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记忆》出版于2017年，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首部新作。
巴黎，1964年那个冬天，在记忆的深处若隐若现。在那家叫绿吧的咖啡馆，那个总是头一个走进咖啡馆的女人，总是坐在最里面的老位子上低头对着一本书。她叫热纳维耶芙·达拉姆，他们在一家专售神秘学著作的书店第一次相遇，她带他去见一个女友，女友推荐他们阅读灵修导师的书《与奇人相遇》，介绍他们认识秘密社团的其他成员……六年后，在神秘学书店的同一条街上，他们再次相遇，时间仿佛停顿了，除了一一丝变化：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小男孩。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法国当代著名作家。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迪亚诺1945年生于巴黎郊外布洛涅一比扬古地区，父亲是犹太金融企业家，母亲是比利时演员。1968年莫迪亚诺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处女作《星形广场》一举成名。1972年的《环城大道》获法兰西学院小说火奖，1978年的《暗店街》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96年，莫迪亚诺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奖。他还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获得法兰西学院奇诺·德尔·杜卡基金会世界奖和奥地利欧洲文学奖这两项终身成就奖。
莫迪亚诺的小说常常通过寻找、调查、回忆和探索，将视野转回到从前的岁月，描写“消逝”的过去；也善于运用象征手法，通过某一形象表现出深远的含义。
自1968年至今，莫迪亚诺已经出版近三十部小说，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

正文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著的《沉睡的记忆》是一部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十九岁那年冬天，他们每天清晨在同一家咖啡馆约会。有一天她不告而别。六年后他们在第一次相遇的街上偶然重逢。一切和六年前仿佛没有两样，只除了她身边带着个小孩。关于从前生活的谜，她不说，他也没问起。他们只是沉默地走在同一条街上。

我十七岁时遇见一个女人叫米莱依·乌鲁索夫。她的俄罗斯姓氏来自她丈夫埃迪·乌鲁索夫，绰号“领事”。他们住西班牙的托雷莫利诺斯一带。她是法国人，出生在朗德。那里有延绵的沙丘、松树、大西洋的无人海岸、九月的晴朗日子……但我认识她在巴黎。那是一九六二年冬天。我离开远在上萨瓦的中学，发着三十九度高烧坐火车去巴黎，午夜时分找到我母亲的公寓。母亲不在家，钥匙交给了米莱依·乌鲁索夫。她在回西班牙前借住几周。我按门铃，她来开的门。公寓像没人住似的。家具几乎搬空了。进门有一张桥牌桌和两把椅子。临河岸的房间正中有一张大床。隔壁是我儿时的睡房，有一张桌子、一些布料、裁缝用的人体模型，衣架挂着好些裙子衣服。吊灯散发昏暗的光，多数灯泡是坏的。
那是个不寻常的二月，公寓里是昏暗的光，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地下组织频发暴动。米莱依·乌鲁索夫刚滑雪回来，给我看她和朋友在某个木屋阳台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有她和一个叫吉拉尔·布蓝的演员。她告诉我，布·蓝十二岁时未经父母同意就开始拍电影，因为他当时就是自做主张的孩子。后来我在好几部电影里看见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不停在走路，双手放进口袋，稍稍缩着脑袋，像要躲雨似的。白天大多数时候我和米莱依·乌鲁索夫在一起。我们不常在公寓吃饭。煤气断了，做饭要点酒精炉。没有暖气。不过壁炉里还剩一点木头。有天早上，我们到奥尔良门附近补交一张拖欠两个月的电费账单，免得接下来那些天点蜡烛。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出门。临近午夜时分，她带我去公寓近旁圣父街的一家小酒馆。歌舞表演早就结束。底楼的吧台前还坐着几个客人，好像互相认识，低声地交谈。我们和她的朋友约在那里，一个叫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的颇有运动家风度的金发男人。她告诉我，他是“记者”，经常“巴黎和阿尔及尔两边跑”。有几次夜里她没回来，我猜她是和这个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在一起。他住保尔一杜美街的单间公寓。有天下午我陪她去过一次，因为她把手表忘在那儿。雅克·德·巴维埃尔不在家。有两三次，他请我们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吃饭。那家餐厅在华盛顿街，名叫沙地玫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圣父街的小酒馆和沙地玫瑰在当时的常客都来自某个与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联的治安组织。出于这一巧合，我寻思着雅克。德·巴维埃尔（或得巴维埃尔）是不是组织里的成员。七十年代的某个冬天，傍晚六点前后，我在乔治五世地铁站口看见一个男人，我进地铁时他正走出来，我认出他是老了些的雅克·德·巴维埃尔。我转身跟在后头，打算上前和他说话，打听米莱依·乌鲁索夫的消息。她和她丈夫“领事”埃迪还住在托雷莫利诺斯吗？他朝圆形广场的方向往下走，走路有点儿跛。我在马里尼昂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前驻足，眼看他消失在人群中。我为何不上前和他说话？他还认得我吗？我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巴黎城里散布着各种幽灵，和地铁站一样多，和你按下地铁线路图的按钮时那些发亮的小圆点一样多。
米莱依·乌鲁索夫和我，我们经常在卢浮宫站坐地铁到巴黎西边拜访她的朋友。我忘了她那些朋友的脸孔。但我清楚记得，我和她一起走过艺术桥，经过圣日耳曼奥赛尔教堂前的广场，偶尔穿过卢浮宫的四方庭院。最靠里的警察岗亭发着黄光，和公寓里的光线一样昏暗。在我从前的睡房里，紧挨右边高窗的架上摆着书。我现在还在寻思，当时什么都不见了，那些书却还在，被人遗忘在那里，不知是发生了什么奇迹。那里头有我母亲在一九四二年抵达巴黎时读的书，汉斯·法拉达的小说和弗拉芒语书籍，还有几册属于我的绿色文丛，《神秘的货船》《布拉热诺拉子爵》……
远在上萨瓦的中学开始担心外出的我。有天早晨他们打来电话，米莱依·乌鲁索夫去接了。学校的负责人雅南司铎希望了解我的近况，因为他将近十五天没有我的消息。
她告诉他“我身体略有不适”（得了流感），她会提前告知“我启程返校”的确切日期。我坦率地问了一个问题：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西班牙？未成年人过边境必须持有父母的亲笔委托书。突然之间，我尚未成年的事实似乎让米莱依·乌鲁索夫很是担忧。她甚至想去征求雅克·德·巴维埃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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