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插图增订版)》是著名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生平及思想的专著。
本书由一系列关于蒋介石的论文构成，内容包括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策略，抗日战争中对英、美、德等国的外交，对二二八事件中的应对，败走台湾后的反省以及蒋介石的家庭，等等。在体例上，分为国内政治、国际外交、对日策略、婚姻家庭等几辑，每一辑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所收文章皆为曾经出版的旧作。附录有三篇，根据作者于2015年6月所作的专题学术报告的现场速记稿整理而成。
此次再版，针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配上大量历史图片和老照片，并配以补充说明性的图注，排版更美观、更便于阅读。

杨天石，江苏东台人，1936年2月15日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其中《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被全国31家媒体共同推选为2008年十大好书，并获香港书奖；《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还原13个历史真相》获2014年《作家文摘及香港《亚洲周刊》“十大图书奖”。

作者自序
第一辑 国内政治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四 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三 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四 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五 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
一 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
二 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
三 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
四 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
五 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
六 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
七 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
八 毛泽东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
九 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毛泽东面谈
十 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最终破局
十一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
十二 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
第二辑 对日政策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
一 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
二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三 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四 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
五 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
“桐工作”辨析——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务战
一 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
二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
三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四 “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
五 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
第三辑 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选择
一 英国对日妥协，孙科、白崇禧等主张“联德、绝英、疏美”
二 蒋介石坚持中国外交政策不变
三 中国避免了二战后沦为战败国的噩运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一
一 德国继续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一再拒绝
二 德方多次与桂永清会谈，要求秘密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
三 德、日的“会师”计划与蒋介石拒绝德国拉拢的意义
四 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肺——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二
一 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求助于蒋介石
二 蒋介石决定派齐熳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
三 齐悛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
四 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运动与1944年的未遂政变
宋美龄与丘吉尔
一 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
二 不访问英国，不和丘吉尔见面
蒋介石与尼赫鲁
一 尼赫鲁访华，会见蒋介石，确定中印两党合作原则
二 蒋介石亲自策划戴传贤访
三 蒋介石夫妇访印，渴望会见甘地与尼赫鲁，英印政府多方设限
四 蒋介石与尼赫鲁的三次谈话
五 蒋介石向英方进言，英印谈判失败
六 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劝蒋不采取行动
七 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尔的访华示意
八 为印度独立尽力，叮嘱尼赫鲁不可继承英国的西藏政策
第四辑 迁台前后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
一 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 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三 蒋介石的“怀柔”决策与措施
四 派兵始末及其评议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
二 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
三 使用“战术核武器”？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
一 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
二 蒋介石在内战中频频失败，目光转向台湾
三 蒋介石进驻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
四 西南梦碎，国民党完全撤出大陆
五 蒋介石的反省
六 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影响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一 张学良奉命回忆
二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三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四 张学良要求“受训”
五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六《忏悔录》风波
七 回归本真
第五辑 婚姻家庭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胆
一 经国留苏不归
二 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
解读》的第二辑。
人的正确的历史观念从哪里来？答曰：从史实研
究中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的
标准。符合史实的观念是正确的，反之则为谬误。既
往的一切历史观念都要经受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检
验。正确者坚持，不正确者修正。这是历史学不断发
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实，不可能获致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
常识。但是，有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
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
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
、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
。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
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
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
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
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
最大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
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
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
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
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
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
面的。194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
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存在着。认真说
，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
。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
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
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
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
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
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
毛泽东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现代史
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
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
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
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
不要”了。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
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
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毛泽东的这段话讲明
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
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
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
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毛泽东讲得很清楚，
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毛泽东提出：“现在不同
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
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
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
识的制约因素。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
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
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
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
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
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
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
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
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
可以算作“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
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
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
，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
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毛泽东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
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
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
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蒋介石不是孙中山，
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
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
过北伐和抗战，晚年迁台后，又反对台独，坚持“一
个中国”，建设台湾，总还是做过若干好事的。在促
进和发展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今天，人们自然应该按
照“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将他“讲完全”。鉴于“
内战”时期，特别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
”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自
然集中于讲他的“过”，其中有些讲得对，有些可能
讲得不对，或者讲过头了。这就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
原则，充分掌握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实，
尊重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真正
地展开“百家争鸣”。蒋介石研究如是，国共关系史
的研究也应当如是。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的看法不外分三种：一
是有功无过，一是有过无功，一是有功有过。本书作
者持第三说。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过，何者是主流
，何者是支流，当然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然而，
历史是实证科学，无征不信，没有充分、可靠的史实
作支撑，人们难以提出任何经得起颠扑摔打，可以取
信于天下万世的结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
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
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
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
。倘若不充分掌握资料，不研究史实，拘守某些既往
的观念，局限于“内战时期的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
配下做出的某些结论，排斥任何有理有据的新探索，
恐怕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无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与政
治互信的建立，当然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
。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
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
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
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
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
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
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
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本书和第一辑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
题研究。全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
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
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
和校订。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
几近重新写过。此书出版之后，笔者将继续写作第三
辑。
本书写作中，东方历史学会蒋介石项目组给予支
持，蒋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
究院郭岱君、曹刑璇，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台北“国
史馆”吴淑凤，政治大学刘维开，北京大学杨奎松、
臧运祜，《南方都市报》刘炜铭，复旦大学王丽，中
国人民大学杨雨青，本所闻黎明、黄道炫、张俊义、
罗敏、贾亚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给予各种帮助，谨
此致谢。
杨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插图增订版)》中，杨天石先生采取从蒋介石的日记入手的独特角度，经二十年广泛搜求，根据海内外档案、资料馆所存的蒋介石日记的多种版本，重新梳理、严格互参考订，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蒋介石的生平经历、思想演变和真实心理，揭示他在历史事件中诸多决策和行为的根源，有助于给与蒋介石这一特殊人物正确客观的历史评价；并厘清了一些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中的谜团，纠正以往的误解和偏差，从而帮助读者更准确了解中国近百来的复杂历史。
全书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对历史人物评价客观，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学术性及通俗性、趣味性兼具的著作。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2年8月末，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可以视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起点。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延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终结。这五年不到的历史给了中国社会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还处在这种影响之下。研究并正确地阐释这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国共两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几乎完全不同，海内外史学家对它的认知也多有差异。我们必须超越长期以来两党对峙的政治架构，拨开烟雾，剥离由于敌意而涂附于历史的层层油彩，在百家争鸣中攻难切磋，才有可能揭示历史本相。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穷”“弱”“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能进行合作，首先在于两党都渴望改变这种状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且都不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为满足，而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应视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时的策略。但是，无可否认，两党的思想、理论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后来发展为两党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孙中山认为，资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资本主义还没有出世。这样，他就在力图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余地。《实业计划》宣称，国家只经营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大工业，至于此外的事业，则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经营，国家以法律保护并奖励之。20世纪20年代，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更加强了孙中山的一种认识，连苏联这样的国家都没有资格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更何况中国！当时，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探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出现了若干为当年马克思所不曾见到的情况，例如工时缩短，工人的工资、福利有较大增长等。孙中山据此判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活力，从而对是否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疑问。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更清楚。”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蒋介石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坊间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也接受过日本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认为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看，他对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均无好感，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其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上，蒋介石早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三民主义范围广大，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之一部分”；第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为革命主义，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时期上“有分别”，可以“互相为用而不相悖”；第三，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第四，中国人大多数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将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因此，根据“现在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基于上述认识，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又表示，“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透过这些两面兼顾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话语，可以发现，蒋介石推崇和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三民主义。1925年9月，他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唯一的中心”，“唯一的主义”。12月，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中称，三民主义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次年1月，又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主义”，“苏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们施行共产主义，而且崇信三民主义”，“苏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清党”时，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这种三民主义“唯一”说和“根本”说。和国民党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决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