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过了容易意乱情迷的年纪，想要理性步入婚姻的两个人，却又生出嫌隙、变故；忙着跟单身女同事偷情的当口，独子却因车祸丧生，双方关系面临巨变；原打算平静迎接死亡的老父亲，突然决定接受心脏手术续命，“我”的心里起了层层涟漪……艾丽丝·门罗著步朝霞译的《木星的卫星(精)》写了十一个宁静闪光的短篇故事，各色人物在时间之流中蜕变，带着愤怒、悔恨和无限的同情反观过去的自己。

艾丽丝·门罗，加拿大女作家，当代短篇小说大师。
193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迄今出版了14部短篇小说集，将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吉勒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等收入囊中。2009年获第3届布克国际奖。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逃离》《亲爱的生活》等。

查德列家族和弗莱明家族
掌状红皮藻
火鸡季—致乔·雷德福
事故
巴登汽车
普鲁
劳动节晚餐
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
不幸的故事
家有来客
木星的卫星

一部作品一旦出版，印刷成书，我觉得就很难开口再
去谈论它或看它一眼，更不用说再去读一遍。为什么呢？
部分是因为担心。我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好，表达得更贴切
？当然，这么想是没有用的，因为它们已经印在冷冰冰的
纸上了。但这还不是全部原因。故事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延
伸，它曾经跟我紧密相连，从我身上生长出来，现在被砍
下来，无依无靠，像被抛弃了一样。我的感觉确切地说倒
不是羞愧或遗憾。我一直就是以求得关注和出版为目的进
行写作的，这么说太虚伪了。不如说我感到有点不安，不
愿意去看、去探讨自己写的东西。我知道这有点原始和幼
稚，我会尽量控制自己。现在就来试一试。
这些故事有的离我自己的生活近一些，有的远一些，
但是没有一篇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贴近我的生活。作为书名
的这个短篇跟我父亲的死有些关系。父亲死后的那个夏天
，我去了一趟麦克劳克林天文馆。小说跟那次参观有关。
不过如果我要写的是父亲的死，或者是那次参观（我是带
着小女儿和她的继兄去的），那么即使只写给自己看，写
出来的东西也会大不相同。不仅细节、事件不同，整个感
觉都会不一样。当你着手写一篇小说的时候，很多东西都
会从记忆深处涌上来，好像能用上。有些你本来以为会写
进去，后来却没有，另一些却变得重要起来。就这样，你
怀着希望，战战兢兢地把故事编织成篇，中间不知道经历
多少意料之外的情况。如果是某一类型的故事，比如第一
人称叙事的，直录风格的叙述，人们会以为你做的只不过
是记下了某一天发生的一切。
人们这么想很好。这说明你的故事起作用了。
实际上，所有故事都是这样写成的。有些取材于我的
亲身经历，像《木星的卫星》和《田间的石头》。另一些
则更多地来源于对别人生活的观察，像《家有来客》和《
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创作过程中
会趋于模糊，或者说应该这样。那些源于自身经历的故事
会不可避免地偏离真实，而那些别人的故事也会褪去传闻
色彩，渗入熟悉的身影和声音。
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火鸡季》的写作，如果我能弄清楚的话，也许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写作的过程。十九岁的时候，我曾在
一家旅馆做服务员。很多年以来，我一直想根据这段经历
写一篇小说。那是一家普通的夏季旅馆，位于马斯科卡。
我想写写那个神秘、可敬的二厨，整日板着脸的三厨（他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二厨的情人），还有那个下流成性的
糕点师。还有一个举止文雅、性格沉闷的女人，她是为了
追求二厨来到这里的。还要写写所有这些对那个年轻女孩
的影响，那个我熟悉的、笨拙、好奇、自以为是而又胆怯
的女孩。这个故事的写作时断时续，一直进展不大。然后
有一天，我在父亲的文件里发现了一张照片，是父亲曾经
管理的那个火鸡屠宰厂的临时工们的照片。我想应该是在
圣诞前夜照的。罩衣、头巾、围裙，这些东西让照片看上
去有种中世纪的感觉。工人们看上去很疲劳，脸上的表情
亲切友好又充满怀疑，有嘲弄也有顺从，既精明又无奈。
这张照片让我想到某些辛苦的劳动，劳动带来的满足，以及工友们之间的友谊，还有劳动本身的艰辛。我发现，旅
馆故事中的人物走进了这个故事。那个二厨就是这里的领
班，三厨和糕点师合成了布赖恩，就是小说中那个年轻的
、差劲的临时工。那个铁了心要追求领班的邋遢女人成了
格拉迪丝。玛乔丽和莉莉的故事，我是从亲戚们那里听来
的，也有在理发店听来的情节。了解取火鸡内脏的真实过
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很幸运，从姐夫那里听到了关于
这个过程的详尽描述，所以我把《火鸡季》题献给了姐夫
。现在我把这篇小说拆开了，可是它讲的是什么？我们因
此看得更清楚了吗？是性还是劳动？还是火鸡？是中年妇
女的妥协还是年轻女孩的发现？当我想起这篇小说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玛乔丽、莉莉和女孩走出火鸡屠宰厂的那一
瞬间。天空中飘着雪花，她们挽着胳膊，唱着歌。我想，
每个故事中大概都有这样一个奇怪、闪亮的瞬间。我莫名
地觉得这就是小说要讲的东西。
《事故》是这些小说中我完成的第一篇。那是1977年
的冬天，当时我正在集中精力写另外一个短篇小说集。《
巴登汽车》是最后一篇，写于1981年秋天。这些故事都是
我住在安大略省的克林顿时写的。其间我去过澳大利亚和
中国，里诺和盐湖城，还有其他很多地方。但是我不觉得
旅行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是说作为一个作家而言。比如说
《巴登汽车》，有一段情节设在澳大利亚，但故事更多还
是发生在多伦多女王大街上几个奇怪、肮脏、闹哄哄的街
区。夏天的时候我常住在那儿。
现在，我得努力想，才能想起这些小说里写了些什么
。这很奇怪，因为我曾经花费那么多精力去写这些故事，
那么全身心地投入，还经历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后来
我抽身出来，离开它们，任它们在那里变硬、沉淀。我自
由了。接下来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在收集素材了；我已经准
备好再来一遍了。
艾丽丝·门罗
1985年于安大略省克林顿

年轻的我们大胆地用“爱”这个字眼，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也不用考虑未来。艾丽丝·门罗著步朝霞译的《木星的卫星(精)》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代表短篇小说集，11个宁静闪光的故事，为门罗获得加拿大总督奖提名，自此门罗作品开始频频刊登《纽约客》。本书特别收录门罗前言，亲述创作灵感来源。

我想让读者感受到的惊人之处，不是发生了什么
，而是发生的方式。稍长的短篇小说对我最合适。
——艾丽丝·门罗
门罗笔下的人物往来穿越时间的方式，让其他作
家望尘莫及。
——朱利安·巴恩斯

一　亲戚
艾丽斯姨妈住在费城，是个护士。伊莎贝尔姨妈住在得梅因，开着一家花店。弗洛拉姨妈住在温尼伯，是个老师。威妮弗雷德姨妈住在埃德蒙顿，是个会计。她们被称为“未婚女士”。“老处女”这个词过于单薄，不足以形容她们。姨妈们有着咄咄逼人的胸脯—全副武装的一大堆，还有丰满的肚子和屁股，而且跟已婚妇女一样，都穿着紧身内衣。在那个年代，女人的身体似乎得长到能穿二十码的衣服，否则她们在生活中将一无所获。在这个前提下，她们再根据各自的阶层和抱负，要么放任自流，将蛋奶沙司一样松松垮垮的身体塞进浅色的印花裙和潮乎乎的围裙里，一步一晃，要么用束带塑形—那些勒出来的曲线和傲人的坡度与性无关，与权利和权力息息
相关。
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属于后者：她们的紧身内衣侧面有几十个挂钩，长筒袜在跷腿时被撑得嘶嘶作响，下午要穿丝绸连衣裙（母亲的连衣裙是她的一个姐姐不穿了的），擦浅黄褐色的粉，涂干胭脂，喷古龙香水，头发上别玳瑁或仿玳瑁的梳子。对她们来说，如果没有这些行头，生活简直难以想象。如果真是那样，她们肯定会用缎面棉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脑袋来。对母亲来说，保持这样很不容易，不仅得聪明灵巧，还得费尽心力。而这番努力的结果有谁欣赏呢？她自己。
有一年夏天，母亲的堂姐妹、表姐妹们一起到我们家来做客。之所以来我们家，一是因为母亲是姐妹中唯一一个结了婚的，家里的房子住得下所有人；二是因为母亲太穷，没有钱去看她们。我们住在休伦县的达格利什镇，在安大略省的西部。镇子边界上有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本镇人口：两千人。”“现在是两千四百人啦。”艾丽斯姨妈吃力地从驾驶座上挪出来，大声喊道。她开着一辆1939年的奥兹莫比尔，先去温尼伯接上了弗洛拉姨妈和威妮弗雷德姨妈（威妮弗雷德姨妈是提前坐火车从埃德蒙顿赶到温尼伯的），又去多伦多接上了伊莎贝尔姨妈。
“我们四个肯定比镇上的两千人加起来还要麻烦，”伊莎贝尔姨妈说，“那是在哪儿来着？对了，在奥兰治维尔，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艾丽斯只得把车停下来，她怕开到沟里去！”
楼梯在她们脚下嘎吱作响。
“闻一闻！嗬，没什么比得上乡下的空气。你们是用那个水泵抽水喝吗？现在就试试怎么样？我们也尝尝井水！”
母亲叫我去拿玻璃杯，姨妈们却非要用铁缸子喝水。
她们说艾丽斯姨妈有一次跑到田地里去解决内急，然后一抬头，发现周围站了一圈母牛，那些牛正盯着她看。
“什么母牛！”艾丽斯姨妈说，“是阉牛！”
“你怎么知道不是公牛？”威妮弗雷德姨妈一边说，一边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来。她是姐妹们中最胖的一个。
“要是公牛，我当然会知道！”艾丽斯姨妈说，“你可别把人家的椅子坐坏了，威妮弗雷德。我跟你说，我那可怜的车后座真被你压得够呛。公牛！怎么可能？吓死我了。我能把裤子提上简直是个奇迹！”
她们说车开到安大略省北部那个荒凉的小镇上时，艾丽斯姨妈甚至不肯停下来让她们下去买杯可乐。艾丽斯姨妈看了一眼那些伐木工人，喊道：“我们会被强奸的！”
“强奸是什么意思？”我妹妹问。
“哦—哦，”艾丽斯姨妈说，“就是你的钱包被人偷了。”
“钱包”是个美国词，我和妹妹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一连两个生词可把我们搞蒙了。其实我知道，“强奸”肯定不是那个意思，一定不是什么好词。
“就是钱包，钱包被人偷了的意思。”母亲用一种欢快但带
警告意味的口气说。我们家人说话一般都很文雅。
接下来就是拆礼物了。姨妈们给我们带来了坚果、枣泥布丁、牡蛎、橄榄，很多罐咖啡，还有送给我父亲的成品香烟。除了在温尼伯当老师的弗洛拉姨妈，其他几位姨妈也都抽烟。在那个时候，抽烟是世故的象征，但在达格利什，抽烟可能意味着放纵。姨妈们把抽烟当成一种既体面又奢侈的事情。
姨妈们带给我们的礼物还有长筒袜和围巾，送给我母亲一件薄纱上衣，送给我和妹妹两条硬挺挺的白色玻璃纱背心裙。（这在得梅因和费城也许是最时髦的款式，但在达格利什却是个错误，因为总有人问我们，怎么不把围裙脱掉。）最后拆开的是一盒五磅重的巧克力。在巧克力吃完、姨妈们离开很久之后，我们还保存着那个巧克力盒子。我们把它放在餐具柜的亚麻布抽屉里，想着在什么正式的场合，它们也许能派上用场，只是一直也没有这样的场合。那个盒子里仍然装满了放巧克力的深色瓦楞纸杯。冬天，我有时候还会跑到冷冰冰的餐厅里去闻闻那些纸杯，深吸一口那精致而奢华的气味。盒盖里面有一张图，我会再读一遍图上的介绍：榛仁巧克力、奶油牛轧巧克力、土耳其软糖巧克力、黄金太妃糖巧克力、薄荷奶油巧克力。
姨妈们睡在楼下的卧室里和前屋的沙发床上。如果夜里热，她们索性就把床垫拖到前廊上，甚至院子里。她们抓阄决定谁睡吊床，威妮弗雷德姨妈没有资格抓阄。夜已经很深了，你还能听到她们咯咯的笑声，让对方住嘴的“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