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作者朱维铮教授以其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敏锐多元的探索视野和妙语连珠的流畅文字，在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连贯的发掘探讨和发人深省的研究思辨，对中国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作出了独到地阐述，从而充分显示其不仅把握中国历史昨天、前天的学术修养，更体现其关怀人类社会今天、明天的人文精神。
本书初刊至今30多年，影响持久不衰，亦曾被译为英文，广泛流传。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生前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从教52年。200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是汉堡大学授予中国人的首个荣誉博士，也是自季羡林之后德国高等学府授予中国人的第二个荣誉博士。朱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眼光独到，笔锋犀利，具有深刻的现实关怀，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治学范围涵盖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个领域，已刊论文及讲演录二百余篇，著作十余种，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种，《走出中世纪》等翻译成英文出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增订本小引
初版序
英文版序
走出中世纪——从晚明至晚清的历史断想
匪夷所思——世纪更替中间的哲人怪想
利玛窦在中国
楔子
利玛窦圆梦
怎样“劝化中国”？
是“拓荒”么？
渗入王学开拓的空间
“慢慢来”的策略
目的与手段的倒错
关于《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利玛窦与李卓吾
徐光启和晚明史
晚明的西学领袖
何以不能称学派？
利玛窦和徐光启
晚明“天学”的轴心
技术救世的成败
附：《历史上的徐家汇》代序
给魏忠贤“造神”
“红夷大炮”
南明史的一部力作
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
“空白”引出的疑问
答疑的难点
古老学术史的倒演
王学与西学
尊朱抑王的奥秘
南国汉学家的反应
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
中世纪特色的回光返照
隔膜的心态
汤若望与杨光先
所谓《不得已》案
满清首任钦天监正
帝师生涯
杨光先发难
传教士内哄
满洲权贵支持更愚昧一方
南怀仁怎样告倒杨光先
关于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
“真理学”、“清官”与康熙
“一介不取”？
满清盛世的“小报告”
年羹尧与汪景祺
附：汪景祺《功臣不可为》
戮心的盛世
附：上引《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部分译意
和珅案
附：清嘉庆四年正月十五宣布和坤二十大罪的上谕
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
讲史小说岂是信史？
满洲文盲权贵的教科书
荒谬的关羽崇拜
由清宫到民间的“三国戏”
“你能抵挡他么!”
马纯上和匡超人
《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初说
“以公心讽世之书”
马二先生说“举业”
文坛流氓匡超人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跋几份“反洋教”揭帖
历史的孔子与孔子的历史
假孔子与真孔子
近代三种假孔子
“假作真时真亦假”
信言有征见真实
阳明学在近代中国——由晚清至民国的政见史札记
关于早年章太炎——章太炎著作按语一束
《明独》
《读(管子)书后》
《译书公会叙》
《视天论》
《茵说》
《公言》
《原变》
《与梁鼎芬绝交书》
《(客帝)匡谬》
《征信论》
《驳(箴膏肓评)三书叙》
《(社会学)》
《序(革命军)》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原学》
《革命之道德》
《无神论》
《论诸子学》
《衡三老》
《悲先戴》
《哀后戴》
《与人书》
《复吴敬恒函》
《代议然否论》
《(齐物论释)序》
关于晚年章太炎——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
唯物史观在中国萌芽形态的历史考察——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
中世纪将复归吗？——《知识价值革命》提出的疑问
跋

在中国，将思想变成文字，是很要小心的。许多
年以前，我还在做小学生，就到处看到“敬惜字纸”
的标语。据大人们说，纸上写了字，便通了神，假如
字纸被弄脏了，随便乱扔，而遭到践踏，那是会被“
天打”的。
后来，我上了大学，成了“知识分子”，也就是
“思想改造”的永恒对象，这才明白那则标语的意思
。原来，你用白纸写上黑字，就得当心了。比如，你
记日记，写读书笔记，原是给自己看的，过后也许忘
光了，却会有朝一日，都变成你犯有“思想罪”的凭
据。无论你当初写过的东西，内容多么平凡，总有人
能从字里行间，找出你做梦也没想过的微言大义，当
作你“诽谤”“恶攻”至上权威的证据。谁要是被指
控犯有这类罪行，结果无疑都是很不愉快的。
19世纪初叶，有位著名的中国思想家龚自珍，在
见闻众多因为作文著书亡身灭族的事例以后，曾写诗
悲吟“避席畏闻文字狱”。文字狱，就是当局仅凭写
在纸上的思想见解，判定作者犯了原罪。在中国，除
了短短的几段时期以外，学者们和文士们，很少在日
记里或书信中，完全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著书
立说，由于顾虑所谓社会影响给自己带来始料不及的
政治灾祸，越发避免坦陈自己的观点，更自不待言。
除了环境造成的审慎，中国学者还另负重担，那
就是学界很难接受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不同于当下权
威的声音。权威与真理不是一回事，然而在中国，二
者往往被视为一体。因而，人们从事学术研究，不仅
要自甘寂寞，还必须面对被指为异端的压力。正是这
一点，使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变得
格外不易。
近年中国的学术氛围，略有改善。那表征，用主
流的权威的术语来形容，就是“松绑”。这个说法，
等于承认中国学者在过去如同狱中囚徒，曾被紧紧捆
绑。捆绑的绳索稍有放松，使囚徒的手脚略可活动，
当然可说待遇有改善。但绳索略松，捆绑依旧，囚徒
还是囚徒。要让中国的人文的社会的学术研究，进发
创造力，起码的条件是不受非学术的压力和干预。这
是中国学者的世代期望，却至今仍属诗意的幻想。
我们的海外同行，对于大陆出版的学术论著，常
感困惑，不解掌握那么丰富的材料，研究结果却如此
贫乏？提出的某些见解，既新颖又具原创性，却尚未
展开讨论，便突然噤声？有的海外学者批评，这情形
表明大陆学者缺乏思想的深度。还有批评者指出，这
情形意味着大陆学界，对纯学术研究，要么绝望，要
么憎恶。我以为原因在彼不在此，当由迫使学术屈从
权力的传统中寻求。
收入这部译作的文章，凡二十一篇。其中多数篇
章，当初写作，只是为了记下自己的若干想法，以便
继续进行专题研究。就是说，它们是写给我自己看的
备忘录，没有打算公之于众。以后，出于非我所能逆
料的主观的客观的因素，我同意结集印行，只来得及
对拙稿进行小的修订和文字润色。这就是本书于1987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中文初版。
由于本书初稿大半原是个人备忘录——或许因为
我长期被捆绑，习于性成，而麻木不仁——在本书中
文初版问世后，海内外的朋友们常将本书看作只是我
个人观点的陈述。这使我很惊讶，因为这不是事实。
我当初写作，旨在厘清历史实相，尽可能做到论从史
出，力避以论代史。我虽不敏，却自知研究历史，不
明细节，便不识大体，而我穷毕生精力，于中国历史
能明一枝一节，便属奢望。我的专业训练，使我无法
摆脱中国人文论著的写作传统。因此，本书受写给自
己看的形式拘束，札记式的表达，尽管貌似简练，却
可能给读者以自说自话的印象。
我没想到，安大略省教育研究所、多伦多大学的
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认为有必要将拙著这
部小书，介绍给西方读者。她愿从中西文化的互动与
比较的角度，选译本书的主要篇章，为本书英文版。
她的工作，得到她在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工作的同事卜
正民（Timothyr Brook）教授的支持。卜教授同意校
订译文和翻译参考书目。我感激二位的盛意。同时我
也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司徒琳（Lynn Struve）教授
，她同意校订部分译文。我相信，许美德教授的优雅
译文，外加加拿大、美国两位明清史专家的认真推敲
，这个英译本必将比我的中文原作更加出色。
至于拙著，我热切期待学者指正。
1989年1月8日，于多伦多

《走出中世纪（增订本）》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史学大家朱维铮经典之作全新集结。本书是一本
享誉海内外三十年的札记式思想文化史，书中
聚焦晚明至晚清走出“中世纪”的曲折回环，重访中西文化碰撞之际的历史现场，还原被常识遮蔽的历史实相。
本书由
葛兆光、李零、王汎森、姚大力、马勇等历史学家联袂推荐！

（一）
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中国走出中世纪诸课题，
在我已属于多年的心愿。
但心愿归心愿，真的做起来，便使我时时感到在
撞一道硬壁。
谁都承认中国有过漫长的中世纪，而且多半还承
认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率先进入中世纪。可是，问题一
旦进入历史领域，麻烦便出现了。
就说“率先”吧，开端应该定在什么时间？怎样
确定这个时间序列的起点？判断起点又依据什么样的
尺度？
说起“漫长”，疑窦就更多。中世纪的终点应该
定于何时？有没有临近终点却走了回头路？在这长长
的时间序列中问存在着阶段区别吗？倘有阶段区别，
又怎样确定分野？多年来通行的说法，即用将清王朝
腰斩的方法确定由中世纪进入近代化的说法，从逻辑
与历史的一致性来审视，真是如此吗？
诸如此类，在国内外学术界，当然都有诠释，有
解答，但诠释和解答那样纷繁，只好用“言人人殊”
来形容。
言人人殊，并不坏。做学问为的是求真理。马克
思早就指出，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但是，对于历
史研究来说，争论固然是认知真理的必由之路，争论
各方却必须遵循一条共同的竞赛法则，那就是必须尊
重历史事实。
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都已是既成事实，而
每种既成事实都只有一个，决不会因为逻辑上还有别
的可能性而改变。因此，为了认知历史真理，首先必
须确定历史事实是什么，否则便不可能说清楚为什么
。而历史是一个过程，只有透过事变过程展示的各种
现象，真象和假象，浮面现象和深层现象，侧面现象
和正面现象等，才能较有把握地对于客观过程即历史
事实作出接近真理的判断。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历史
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
我以为，遵循马克思的方法，即恩格斯在马克思
墓前讲话所准确复述过的唯物历史观的方法，才能尝
试解开中国走出中世纪之谜。
然而正是这种尝试，使我感到在撞一道硬壁。
在我看来，由晚明到晚清，即由16世纪末到20世
纪初那三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走出中世纪的曲折过
程。但这样的认识，虽然差不多费了我很多年的时间
，通过断续阅读昔人文献，近人论著，才得到的，却
只是限于印象，自觉是相当粗糙的印象。为了把印象
转化为认知，就要重新爬梳史料，清理史实，一个课
题一个课题进行研讨。
《庄子》有言：“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以
有涯随无涯，殆矣！”近些年我企图实现自己的心愿
，在教书编书之余，将有限的剩余精力用于走出中世
纪过程的研究，不禁越发感到真是应了《庄子》的话
。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小书便是证明。单看书名
，颇为堂皇，《走出中世纪》。内容呢？那样单薄，
不过是将这些年研究晚明至晚清的思想文化史，所作
的随想，短论，以及替学术刊物做补白或替学术会议
凑热闹的论文，汇编在一起而已。既不成体系，又失
诸零碎，大有名不符实的嫌疑。
这样七长八短的文字，居然结成一书，连我自己
也觉得奇怪c但想一想，又感不然。孔子行年五十而知
五十非。我虽已年逾知天命，却至今不敢佩服这位圣
人，因为我觉得人不能不犯错误，但只要自己当初没
有存心犯错误，只要自己知错即改，那么大可不必故
作姿态，去否定自己五十以前的全部过去。这本小书
的文字，大部分是平素读书思考偶得的记录。当初，
无非为了记下自己已经弄清的问题，尚未解决的疑难
，旋记旋置，没有想到集成一书拿去出版，因而虽然
不成体系，却似乎还没有如培根当年讥诮“处理和传
授科学的人们”时所说的那样，“在把科学提到世人
眼前时系如此出于虚夸和卖弄，又如此加以装扮和粉
饰，竟把科学弄得真似各部齐全，已告完工。”
这本小书的结集，首先得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倪为国先生。他不顾炎夏寒冬，跑到我栖身的小楼敦
促，迫使我不得不找出那些凌乱放置的随笔、杂感和
论文，重新审视，或删或补，逐渐编成一部书的模样
。陆永玲代为搜集旧文，核查史料，并耐心地造录了
全部原稿，应向她深表谢忱。
假如这本小书，还能得到读者的一瞥，对我的考
订论证，或驳正，或批评，那将使我非常感激。
1987年7月14日
（二）
这个增订本的由来，在前“小引”已有交代。
好几年了，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贺圣遂社长、高若
海总编，就关心拙著的修订进展，而我迟迟未能着手
，深感歉疚。
陈麦青先生可说是这个增订本和将出的本书二集
的催生者。没有他不辞辛苦，同我多次讨论修订方案
，主动代我物色各种新出的参考文献，密切关注我工
作的曲折与进度，也许再版过程还要长得多。
我的研究室同仁和历任研究室助理的博士候选人
，都曾以各种方式助我解决编稿的具体困难，在此一
并致谢。
必须向我的妻子王桂芬医生示谢。她不仅令我对
健康和生活无忧，还时时将我的文稿输入电脑，那劳
累可知。
现在留给我的，只有等待对此书的批评。
2007年农历春初

011
可是，一瞥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便能发现我们选用的参照系大有问题。问题就在违反了马克思肯定过的历史比较准则，即不能限于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观念，而要拿一个事实比较对照于另一个事实。在18世纪末以前，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在西欧出现，更遑论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就是说它们在当时还属于“观念”。因而，如果拿这种在19世纪才成为事实的观念，去同16至18世纪中国的事实相比照，从而断言那时的中国已经“落后”，已经停滞得令人不耐烦，那么能说是科学的批判吗？“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为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既然只起如此从属的作用，那就不说自明，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都更加不能把意识的任何一个形态或任何一个结果作为基础。这就是说，能够作为批判的出发点的，不是观念，而是外部现象。”。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注意这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方法的评论。
012
当我们尝试拿近代化中的欧洲形象来映照同时代的中国面貌的时候，便不免吃惊地发现，原来两三百年前，人家就做过同样的事情了。在17、18世纪，在中西欧的思想界和政治界，那些热衷于改变自身的中世纪的精神状态和政治制度的知名人物，那些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者、重农主义者，那些反君主独裁、反教廷专制的人们，大都从不同角度从不同程度对中国发生过兴趣。这种兴趣，正好与下个世纪总想“教训”中国的那班殖民主义者的取向相反。主流集中在用中国的“美善”来反对欧洲的“丑陋”。在他们的笔底舌端，遥远而神秘的中国，政治是那样贤明，皇帝是那样慈爱，制度是那样完美，教育是那样尽善，因而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大小官员差不多都是哲学家，既懂得如何辅佐皇帝安抚人民，也能够代表人民监督皇帝；于是乎中国才出现中世纪欧洲做梦都想不到的局面，人口繁庶，物产丰富，生活富裕，道德高尚，文化发达，政治稳定，人们都活得心满意足。如此等等，足令中国精神文明自古冠于全球论者欣喜若狂，也足令中国人面孔愈来愈丑陋论者气得发疯，但也足令认真的历史主义者由惊讶而沉思——难道不能从这里得到研讨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的某种启迪么？
013
在17、18世纪，欧洲的思想政治界谈论中国的所谓先进，一度变得如此时髦，以至于连史称“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也感到歆动，于1776年假冒名义编造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作《中国皇帝赴欧特使费希胡的报告》。这一年是清朝的乾隆四十一年，正是中国的中世纪思想文化政策回光返照的黑暗年头，然而腓特烈二世仍以为这是他所标榜的“开明专制”的楷模，以致认为有必要为了攻击罗马教廷的政策而借重某个子虚乌有的中国使者的目光。这就反证，在那以前，中国固然黑暗、落后，但在思想政治领域，不见得比同时代的中西欧诸国更黑暗、更落后。如果说孤证不足为据，尤其是来自当时在欧洲也算落后的普鲁士国王的孤证不足为据，那就不妨再举一证，即马克思也曾重视的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哥，他恰好在1776年因为推行重农主义改革纲领受到反对而被迫辞去法国财政总监的职务。在这以前，他发表了自己的传世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由于他把同时代的中国当作农业是提供纯产品的唯一经济部门——他的老师、英国重农主义者魁奈创造的经济学模式——的典范，早就受到非议，因而在他人阁以前即1774年前，他听说有两名中国人——被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法国接受神学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将要返回祖国，便立即拟制了一份魁奈医生式的经济调查表，请求他们帮助在中国详细调查社会经济状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知道，任用杜尔哥做财政总监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经仿照中国皇帝的先例亲自举行“藉田礼”，同时演出这出喜剧的还有奥地利国君。由皇帝举行躬耕仪式以显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这是中国中世纪的一种传统，那时居然被后来让革命党推上断头台的一位欧洲大君所仿效，又说明什么呢？
014
按照同时代的中国标准，腓特烈二世和路易十六，就作为君主的个人心态和作风而言，离开乾隆及其父雍正的专制风格，只好用“小巫见大巫”的套话来形容。同样是君主，同样认定“朕即国家”，但同样的文化统制政策，在当时的中国就行得通，在当时的欧洲就行不通。这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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