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原籍山东益都北城。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4年被征调往中国昆明、桂林、贵阳，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后任《文汇报》记者、编辑。有著作《旧戏新谈》《妆台杂记》《过去的足迹》《珠还记幸》《榆下说书》《来燕榭读书记》《来燕榭书跋》《笔祸史谈丛》等行世。

那时，我在巨鹿路上班，陕西南路地铁站上面，是巴
金先生住过的霞飞坊(今淮海坊)。从地铁站出来时，我时
常会想到黄裳先生描述的当年巴金家的热闹场面，想到汪
曾祺、黄永玉、黄裳、穆旦……这些生动的面孔。
黄裳先生的家，在淮海坊的隔壁的陕南邨。我偶尔会
收到他的来信，有时也和李国糅老师一起去看他。相比于
淮海坊门前的热闹，陕南邮比较安静，走进黄裳先生家的
那栋楼更有闹中取静的感觉。窗外几棵树遮住了阳光，还
是墙上挂的字的暗示(“雨意欲成还未成”)，这里给我的
感觉，每次来都是阴湿的天。不过，黄先生的笑容很灿烂
，像他的大肚子一样饱满，得意时不是微笑，而是“嘿嘿
”两声。他的话不多，偶尔有一两句，声音很大，大约是
耳聋的缘故吧。一般都是我问他答，这间歇，是默默相对
。我偶尔会望望窗外，现在回忆，居然从来没有问一问《
榆下说书》的“榆”还在楼后吗？
有一次，送我们新印的姜德明先生的《与巴金闲谈》
给他，我随口说：把您写巴老的文字也集中在一起，给你
也印一本吧。他满口答应：好！我做事向来懒懒散散，近
年事功心渐淡，没有出版社催逼也不会行动。黄先生当然
不会催我，就这样，时光在淮海路、巨鹿路、陕南邨中默
默地流逝了。2011年底，我搬到武康路来办公，信步就走
到黄先生家门口的日子也少了。想不到，第二年秋天，黄
先生就去世了。我不禁自责，觉得这件事情本该早一点做
好。还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懒惰也好，习惯也罢，我总
觉得世界笨重且安稳，其实它在恒常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变
动中，它把我们甩在孤独的街头，这个时候，再左盼右顾
，我才发现好多熟悉的风景都不见了，再也不会出现了。
所以，这一次，开列好目录，动手编起这本集子的时
候，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种伤感和萧然。关于选文，像《记
巴金》这样直接写巴金的篇章之外，我还特意选了一些与
巴金相关的其他文章，如谈巴金三哥李尧林的，谈巴金夫
人萧珊的书的。还有一部分文字，是黄先生在写别人或其
他事情的文章中涉及巴金的，虽非专文，我也选人几篇。
文末附录的一篇，是从黄裳书信中撷取的谈论巴金的文字
，虽然琐碎，却倒具体，而且不为公开发表而写，更是自
由、无所顾忌。我想，这些也都是研究巴金的珍贵资料，
巴金也好，黄裳也罢，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人，他们的朋友
圈、文化圈里的人，相互砥砺，相互影响，这其中也有很
多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地方。
感谢容洁、容仪两位老师授权，感谢吕浩兄帮忙校对
书稿。时间过得真快，2019年，黄裳先生一百周岁了，就
把这本书当作一束鲜花，替我还上当年的那份心债吧。
周立民
2018年12月7日冬雨中于竹笑居

记巴金
思索
关于巴金的事情
请巴金写字
琐记—和巴金在一起的日子
伤逝—怀念巴金老人
李林先生纪念
巴金和李林和书
关于《随想录》的随想
萧珊的书
草根宗庙
海内存知己
“干扰
《〈锦帆集〉后记》附记
《晚春的旅行》序
《西行书简》
一封信
忆黄河清
曾祺在上海的时候
附：黄裳书信中的巴金（周立民）
编后记（周立民）

关于巴金的事情
一
这是朋友F出给我的题目，已经好几年了，可是一直踌躇着不敢下笔。我感谢朋友对我的信任，可是自己知道要做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没有把握。作为一个后辈，我对巴金的了解实在不多。记得有一次在他家里谈天，一位客人提出要我写点什么有关他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惶恐，就声明我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举出的理由是，巴金曾说过“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品的影响比较深”，可是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却非常贫乏，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不料他听了哈哈笑道，“你弄的那些东西我也不懂”。这就使我更为尴尬。其实我只是想顺手找一个理由来推掉，并没有除此以外对他就有足够了解的意思。但他的话也给了我一种启示，即使如此，知道多少就谈多少，懂得什么就讲什么，问题还是不难解决的。不过实在的困难也正在这里。有一部古书上讲过做文章的“秘诀”就在“趋”与“避”两个字。懂得了这一点天下就不再有难做的文章。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应该怎么说就跟着人家一起说，不该说或不能说的就避开不说。这正是一条写作的坦平大道。但是困难恰好在这里出现。应该说可以说的人家已经说了许多，用不着再来画蛇添足；不该说的呢旁人倒少有说及，但我真的就能很好地一一说出来么？看来一切都是可疑的。总之，没有勇气是不行的。
我确实相信，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去读他的作品，尽可能全面完整地读。我尝试过用这办法来从头读巴金的书，从近作开始。在阅读过程中自然会记起许多旧事、谈话。开始时是高兴的，以为到底摸到了门路，可是随即又感到了茫然。从纷繁的线索中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正如海边的居民，日日面对大海生活，对那一碧无垠的海水波浪与涛声都熟悉、惯常了，但对大海本身却还是摸不透，还只是一个茫然。
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已经出版的四本《随想录》里，他在很多地方谈到了“文化大革命”，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也许是“老年人翻来覆去的唠叨”。从第一篇《说“望乡”》开始，一直谈到第一百二十五篇，看来今后还要说下去。可以说他是从“文化大革命”还是个“禁区”时开始，一直说到彻底否定“文革”……他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时，还常常接触到“文革”以前的许多事情。“老年人的唠叨”是讨人厌的，早就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来了。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只将“文革”看作那荒谬绝伦的“十年”，总不免是过于天真的想法。正如我们站在长江大桥的中腰，俯视江水，遥望江天，无论是赏心悦目还是惊心骇目，以为“叹观止矣”，终于还是“短视”的。因为他忘记了怎样一步步走上桥头，也没有想到还得一步步走下桥去。前后的“引桥”比起桥身来好像还要长一些。对于这样的问题，一个科学家或一个文学家、哲学家都会做出不同的答案。
巴金最近在一篇“随想”里谈到了他与杂文家林放之间的交往，提到林放因为写了一篇“江东子弟”的杂文随即接到了恐吓电话的事。这件“小事”就足以说明我们目前还在“引桥”上慢慢地往下走，路还远远没有走完。“大写十三年”的故事也是随想录里曾经提到过的，那是1963年的事情，谁都看得出这个口号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是一个“信号”，可是不久前还有人站出来为之辩解，说口号还是正确的。在提出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三七开”的议论也重新搬了出来。与“江东子弟”的无头电话不同，这些议论都是堂皇地出现的，被看作一种“革命化”的内容出现的。这都不是梦话，是现实的生活。只有明白这一切，才能理解他“老人的唠叨”，才能明白，不是他揪住“文革”不放，实际上到今天“文革”还在揪人。P48-51

黄裳著的《记巴金》以“记巴金”为主，精选了黄裳与巴金及巴金家人、朋友交往的回忆录、散文随笔等，于生活点滴中见真性情，从正面和侧面多角度为读者展现了巴金这位文坛巨匠的形象。书后附有巴金研究专家周立民的研究成果《黄裳书信中的巴金》，大量援引黄裳与友人通信中涉及巴金的故事，并与巴金日记等材料进行佐证，立体呈现了巴金的丰厚形象。

《记巴金》是与巴金有六十年友谊的老友黄裳所著，记录了作者与巴金的交往细节，作者对先师的怀念，巴金的写作与生活，以及巴金的家人、朋友等。本书还收录了多封作者给友人的书信，信中多有涉及巴金之处，私人通信中所提供的线索，虽然谈不上系统，但在零星的文字间却有着比公开发表的文字更为直率和真实的细节。本书笔调生动、优美，是研究巴金不可多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