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教授说自己是边缘人，缘于在安徽乡下时不会讲普通话，到香港不会讲广东话，在美国说不好英语……他在求学、教学的过程中始终在问：“我是谁？”直到他在五部英文专著后的第一部中文著作《边缘人偶记》出版时，仍然在追问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徐国琦教授讲述了一个来自赤贫农村的小孩怎样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证明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公民的精彩历程。

徐国琦，安徽枞阳人。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91年赴美留学，1999年获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国际史”三部曲：
《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年英文版，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中文版）；
《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英文，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西线战场陌生客：华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哈佛大学出版社21111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一战中的华工》）；
目前正致力于“共享历史”三部曲的写作及研究：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英文版，广西师大出版社拟出版中文版）；
《亚洲与大战：一段共有的历史》（该书系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约稿，已完稿，英文版应于2016年底出版）；
《关于中国：一个共享的历史》（仍在研究中）。

序
自序
新版序
第一记 读书记
不读书
上大学
到南开
出国去
博士论文
第二记 写书记
第本英文专著
奥林匹克之梦
“苦”与“力”
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本完全意外的书
第三记 教书记
哈佛的“执教”生涯
在美国正式执掌教鞭
移师香港大学
第四记 师友记
一代宗师入江昭
国际政治学大家亨廷顿
书生·侠客·出版商张建德
诗人王玉华
第五记 人物记
美国汉学界巨人费正清
霍布斯鲍姆的时代及其宿命
许地山与香港大学
第六记 边缘记
我是谁？
世界公民？
永远的边缘人！
第七记 雪泥鸿爪记
王道与霸道：美国外交政策的尴尬处境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柔力与刚力
“危”“机”与“苦”“力”：一战华工的故事
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
别样的历史：中美关系史中的“共有历史”
重读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起源》之断想
入江昭先生《全球史和跨国史：过去、现在及未来》中文版序
人类的前程和中国的未来
《中国劳工与第次世界大战》序
《万里赴戎机》序
附录
搜狐读书访谈录
“没有一战，何来五四：”
鸣谢

初识徐国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复旦大学召开的
一个会议上，他当时的发言和举措，令人印象深刻
。在议程的开放讨论中，他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怒
气冲冲指着国内掌握学术大权的一位发言人，严词
驳斥其不懂学术规范。个头不高的他看来却是气势
万丈，滔滔雄辩中带着一丝得理不饶人的豪气，但
又略有几分农民的率真粗犷。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
气质的学者，我这样揣度着！可惜当时未有机会交
谈。2008年于长沙召开的中外关系史会议上再度遇
到徐国琦，始知他来自极为贫困的安徽农村，联想
起数年前他脚蹬椅子的情景，终于理解他何以有股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从2005年到2017年春
，徐国琦已陆续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
三个世界顶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学术专著
，每本都获得好评，达到人文学者所谓著作等身的
成熟丰饶期。
2009年初，我休学术假赴哈佛大学担任富布莱
特访问学者，当时徐国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学担任瑞
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
（RadcliffeInstituteforAdvancedStudy）研究
员，他正忙于《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
》（Strangerson the Western Front：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译本出版于2014
年，书名为《一战中的华工》）英文专著的最后阶
段，这已是他的第三本英文专著了。因为他的普通
话发音不准，就请我来协助校正汉语拼音。与他渐
渐熟识后，觉得他总是优哉游哉地一劲儿用功。低
着头想着宇宙间的大学问，读书既广且多；抬起头
来就是评头天下风云时事和中美关系动向，论理清
晰而精准有味，令人眼界大开。他天真豁达而积极
开朗，既不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无
比，却不屑使用机巧谋略。这样单纯追寻自我的快
意读书人，在当今的人文学者中已属难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逸事，我乍听之
下，感到惊愕，继之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
兄弟不识字，从小被人欺侮。未上学时穿着破裤和
一群乡野童伴拿着簸箕，争抢牲畜粪便。幼童时顶
着蒙蒙的天光上学，在乡野小径被狼犬追赶。读小
学时挨在母亲身边共用一盏小煤油灯，母亲织布，
他写作业。读中学时睡在茅草铺就的床上，全身被
蚊虫咬……这些点点滴滴成为他生命中的奇特锻炼
。我深觉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乡愁经
验，徐国琦怎经得起这么多的苦难，得以让他靠着
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齿和血吞，一路求
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勇闯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帮
他做口述录音。当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时，徐国琦的
第一个反应是错愕！“绝对不可以”，他觉得自己
还称不上学术大师足以立传闻世。而我的初心很单
纯，我说我不是押宝他可能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但
他的故事绝对值得写！他开出了一个条件：这份口
述史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发表，而且不得告诉任何人
。我欣然同意。
于是，这次口述历史计划如同谍影工作般展开
了。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有间
气派高档的研究室，而我挂单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因
访问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不提供个别研究室。三月
的麻省剑桥，天气宜人，树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
树让他的红砖瓦研究室愈显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
内总是摆满了杂七杂八的各种书籍，一片紊乱。每
次为了录音访问，我们都得先清出位置来，摆设好
录音设备，并且腾出空间让我找到好位置来记录。
一次访问进行中，他突然感到饥肠辘辘，脸色一沉
，要我和他马上离开研究室直奔附近一家川菜馆，
央请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极辣的水煮鱼和水煮牛
肉。他迫不及待地要进食，待菜饭一入口，脸上立
即露出快乐似神仙的逗趣模样。他说从小就饿怕了
，绝对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点了二
锅头，说这是农民喝的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喝不完的酒作势要系在腰间（当然这在麻省是违法
的，他最后没这么做），笑称自己是《水浒传》中
性烈如火的鲁智深。在完成六次访问后，我自己因
为忙碌，整理录音的工作也未有进展，直到2012年
我忙完个人学术专著后，始将六万字的文稿整理完
毕交给他，终于履践君子之诺。当时我觉得可能空
忙一场，因为他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
到渠成，实至名归，否则这份文稿就可能石沉大海
。事隔多年，我都要快忘记这件事情了，突然听徐
国琦说他考虑将录音稿以及他近年写过的师友杂记
编撰成书，问我意见如何。我说你就算不是光芒四
射的学术明星，这书仍是应该出版的。因为这样精
彩绝伦的动人故事，应该被书写下来，成为下一代
年轻人逆境求生的榜样。
徐国琦和我同于1962年生，属虎，他略长我数
月。他出生于“大饥荒”之后的安徽农村，从小在
饥饿中长大，而我出身于台湾的小康之家，正是台
湾经济起飞，走向经济奇迹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
对照在于我们都成长于美苏对抗时代的敌对阵营，
他虽经历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搁高考的时间，
和我一样都是18岁（1980年）上大学。1980年代的
台湾，正逢解严前左右思想激越奔腾、年轻学子求
知若渴、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六七十年代
人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潮
到80年代依旧兴盛。我虽读了台湾大学，因结婚太
早，来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
徐国琦上大学时，英文考了零分，靠着一本英文字
典苦读文法，再攻读南开美国史硕士。最后放弃南
开教职，取得奖学金，直上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
士学位。我和他不仅同年生，同年上大学，同样属
于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的起跑点上
他却像一颗飞速的白球，几年之内完成了这么多本
掷地有声的书，如同打棒球漂亮出击，一下子就打
了好几个全垒打。而我或同辈的学者都还在跑垒状
态。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他可说早已遥遥领先于
我辈学者，真令人汗颜不已！
因为和徐国琦的研究领域相近，我先后在台湾
《新史学》和《台大历史学报》评述过他的英文专
著对国际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我在评论《
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一文中，主要
介绍该书如何运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史视角探索“一
战”时期中国在国际史上的坐标，以及对“一战”
华工研究的新论点，借以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
史研究方法的特色。过去对“一战”华工的人数有
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根据徐国琦
教授的考证，认为14万人比较可信，后来国内外学
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说法。从资料收集而言，《西线
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可说是踩着一群远
赴“欧洲的奥德赛”华工之足迹，遍访与华工相关
的欧美各国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取得华工后裔
主动提供的图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资料之丰
，堪称令人惊奇。特别是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
锁的加拿大华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让这本书展现出
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这本书在枝叶繁蔓的
多元档案中爬梳出富有意义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
的诠释，显示出徐国琦综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
正是国际史研究最难达到的境界之一。
徐国琦为何关注华工和下层农民？这可能与他
贫困忧患的命运相连，他想要为广大的农民发声。
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学，走出国门来到哈佛，身处这
座学术精英的研究殿堂时，乡下农民的善良朴实始
终是他的一方挂念。“一战”华工大多是不识字的
农民，仿如他的家乡父老，他在故纸堆中找寻有血
有泪的故事。学者在找寻研究论题时，当然是实事
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我们的研究也往往
投射出个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将故事自圆其说
的看家本领。我个人以为徐国琦在《西线战场陌生
客：一次大战的华工》这本书中多少反映了他个人
心中的情感。如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移情
作用，将个人身世情感寄托于传主身上。徐国琦以
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视觉来透视中国
，以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
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空间
，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或许有人会质疑14万华
工怎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但徐国琦他就是有庖丁解
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将材料如同串针般
将一些散落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彩衣，而如果仅是
说故事，是无法获得一流学术出版社的肯定的。学
术研究需要高度的贯通能力，《西线战场陌生客：
一次大战的华工》不仅是学术著作，且是可读性极
高的著作。
徐国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输。他要向西方
学者证明他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系列著作之精意
。2014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
个共有的历史》，其雄心昭彰若揭，他要挑战半个
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我
在《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评介这本书
。现今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
更是牵动世界局势的最主要的两股力量。自费正清
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美
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力于扭
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经的自我批判。中国崛
起之后，中美两国隐然有种相互对抗和竞争的心态
，徐国琦强调正向意义的共享历史，希望通过近代
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
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徐国琦的研
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入江昭的影
响，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视域下的中国与日本
》一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
书显然步趋入江昭以国际史视域诠释中日关系的发
想，但徐国琦提出以“共有的历史”诠释中美关系
，则是另辟学术蹊径。从近代中外关系而言，日本
可能是触动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最深的帝国主义国家
，而近代美国对华关系则被喻为“改良的帝国主义
”或一种特殊友好的关系。近代中日和中美两国的
关系，有若中国对外关系的光谱两端，如何从国际
史视域提出一套诠释中美关系的架构和方法？在21
世纪中美两国如何形成一个和谐共享的价值观和构
建互信渠道，求同存异，走出一味竞争的政治误区
，这是徐国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方文明，求索世界和
平主义的现实关怀。
欣闻徐国琦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学出版最新英
文力作《亚洲与大战》。他几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
学术专著（这些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学术审查机制）
，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我和他开玩笑说，好
似我们才刚磨好砚台，假以时日要来试笔开工时，
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书。熟悉他的学术工作和学
术积累的人，始知这几本系列著作并非仓促完成，
它的前期档案收集和构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
。从哈佛读博士起，他就四处收集材料，沉潜了近
十年才出版第一本书。2005年《中国与大战》一书
只是鸣枪起跑而已，接连的几本书才是冲锋陷阵的
学术实力战，更为他赢得了不少学术荣冠。作为学
术上的诤友不免劝他要踩刹车，休养生息，毕竟已
年过半百。谁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编三杯酒下肚后
，签了下《何谓中国》一书，看来这只学术飞虎将
继续长征世界！
这本《边缘人偶记》记录了一位从荒地里走出
来的中国人，有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他将
林语堂的话“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
奉为座右铭。人文学者大致都会碰触到身份认同的
终极关怀，自我、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往往纠
结着人文学者的心灵，徐国琦也不例外。这本书是
他奋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东西交会的
人文荟萃之地，以“边缘人”自居的心路历程。我
以为正是“边缘人”处境让他得以自由远观不同国
家和族群文化。有时我们觉得远身观看物影是虚无
缥缈，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发微见
隐，重新认识它的壮丽与缺漏。很高兴终于看到这
本传记的出版，并且击节祝贺。徐国琦以诚挚平和
之心面对生活，感恩并珍惜来之不易的喜乐，这本
书所述的学术人生不仅让我这样的台湾学者读起来
感觉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对内地和海外学者
也同样会产生强烈共鸣和启发，有引人入胜之妙。
吴翎君
2017年3月于台湾东海岸

《边缘人偶记》这本传记记述了著名历史学者徐国琦先生从小学求学开始到成为国际学者的坎坷经历，这不仅是作者一生的精彩记录，也是与作者同时代人的人生写照。作者本为安徽枞阳一贫苦子弟，但是，凭着他强烈的欲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通过超乎常人的刻苦勤奋，以及与生俱来的乐观、热情与豁达，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枞阳乡下直接走到了哈佛历史系，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者。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命运是可以由自己来掌握的，只有你有足够坚定的信念，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百折不挠的意志，你就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
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
变迁，并以我从出生贫寒的安徽农家子弟到哈佛大
学博士、长达二十余年境外教书育人和成为国际史
学者的轨迹，以及通过我的一双饿眼对世界和中国
的观察，来展示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程。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香港大学历史系教
授徐国琦

在美国正式执掌教鞭
前面提到，我到哈佛读书时，哈佛历史系平均拿博士学位的时间至少10年，我于1991年春报到上课，到1999年春天毕业，才“八年抗战”而已。我还长时间在哈佛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研究生级别的研究员，并且有自己的办公室。我自1994年开始为哈佛几位大师级教授做助教，可谓财源滚滚，加之以学生身份享受哈佛世界一流图书馆及讲座，我当时真的是乐不思蜀，毫无必须马上毕业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真正的大师身上取得不少真经，学到不少教学方法和技巧，这对日后我在美国以教书谋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帮助。只是因为怕自己的孩子觉得爸爸在哈佛念了两个世纪的书才毕业，觉得很不光彩，我才赶在1999年毕业，总不能等到21世纪开头才毕业吧。所以我终于在跨入21世纪前的1999年告别了哈佛的学生生涯。
要毕业，就要找工作。为老马做了好几年助教，我不仅把他当成我“mentor”，更当成我的朋友，当成能真诚指点迷津的“诤友”，所以我当然找老马问前程。老马说，你有三个选择：做学问，赚钱，还是要呼风唤雨做官。做学问，老实待在美国；要赚钱，到香港教书，因为香港的薪水高；要想吆三喝四，回中国，在那里有做官的可能。老马之识途，由此可见一斑。得到老马的“三句箴言”后，我坚定了在美国教书的信心，决定在美国“教书育人”。
1999年我找工作时，整个美国就业市场环境不好，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多人找不到事做，若有学校要人，也经常是两三百个人竞争一个位置。入江昭教授在其学术自传《我与历史有个约会》中，也提到他的一位优秀的芝加哥大学博士生毕业后很长时间未能找到教授工作，不得已开了整整一年出租车维持生计。身为外国学生，我还面临签证问题，连开出租车的机会都不可能有。在美国找大学历史方面的教职有几个步骤，其一是看哪儿聘人，然后送求职信和简历，说明自己是这一职位最合适的人，以及为什么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美国历史学会每年1月初开年会，如果用人单位对你感兴趣，通常会邀请候选人到这个年会上进行“年会面试”，一次可能面试七八个人。然后再选两到三个人进入校园面试，即到学校去面试。在学校面试一般是要试讲的，求职者会有一次试讲并同学校和系里的负责人见面。
记得我“八年抗战”终于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为了找工作，我同时申请了美国史及中国史方面的教职。因为我在哈佛的正式专业为美国史，博士资格考试的四个专业又分别包括美国史（梅教授主考），美国史／国际史（入江昭主考），中国近代史（柯伟林主考）和中国古代史（包弼德主考）。我的博士论文的三位指导老师中有两位为美国史专家，即入江昭先生及梅教授。第三位是哈佛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柯伟林教授。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兼顾中美关系历史，因此我毕业找工作时就打算在这两个行当都碰碰运气。当时由于美国史专业职位僧多粥少，要人学校少且大多处于偏僻地方，竞争尤其激烈。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时常听说一个美国史的教职，会有多至几百人竞争。我工作后参加了我所在学院的美国史教职的遴选委员会，也发现我们一个美国史教职的助理教授位置，竟然吸引了300多份求职信，其中不少是极其优秀的学者。现在想来，我在1999年申请美国史位置的求职申请大多泥牛入海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幸运的是，一些大学对我受过美国史及中国史两个学科双重训练的背景似乎很感兴趣，另外我好像还会教书，因此垂青于我，很快给我寄来了聘书。我比较各校的条件后，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两个学校。一是当时加拿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声誉极佳的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其在1999年加拿大著名杂志Maclean's上的排名好像是第一，超过了多伦多大学。皇后大学聘任教师可谓严格。记得我去面试时，全系20多位教授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带着提前商量和准备好的问题，将我围坐在中间进行面试。因有两位教授在国外不能出席，我的面试还要录音，以备他们查考。由于我的表现不错，加上给我工作的其他几个学校一直催我早日定夺，Queen's University便以最快速度做出决定，正式聘任我为tenure-track助理教授，并愿意提供50万加元为学校图书馆购置我想要的图书。我感兴趣的另一所学校是位于密歇根州的著名文理学院Kalamazoo College。该校是以永久性讲座头衔聘我的，而且我是该讲座的第一个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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