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著的《简明中国通史（上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一般自学青年及中学与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写作的一部中国通史著作，时间起自远古，止于鸦片战争前。作者“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并以此作为编写原则，同时“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

吕振羽（1900年—1980年），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曾化名柳岗，笔名晨光、正于、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吕振羽出身农家。1921年胸怀“工业救国”理想，考入湖南大学工科。大学毕业后，他投身北伐战争。1928年后，在北平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先后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任教。
1936年，吕振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秋，组建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
1941年，“皖南事变”后奉调入新四军军部，在华中局党校任教。曾任刘少奇政治秘书、学习秘书。
1942年底，到延安后，先后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马列主义研究院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历史问题委员会委员,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兼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
他生平著述很多，主要史学著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吕振羽诗集》《史学评论》等书行世。

上册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的地理疆域和人口
第二节 中国人种的起源
第三节 中国民族的构成
第二章 原始公社制前期
第一节 “燧人氏”“钻木取火”
第二节 “伏羲氏”“教民渔畋”
第三节 图腾崇拜
第三章 原始公社制后期
第一节 “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
第二节 “尧舜传贤”
第三节 “夏禹传子”
第四节 水患及部落战争
第四章 殷朝的奴隶所有者国家（公元前一七六六——公元前一一二二年）
第一节 “成汤革命”
第二节 “伊尹放太甲”
第三节 “盘庚迁殷”
第四节 “殷纣亡国”
第五节 殷朝的战争、政治疆域、婚姻制度
第六节 殷朝的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第五章 西周初期封建制度的成立（公元前一一二二——公元前七七〇年）
第一节 西周社会形势
第二节 “武王革命”
第三节 革命转变的过程
第四节 “管蔡以武庚叛”
第五节 “宣王中兴”
第六节 “平王东迁”
第六章 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公元前七七〇——公元前四〇三年）
第一节 齐、晋、秦、楚、吴、越继起称霸
第二节 庄园制度的发展
第三节 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
第四节 法制、伦理和哲学
第七章 “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公元前四〇三——公元前二二一年）
第一节 秦、楚、齐、燕、韩、赵、魏“七雄”并峙
第二节 合纵和连横运动
第三节 由庄园制到郡县制的演进
第四节 身份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演进
第五节 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第八章 进入专制主义封建制的秦朝（公元前二二一——公元前二〇七年）
第一节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第二节 “名田”制度
第三节 郡县制度
第四节 “二世而亡”
第五节 结语
第九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发展的两汉时期（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
第一节 “汉承秦制”
第二节 经济发展情况
第三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
第四节 两汉的国内各部落部族间的矛盾与对外战争
第五节 哲学、宗教、科学、文艺
第六节 结语
第十章 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统一的分裂——三国时期（公元二二〇——二六五年）
第一节 群雄割据定三分
第二节 蜀汉
第三节 东吴
第四节 曹魏
第五节 结语
第十一章 由两晋间各部族部落集团的混战到南北朝时期（公元二六五——五八九年）
第一节 西晋的统一与华北糜烂
第二节 经济情况的变化
第三节 阶级矛盾和各部族部落集团间矛盾的发展（一）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各部族部落集团间矛盾的发展（二）
第五节 制度、哲学、宗教、科学、文艺
第六节 结语
第十二章 专制主义封建统一国家的再建和发展——隋唐时期（公元五八一——九〇七年）
第一节 经济发展情况
第二节 阶级矛盾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内争
第三节 唐朝的国内战争与对外战争
第四节 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第五节 结语
下册
第十三章 专制主义封建制矛盾扩大的五代两宋辽金时期（公元九〇七——一二七九年）
第一节 情况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五代两宋的经济发展和情况变化
第三节 辽金的经济情况
第四节 阶级矛盾和各部族集团问矛盾的扩大（一）
第五节 阶级矛盾和各部族集团间矛盾的扩大（二）
第六节 制度、哲学、宗教、科学、文艺
第七节 结语
第十四章 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公元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年）
第一节 蒙古族国家的建立与南下争夺及对外侵略
第二节 元朝统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摧残
第三节 蒙古贵族内部冲突和蒙古、色目人的汉化
第四节 各族人民的反抗和起义
第五节 哲学、科学、文艺
第六节 结语
第十五章 由封建制复兴到崩溃的明清时期（公元一三六八——一八四〇年）
第一节 明初的国内外情况和明太祖的政策
第二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一）
第三节 由封建经济的复兴到崩溃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二）
第四节 明朝的内政和派别斗争
第五节 明朝的外侵、边患和国际关系
第六节 明朝的农民战争
第七节 清军人关和明朝灭亡
第八节 民族矛盾、阶级予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一）
第九节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封建制的崩溃（二）
第十节 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文艺
第十一节 结语
后记

本书是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和一般读者而写的
。
为叙述的简便，对本国史上许多曾引起争论的问
题，都未加论辩。
原先拟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初期封建制、
专制主义的封建制、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过渡期各篇
；旋为依照读者习惯上的历史观念。改为年代记的叙
述法。但从内容上去看，阶段的脉络仍是很明白的。
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
重要的是：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
，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
为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
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
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论我是否达成
了这个愿望，但我认为应该以此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
点。
末了，本书的缺点可能很多，希望读者与学术先
进指教。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著者。在重庆。

《简明中国通史（上下）》遵照马克思主义由经济入手的分析方法，从三个方面即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中国历史进行探讨，分析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变更，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的演变。本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党性和科学性都很突出的通史代表作。
作者吕振羽“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并以此作为编写原则，同时“尽可能照顾到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这是运用唯物史观编写中国通史的最早尝试之一。

一
本书上册脱稿和出版于一九四一年春。当时正在
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汪精卫派已
公开投降日寇，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一面正大肆宣
传“尊孔读经”的复古主义，一面又在疯狂地进行反
共反人民和妥协投降的阴谋勾当，并通过其历史教学
和研究去散布这类毒素；日寇也不断进行政治诱降的
宣传活动和其军事的侵略行动相结合。针对这种情况
，本书便以宣传爱国主义，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
投降为主要任务。
在写完第八章（即重庆出版的上册）后，正当国
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发生
，党决定我转移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以下各
章（即下册）便没能及时继续写下去。一九四七年春
，党派我和江明同志去其时国统区的湖南工作，到大
连候交通，便在江明同志的帮助下，乘空写完下册。
这时日寇虽已投降，投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
派则已发动其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美国帝国主义则正
在踏着日寇的道路行进。因此，向群众进行反侵略反
卖国投降的爱国主义宣传，仍是极其重要的；而其时
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已掀起了狂风暴雨般的
土地改革运动的浪潮，因此，从历史上阐明土地问题
和历代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要求及其正义的斗争，便
成了本书的又一个重要任务。
本书的论纲，如关于中国社会发展诸阶段的划分
等方面，基本上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
作为一个小兵参加对伪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斗争的过程
中提出的论纲为基础的，——具体表现在其时的拙著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人文
书店版）、《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九三六年十
一月上海不二书店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九
三七年六月上海黎明书局版）及其他论文中。当时在
与伪马克思主义流派：托洛斯基派、“新生命派”（
国民党反动派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个修正主义流派）的
斗争过程中，为着揭穿它们各色各样的反动的中国社
会史论，阐明、揭发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性，不能不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作一个大致的
鸟瞰和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由于我当时马克思主义水
平和客观的困难条件的限制，论断上的缺点、错误和
材料上的不够全面与错讹，是难以避免的。这当然不
是以此来原谅自己，而只在说明当时的情况。
我当时，不只继郭沫若同志之后，大胆地对中国
社会历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个
初步的系统的意见和进行论述，而又大胆地提出了若
干问题和论断，如：殷朝奴隶制社会的生产工具是青
铜器的问题和论断、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
的东方奴隶制社会的特殊性的问题和论断、两周社会
的过渡性和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明末和鸦片战争前曾
有着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问题，等等。这到今日，在
党的关怀和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努力下，大
都已达到解决或接近解决，而又不断提出若干更重要
的新问题，如汉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融合问题，等
等。
二
本书从上册出版到现在已十九年，从全书出版也
已有十二年。十二年间，由大连光华书店、三联书店
和各大行政区印行的，约达四十万册左右；从一九五
五年六月开始印行的新版即第一次修订版，发行亦已
逾十万册。在人民出版社印行新版前，东北人民大学
曾将修订稿作为讲义印行。发行越多，越使我感到负
担。
十几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有了很大
的发展和成绩。我自己对本书，仅在行政和党务工作
之余，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完成了第一次修订（一九五
三年二月又作了一次“补订”），即一九五五年开始
印行的新版本。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这次的修订
，主要只是根据读者同志的意见，作了些资料上的订
正和文字润色。从一九五五年新版印行后，即利用稍
空的机会，在江明同志的协助下，才进行这次修订。
这次的修订，主要着重于下述三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这是
三十年来，在我们自己队伍里还没达到一致结论的问
题。我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
国社会》中，曾说：西周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
期，但由于“武王革命”后的革命政权的作用等等，
应以之划入封建制阶段；同时又说到发展的不平衡性
问题。这在今日从新来检查，在我自己看来，认为基
本上是对的；但不只叙述不够全面，也就是说有片面
性，立论上，如对不平衡发展问题，也缺乏明确性。
本书的原版和新版，对此都没作适当的叙述。关于由
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问题，其实，除西周地区
从所谓“武王革命”到“宣王中兴”已完成了这一“
过渡”外，齐、鲁、晋、秦、楚、越等诸侯国，大抵
是到春秋、甚至到战国时期才完成了这一“过渡”。
这正反映了包括许多部族和部落的大的封建国家发展
不平衡的特性。过去我们每每强调其封建性的一面或
其部分，便全面地肯定为封建制，或者强调其奴隶制
的一面或其部分，便又全面地肯定为奴隶制，而且忽
视了新兴的（革命的）政权的作用。

第三章 原始公社制后期
第一节 “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
新石器的发明和使用 以开化最早、影响最大的汉族前身的商族和夏族为例。商族在经过今辽宁进入山东的时期，已有石斧、石刀、石镞、石镯（辽宁沙锅屯发现）等新石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夏族在初进入到今日陕、甘、晋、豫的时期，也有了石斧、石刀（如齐家坪所发现）等新石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后来渐次又有了长方石刀、石戈、石凿、石耨、石锄、石杵、石纺轮等新石器工具和骨器的出现（如夏族的仰韶村遗物，后冈等处所发现之相当于仰韶期的商族遗物）。这就是所谓“神农氏”时代的基本特征，所以说“神农……之时，以石为兵”。
园艺、牧畜生活的开始新石器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原来的旧石器，这改变了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方法——原来以渔猎为主要的采集，便为以栽培植物饲养动物为主要的生产所代替，又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占有程度。所以说“神农之世……耕而食”。这种新的生产方法的出现，大概商族早于夏族，所以传说不只把发明农艺的事迹附会为“神农氏”，并说“神农”都山东曲阜。不过在夏族的仰韶遗物中，有磨光的石斧、石耨、石锄和谷粒的发现，因可推知其在齐家期已知道农业。近年在原热河等地、东南沿海地区、四川以及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的发现，可能属于彼此不同的文化系统，时间也都较龙山系和仰韶系为晚；而其演进的程序，也都表现了本质的一致。所以时间虽或有先后，过程却是相同的。
饲养家畜是否与栽培植物同时出现，还难于正确知道。如果“黄帝之世不麈不卵”的传说有可靠的成分，前者的出现便晚于后者，不过在仰韶又有不少家畜骨骼与谷粒等同时发现。《史记·五帝本纪》也说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
由于生产代替采集成为主要的生活方法，相对的定住性代替了原来的流动性（《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因此，一方面他们又完成了制陶术的发明，所以随同齐家、仰韶各处新石器出土的又有陶器，同时又有“神农……作陶冶”的传说。一方面，他们又开始知道用石块建筑房屋，所以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和“为宫室之法，日：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的传说。另一方面，又开始发明了原始的纺织术，所以在仰韶有石纺车、骨针、陶器上之布纹的发现，西阴村（山西夏县）有半个人工割裂的茧壳遗物的发现，其他地方和系统的新石器遗物也有类似的发现，又有“黄帝造衣裳”和“畴粪桑麻”的传说。
当时栽培植物（食物和刍料）的进行方法，由于劳动工具的幼稚，他们第一步便用火去焚烧森林草莱，如传说所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然后用石斧把烧过的树木砍倒，开伐成为“童山”；第二步男子掘土，女子和小孩碎土布种，掘土使用一头削尖的木棒，……碎土和布种用木头、蚌壳、石耨等。所以《淮南子·泛论训》说：“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逸周书》逸文说：“神农……作陶冶斧斤，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菔之实。”《白虎通·号篇》说：“至于神农……于是……制耒耜教民农作。”基本上是和当时的情况符合的。
但使用石斧把火烧过的森林砍成“童山”，只有多人的共同劳动，才能完成任务。所以在他们，不只是耕地为氏族的集团所有，并由集团劳动去耕种；生产的成果，亦为集团共同的占有——即全氏族成员的平等享受。这或者如传说所述：“古者，土无肥硗，人无勤惰……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
随同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氏族集团内的分工。由单色陶器到花纹陶器到着色陶器的演进，可以表征着分工的过程。但这还不可能成为一种固定的专业化的分工，所以个人还不能各自占有其生产成果，从而氏族集团内成员间的交换，还没有那种可能。
只是在集团生产与集团占有的形态下，由于集团间的分工，便出现了集团间的物物交换，所以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交易而退”的传说。
出现铜器鹤嘴锄和园艺畜牧的发展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工具制造日益精巧，式样日益加多，因之商族首先发明冶铜术，制造鹤嘴锄（山东龙山镇遗物可为其代表）；随着西北的夏族也有同样的进步（辛店遗物中有牛骨制成之鹤嘴锄和铜器，寺洼、沙井有更进步的铜器）。所以有“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传说。
随着这种新的生产力因素、新的技术的出现，在氏族共同开辟耕地等集团劳动的前提下，使氏族内各别家族对农耕、畜牧劳动的某种过程之单独进行成为可能，从而开始出现把氏族所有土地分配于各别家族耕种的事情。这演变出氏族内的家族分工；不过在这时所谓家族并不能离开氏族的集团劳动而独立出来——家族只能单独完成生产过程的一个狭小阶段。所以各别家族的生产成果，仍为氏族的集团占有，各别家族只能享有平等的分配与消费权利。
在这时，脱离生产劳动，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