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吴万伟译的《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哲学史。作者打破学科界限，从人物的生命故事切入，通过讲述苏格拉底和海德格尔对信念的坚持，勒内.吉拉尔和帕索里尼的自我塑造，讲述波伊提乌斯的修辞，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蒙田的生活艺术，以及托尔斯泰的“伊万.里奇之死”，来阐释非哲学因素为何能在塑造哲学史以及在哲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致谢
绪论
1 作为自我塑造的哲学
2 第一层
3 身体哲学
4 第二层
5 殉道者哲学家的成功之道
后记：笑着去死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生死问题
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写过一行字，但他的死是一部杰作
，并使其名垂青史。捷克学生扬·帕拉赫活在人世时只是
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在1969年1月以自焚抗议别国入
侵自己的国家之后，他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已经成了半个神
，成为拥有惊人活力和影响力的人物。他从坟墓中影响捷
克斯洛伐克的历史。每当甘地又一次开始“绝食至死”时
，印度的一切都变得异常充满活力，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
加活跃。在他绝食期间，“甘地身体状况的每个变化都会
播放到国家的每个角落”。(Fisher1983：318)整个印度
都生活在甘地的饥饿之中。
死亡似乎并不总是意味着对生命的否定——有时候它
具有改善生命矛盾潜力和强化生命的力量，以至于到了为
生命赋予新活力的程度。死亡的呈现能够给生者身上注入
一种对存在的新认识——的确是对存在的更深刻的理解。
因此，公平地说，生命需要死亡的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如
果没有死亡，生命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出于自我实现的理由，生命需要死亡。通常，
只有在我们失去某物或者即将要失去它的时候，我们才会
认识到它的宝贵；正是其突然离开的前景教导我们如何欣
赏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死亡能够通过其紧密性为
生命行为带来新强度。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一个令人好奇
的事实：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灾难——如
瘟疫或毁灭性的战争——来临之时，人们似乎常常更愿意
热衷于世俗的享乐。他们常常带着新发现的激情贪婪地追
求肉体快感(吃、喝、性)。在危机时刻，常识要求我们谨
慎地行动以便保存资源。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做，相反，
他们很快地挥霍掉所剩无几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处于最
匆忙的奔波中，就在死亡逼近他们时，这些人迫不及待地
陶醉和沉溺于生命的快感中。恰恰是死亡的存在增加了他
们对生的渴望。这种态度似乎缺乏理性，但其中却蕴含着
某种神奇的东西。在被毁灭的边缘，这些人发现了存在的
奇迹，因而要大肆庆贺一番。
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让我们瞥见
这个独特的背景，虽然可能有些模糊。1348年黑死病在佛
罗伦萨猖獗泛滥之时，一群年轻人躲藏在离这个城市几英
里远的别墅里，开始了10天充满激情的生活，讲述栩栩如
生的淫荡故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本有着100多篇赞美生命
和最充满肉欲的“生命之喜悦”的故事集。薄伽丘凭直觉
发现了死亡恐惧与欲望之间的深刻联系：在极限场景中，
接近死亡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壮阳药。或许受到乔治·巴岱
尔(Bataile 1986)的启发，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
斯谈到死亡的某种“性欲化”倾向。就像性行为一样，死
亡也被看作“一种将人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的偏离错乱
，目的是让他经历突发事件，一下子投入到非理性的、狂
暴的、美好的世界”。(Aries 1974：57)
在所有这些可能的自愿死亡中，读者诸君开始阅读的
本书主要讲述为哲学而死的哲学家们的故事。这种死亡当
然不无反讽的意味：你付出了所拥有的最宝贵东西(你的生
命)的代价以便得到通常被认为最没有意义的行为。但是哲
学家们——尤其是那些最具魅力的哲学家们——若无反讽
的意义就什么也不是了。在某种意义上，《生死之间》是
一种未经探测的本体论——反讽式存在的本体论练习。
必然死亡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法院判处死刑后饮毒酒
而死。他被指控亵渎神灵、腐化青年。在审判中，苏格拉
底明确指出，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会改变他理解人生的
方式，也不会改变他的哲学实践。在审判之后和处决之前
，苏格拉底仍然有机会在有钱朋友的帮助下逃命，但出于
对城邦法律的忠诚，他拒绝逃亡。
公元415年，来自亚历山大的异教徒女哲学家希帕提娅
(古希腊女哲学家)被一群基督教暴徒残忍地杀害，这显然
受到该城长老西里尔的怂恿。因为就在这一年，希帕提娅
已经成为独特的思想家，也是该城影响力最大的老师。甚
至城市的管理者欧列斯特斯也积极与其交往，向她请教，
虽然他是个基督徒。显然，西里尔对希帕提娅在该市和欧
列斯特斯圈子里的巨大影响力感到不快。
这些例子指向一个重要的事实：思想和哲学传统的形
成并非依靠严格的理性模式管理，有时候是靠神话般的思
考和想象构成的。这些哲学家的暴死事件由传统按照制造
神话的方式来记录和处理。结果，殉道者之死被翻译成了
神话。然后，神话“逻辑”以隐蔽然而顽强的方式标志了
思想史的成型方式。从传统上说，我们往往认为神话颠覆
理性，但真实的情况可能远比这种说法复杂得多。正如这
些殉道者哲学家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有时候神话是理性
的补充，制造神话和发挥神话的想象力为哲学带来某种程
度的人类复杂性、先进性和深刻性，而所有这些都无法单
靠理性获得。
彩排问题
这是笔者在诸位刚刚开始阅读的书中试图提出的论证
要点。但是，在很重要的意义上，《生死之间》不是论证
。其实，它的核心是一种信念：即哲学本身甚至不是写书
的问题。毫无疑问，哲学需要写作，优秀的作品的确能给
哲学带来好处。但是，在哲学最终是什么的问题上，写作
注定仍然是预备程序而已。因为无论哲学家作为作家是多
么优秀，其哲学质量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写作水平的高低，
而在其他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开始于写作终结之处
。写作是彩排，从最好处说是穿着戏服的彩排，但仍不是
正式表演。哲学才是表演。

对哲学家们来说，“死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而这个主题被作家、诗人、导演、剧作家、思想家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诠释。科斯提卡·布拉达坦著吴万伟译的《生死之间(哲学家实践理念的故事)》作者正是通过讲述这些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的故事来展现生活的艺术，以期找寻生活与思想的结合点。本书认为西方哲学史中的“为理念而死”是个独特的思想、文化、政治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它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光亮去看清哲学探索的传记性和表现性作用，寻找在思想和生活之间重新确立重要的联系（包括死亡）。本书也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来阐明，非哲学因素（如哲学家被处决或暴死）为何能在塑造哲学史以及在哲学观念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哲学是表演。有血有肉的活着有时候是血腥的表演。
哲学最初可能是一个观念，但如果不是靠哲学家的生活具
体表现出来，它最终可能变成空谈。因为哲学家的传记是
哲学的运动场，哲学家的身体是展现哲学的工具。无论哲
学家的写作多么精彩，哲学思考在本质上不能被局限在书
面文本之内。其实，哲学是一种自我题词，其中哲学家变
成了活着的文本，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书。这种自我创造姿
态的表演是哲学家的定义，是哲学家留在世界上的签名，
既谨慎又独特。这里正是死亡工程的入口：在哲学家的自
我塑造工程中，死亡不仅是传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
且可能最终与生命本身同等重要。对此，西蒙娜·薇依比
多数人了解得更多，她并不怎么关心可能无法找到“生命
的意义”，她更关心的是不要错过死亡的意义：“我一直
担心失败，不是生的失败而是死的失败。”(weill965：
178)
薇依的告白中没有任何轻浮的痕迹。但是，许多哲学
家用极度的严肃性对待生活，却用爽朗的笑声迎接死亡。
在《哲学家死亡录》中，西蒙·克里奇利考察了哲学家的
生死，就好像他们是喜剧人物一样。在这些喜剧中，有些
人真的就是笑着去死的，而有些人的死却令我们发笑。克
里奇利的书是哲学的喜剧史，一切都被恶搞，悲惨的结局
在嬉笑怒骂中呈现。正如在本书中报道的那样，甚至殉道
者哲学家也忍不住笑着去死。苏格拉底在申辩中嘲讽、挖
苦，其微笑层层加码一直到死；显然是死亡阻止了他继续
笑下去。真的吗?托马斯-莫尔就在死亡前的几分钟，在走
上断头台的途中还试图安慰行刑者，并开了个“历史上最
著名的绞刑架玩笑”——他友好地请求负责的官员：“我
祈求你，我祈求你副官先生确保我安全地走上去，如果我
滑倒，请让我自己站起来”。(Smith 1997：180)没有比
这更好的玩笑了。
哲学家为什么笑着去死?解释源自哲学态度本身。在任
何哲学的根源都有一种强大的解构因素。哲学家的最初姿
态就是怀疑一切。“事情并不像外表看起来那样”是哲学
家的第一条诫命。从哲学角度看世界就是要看穿它的把戏
。任何被认为“真的”东西都需要遭到质疑、驳斥和破坏
。从本质上说，哲学具有高度的腐蚀性：任何东西碰上它
都会被消解。亚瑟·叔本华认为这种看到事物的非真实性
的能力是哲学家的最好天赋。但是，哲学家的第二条诫命
肯定是“千万不要留下一个没有任何改变的世界!”因为在
下一场运动中，更具建设性的头脑会用更新的、更持久的
东西来取代这种非真实性：原子①、理想原型②、绝对精
神⑦、意志、存在和生成等等。哲学的吸引力常常来自虚
构和隐喻之美，哲学家使用它们去修补一个被他们自己的
解构性努力搞得破烂不堪的世界。“哲学中想象力的重要
性再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是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诫命。
但是，这可能是一条危险之路。如此深刻痴迷于质疑
一切的人接受痛苦的考验，要提出不容置疑的替代品。其
实，如果哲学家中还有比撕碎存在的机理更多的共同性，
那就是他们相互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所以要重建已经被
毁灭的世界可能非常困难。事实上，常常是无法重建任何
东西。找到解决办法的幻影会很快突然显现，但正如诗人
罗伯特·弗罗斯特所说“金华不久留”。通常，哲学在完
成破坏工作之后，往往满足于设想一个注定维持在破碎状
态的世界——或者非实体的虚无。
因此，哲学家发现自己独自与幻影为伴，被困在两者
之间，一边是已经不再“真实”的世界，一边是难以兜售
的“理想”世界。有时候，更具想象力的、更大胆的人会
把这种虚幻视野变为独特的哲学工程：即世界在本质上是
非真实的，人类的存在在本质上是幻影和幻觉。按照这种
哲学思辨路线，更高形式的存在或许有可能，但我们从来
没有机会接触到，仍然无法与之联系上。事实上，如果有
个上帝创造了我们并把我们放到这里，他肯定是以嘲弄的
方式做的，纯粹是为了好玩。我们不过是上帝手中的玩物
而已，这种见解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柏拉图在《法律篇
》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完全可以设想的是，拥有这种观念或类似观念的哲学
家在临死时或许逐渐认识到其人生并不是“真实存在”。
他们现在意识到，死到临头才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生活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存在不再表现为不确定性，而
是惊人清晰的东西：滑稽的闹剧。的确，如果这种清晰性
在你因为哲学思考而即将丧命之时灵光乍现，启示显得就
格外地残酷无情。而且，当你意识到无论自己的观点多么
大胆，你并没有真正迫使迫害者要杀掉你，你之所以被选
中不过是人家随便从妓女、巫师和乞丐群体中挑出来的而
已，这样的启示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哲学家的人生
可能有“危险”的话，单单意识到这个见解本身就应该被
视为最大的危险之一。
那么，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安排都只是要让你成为笑柄
，接下来你能做些什么呢?除了你也以大笑回敬之外，确实
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当整个世界都在嘲笑你的时候，你
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放声大笑

创造孤独
哲学作为“生活艺术”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蒙田生平和著作的很好视角。笔者之所以从阿多和福柯的理论绕道迂回就是为了让我们准备好最终与蒙田相遇。
蒙田不喜欢他那个时代的“学院派哲学家”。他的传记作家萨拉·贝克维尔最近注意到，他“讨厌这些人的迂腐和抽象推理”。但他完全被另外一种哲学征服了，这种“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探讨各种实际问题，如“朋友死了如何摆脱悲伤、如何鼓足勇气、如何在道德困境下行动、如何让生活更加充实等”。(Bakewell 2010：109)蒙田推崇的思想家是苏格拉底、西塞罗、塞涅卡、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等人，他们都是“生活艺术”哲学传统的脊梁。
在名为《如何生活》一书中，萨拉·贝克维尔探讨了蒙田的生平和作品，明确无误的目的就是从中挖掘出哲学意义的“生活艺术”。其结果是，这本传记令人印象深刻地重构了蒙田的存在世界、文化世界和思想世界。贝克维尔相信，蒙田世界的关键议题是应该如何生活。这是包含多个层次的大问题，有时候具有流动性，绝对不能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狭隘伦理问题混为一谈。蒙田对后一个问题或许也感兴趣，但他的大部分时间仍然用来竭力搞清楚“如何生活得更美好”，即“正确的、值得称道的生活，同时也是充满温情的、惬意的、幸福的生活”。(Bakewell 2010：4)事实上，“如何生活”的问题贯穿蒙田传记的始终：它打开他的眼界，让他去旅行，去见世面，去参与政治，去对付病痛，逐渐习惯于死亡观念，并最终能有尊严地死去。正是在寻找和发现“如何生活”的过程中，在人生问题的写作中，蒙田认识了自己。
最重要的是，“如何生活”的问题使蒙田辞掉了工作，这个决定令我们感激不尽。蒙田的生活真正开始于其他多数人的终结之地——退休。1571年，即在他38岁的盛年，在接受晋升前的考察之后，或许因为沮丧，他决定提前退休。与尼采的退休一样，蒙田的退休或许是现代哲学的整个历史上最具积极意义的退休之一。特别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蒙田在任职时所做之事，在当时就像在现在一样没有多大意义，而他退休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却是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的。从专业职责中解放出来后，他就开始了重大的人生工程：撰写随笔。在写作过程中，他不仅开创了新的文学体裁，而且创作出新的文学人物，一个对后世作家产生巨大影响的精彩人物。这个人物的名字就是蒙田，他或许是第一位完全成熟的现代知识分子。
在《随笔集》序言“致读者”中，蒙田说了句名言：“我自己是书的对象。”(Montaigne 2003：lix)不是周围的世界，不是过去和现在，也不是他的社会和文化，而是他本人。为了避免产生任何误解，蒙田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书中呈现自我的方式：“我想让人看到简单的、自然的、日常生活中的我，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因为这是我刻画的我自己的自我。”(Montaigne 2003：lix；Montaigne 1969：I，35)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甚至说这样简单的事，即他希望让人看到“简单的、自然的、日常生活中的我”，他却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一再进行编辑、添加和修改这句简短的话语。比如，在1580年的头版“没有做作或者矫饰”曾经是“没有研究或矫饰”。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随笔集》中的每一页。就在去世之前，蒙田还在不断重写这本书。
P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