，也是最经久不衰的解释
，是奥斯维辛在召唤他。《晚间邮报》的大字标题
是“集中营的幽灵令他崩溃”。娜塔丽亚·金兹伯
格赞同这种观点：“正是那些岁月的记忆让他走向
死亡。”但金兹伯格并不了解莱维晚年的抑郁症，
因为到他去世时，他们已经三年没见面了。小说家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同样认为莱维死于“无药可救
的集中营病”。但莫拉维亚只在1963年与莱维匆匆
见过一次面。莱维的儿子伦佐在驳斥记者时，对这
些奥斯维辛理论总结道：“读读《休战》的最后一
页，他自杀的原因都写在那里。”在那页上，莱维
描述了一个不断出现的梦境。莱维梦到了自己回到
奥斯维辛，而“集中营之外的事物都是虚幻的”。
不过，从伦佐那恼怒的语气推断，他很可能只是在
告诉记者们一些他们想听到的内容，以便驱散他们
。当这些记者挤上来抢着看解释了一切的那句话时
，他对他们说：“放尊重一点。”
究竟莱维那可怕的过去（他第一次看到“劳动
使你自由”的那个晚上）是否加重了他的抑郁症，
或者说，集中营的经历会不会就是他的抑郁症的根
源所在，我们只能猜测。都灵的书店老板安吉洛·
佩扎纳也许最接近真相。他说：“普里莫不是因为
奥斯维辛或他的母亲而自杀。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某
种东西杀死了他。”与莱维一起在奥斯维辛活下来
的卢西亚娜·尼希姆，对于那些把莱维当作集中营
后遗症受害者的说法，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根据
她的分析，莱维的自杀是重度抑郁症的最终后果。
“是痛苦让普里莫发了疯，不管其他人付出多少爱
，也无法挽救他。”莱维的妹妹也没有把莱维的死
归咎于奥斯维辛。“它跟他的死没有关系，绝对毫
无关系。”她说。安娜·玛丽亚认为，让她哥哥自
杀的“大灾祸”无非就是那场前列腺手术。他的死
亡实际上是平淡无奇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莱维是他的名誉的牺牲者。
克莱尔·布鲁姆告诉我：“因为普里莫在美国的成
功，这个世界已经向他敞开了怀抱。但是家庭琐事
却让他难以脱身。而在一定意义上，跳下楼梯井这
件可怕的事情每那个地方珥对家庭的暴力反抗。”
对于莱维的老朋友维托利奥·福阿而言，莱维在翁
贝托国王大街75号自杀一事真是让他伤心万分。“
在75号总是延续着一种家族感——让人们感到生活
会永远那么继续下去。现在这条家族线被打破了。
”
小说家奥莱斯特·德尔博诺（他承认自己也是
一名疑病症患者）相信，莱维自杀是因为他对于衰
老的厌倦和恐惧。“肌肉和骨骼一点点地失去弹性
，加上对失忆的恐惧，无情地蚕食着普里莫。我们
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有机的崩溃。最终莱维再没有
力量去抵抗自己身体那残酷的化学反应了。”另一
些人猜测莱维是因为失去了在SIVA的工作而悲伤。
因为这份工作可以转移他的注意力。
总是存在着两种自杀——真实的自杀，以及人
们自以为他们了解的自杀。多年以来，咄咄逼人的
公众言论相信莱维在事实上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所有这些免除莱维“自杀之罪”的尝试背后，是
人们相信一个勇敢和伟大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但
是，勇敢而伟大的人确实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而且
相当常见。在这些否认派中，一些人提出，即使莱
维真的自杀了，那也是一时糊涂，一场冲动，一场
“头脑风暴”。虽然莱维的自杀几乎肯定是冲动的
（或者由于他跳楼前发生的某种未知事件），但自
杀几乎也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抑郁症是损害理性思
维能力的最重要的自杀因素。“就像人们把盘子摔
在墙上，”阿涅塞·因奇萨说，“莱维同样让自己
摔下了楼梯。”有人试图证明，莱维不是想结束自
己的生命，他只是抗抑郁药物副作用的受害者。也
有人说，他不可能自杀，因为他没有留下遗书。但
只有少数自杀者（大约四分之一，据最近美国的一
项研究统计）会留下遗书。坐下来，写一封遗书（
在那个时候），似乎就像给表上发条一样毫无意义
。而且，我们也不能说，莱维绝对没有留下遗书。
杰曼·格里尔从她的意大利出版商（蒙达多利出版
集团）那里得知，人们找到了一封遗书。“我仍然
情愿相信那不是真的。”她说。（格里尔，像许多
人一样，非

（莱维是）我们时代极重要、极富有天赋的作
家之一。
——卡尔维诺
伊恩·汤姆森非常敏锐，他提供的是所有莱维
爱好者需要的东西：不是一份文学解读或重新解读
，而是一份读者导览……他对细节的掌控、独特的
文气，都堪称范本……他的这部传记学养丰富，向
读者阐释了莱维的写作，并且凭着一种审慎的感觉
将那些人物和影响串联起来。
——《观察家报》
伊恩·汤姆森的研究量惊人，他公开了相当数
量的关于莱维的新材料……十分具有说服力。
——《纽约书评》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今天从他位于都灵的居所楼梯上跌落身亡。警方确认他死于自杀，时年68岁。
意大利，都灵，路透社
1987年4月11日上午大约10点至10点15分之间，位于马塞纳街73号的警察总部接到了一个电话。它是通过紧急报警电话113转来的：出事了。警察机动小组及一辆救护车赶到了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这是都灵居民区里的一栋公寓。大门已经打开，以便警察进入。在公诉办公室，日期为4月11日（周六）的首份报告中，警方记录道：“……在电梯附近发现了尸体……身份为普里莫·莱维……”他从大楼楼梯井坠下，大约15米高度，头部先着地，摔在电梯井道旁边的大理石地面上。立即死亡。
初始调查排除了第三方作案的可能性。不过，在莱维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没有目击证人。根据警方的现场重构，莱维打开他的四楼公寓的房门，在无人目击的情况下，走出公寓，来到楼梯平台，翻下楼梯栏杆，无声地坠落。死亡时间大约在上午10点05分（并非如此，据意大利报纸，是在上午10点20分或10点30分），大约在警察赶到现场前10分钟。最后见到莱维活着的人是公寓的看门人约兰达·加斯佩里（Jolanda Gasperi）。
在这次事故发生后的第19天，1987年4月30日，约兰达·加斯佩里在马塞纳街警察总部接受警方讯问。她是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女人。由于警方刻板的手续，她的证词显得有些僵化、不自然：“兹证明我担任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看门人一职。”证言由此开始。“大约在上午10点，整理完邮件后，我去作家莱维的寓所，位于前述地址的四楼，亲自给莱维送邮件。然后，我回到门厅干活。正准备扫地时，突然听到楼梯间传来一声巨响，就立刻去查看，发现莱维躺在地上，靠近电梯井旁边。”约兰达·加斯佩里试着给红十字会打电话，想叫一辆救护车，但电话没人接听。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清洁公司的老板，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拨打了113电话，接通了警务中心的话务员。在警方和救护车赶到后，看门人又给普里莫·莱维的儿子伦佐打了电话，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
伦佐·莱维（Renzo Levi），29岁，生物物理学家，住在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旁边的另一栋公寓里。尽管住得很近，但他并没有听到楼下的骚乱声。莱维的女儿丽莎，38岁，生物教师，同样住在附近：她在事后很快赶到现场。当天上午，都灵大街上通行的车辆很少，这让警方机动小组可以迅速赶到现场q这个复活节的长周末，许多人离开了都灵。人们都认为1987年4月11日是一个罕见的晴朗日子。在连月的阴雨之后，翁贝托国王大街沿街的马栗树吐出了它们的第一批春芽。
据一位记者的报道，当天早晨，约兰达·加斯佩里曾经对普里莫·莱维说：“您看今天的阳光多好啊，教授！”许多人都用“教授”称呼莱维（他并没有这样的头衔，这只是一个尊称）。加斯佩里只比普里莫·莱维小10天，1919年8月10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蒂诺省。她已经在翁贝托国王大街75号当了12年的看门人。
那个周六，按照她每天上午10点的习惯，加斯佩里太太拿着一捆邮件离开了守门人的小屋，打算给那些还在公寓里的住户送邮件。米兰的《意大利新闻报》（Il Giorno）报道称，她沿着电梯旁宽大的花岗岩楼梯拾阶而上，路过一个个镌刻着住户姓名的黄铜铭牌，还有每层的两扇木门，像往常一样分发邮包和信件。来到四楼，她按响了3A室的门铃。普里莫·莱维打开门，伸出手取信。“不，没有什么特别的，”加斯佩里告诉罗马的《共和报》，“几份广告宣传册，一本书，一本杂志。没什么，我是说，这也许让他不高兴了。”
在她担任看门人的漫长岁月里，约兰达渐渐与莱维熟识。一周前，他还在他的新书上为她签名赠言：“以友情和尊敬”。据她回忆，那个春日上午，莱维并没有不合宜的行为。“他像往常一样跟我打招呼。微笑，道一声谢谢。”《共和报》（La Republica）还引用了加斯佩里的说法：“我知道他这些日子有些情绪低落，但他从来不在我的面前表现出他的悲伤。”从《意大利新闻报》上，我们可以发现莱维当天上午的衣着穿戴：短袖白衬衫、灰裤子、黑鞋。
约兰达·加斯佩里回到楼下，还没过五分钟，她听到“砰”的一声（“untonfo”）。当时在莱维的公寓里，只有普里莫·莱维的母亲埃丝特尔和一名护士，埃琳娜·乔达尼诺。“我不知道出事了，”护士告诉一家地区报纸，“我正忙着照顾老太太。”事实上，两位妇女正位于距离房门最远的一个房间里，无法听到四楼楼梯平台上的声音。乔达尼诺也在马塞纳街警察总部里接受了警方讯问。她在1930年10月26日出生于都灵。她以常见的正式口吻开始了她的证词：“兹证明我是一名护士，从1968年8月起，在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居所里履行我的职责，即照顾他92岁的母亲埃丝特尔。”
她接着说：“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前列腺手术，刚出院不久，情绪极为烦躁。事实上，有时他会问我，他的病能不能痊愈，因为他觉得难以做到随时接待来宾。1987年4月11日，我像往常一样，在早上8点给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