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生涯(青年对话录)》是汪丁丁教授开展“跨学科教学实验”生涯的回忆录。在中国，跨学科教育理念最早由汪丁丁教授提出。2008年，突破重重障碍，汪丁丁教授成为在中国践行这一教育理念的第一人。东北财大跨学科研究中心的成立，是对中国现下问题与危机重重的教育体制的一次深刻反思。该中心的成立，是一向关注青年成长的汪丁丁，为莘莘学子的知识命运和中国教育的长久发展，做出的一次不计回报的心血尝试。

汪丁丁编著的《我的教育生涯(青年对话录)》讲述了：在东财跨学科研究中心这块辛苦得来的“试验田”里，汪丁丁努力践行着他的教育实验：用“批判性思考一问题导向的知识路径一社会责任感”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培养有“相与之情，向上之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有灵魂”的专家。

缘起 教育生涯的新起点

第一篇什么是跨学科教育

 主旨：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与“应试”教育的本质差异

 实验初目标：培养跨学科教师

 跨学科教育实验的四大创新

 跨学科教学方法

 评价维度

 改造教室

 招生办法

 悲剧与创新：新课程设计

 我与学生们的互动

 跨学科俱乐部

第二篇 传统教育的思与变

 “跨学科教育”三论

 短论一：应试教育为何摧残人脑

 短论二：为什么跨学科教育重要？

 短论三：怎样掌握知识模块之间关系而不深究模块内的知识细节？

 我们一起成长，在朗润园

 让教育摆脱官僚制的摧残

 课堂不需要安静

 ——丁丁读《可汗学院》2014年湛庐中译本笔记摘要

第三篇 我与学生们的学术通讯

 一、丁丁指导李敏夏令营论文——熟悉并深刻理解模型的涵义

 二、丁丁指导徐杰硕士论文思路——以价辨质的研究路向

 三、丁丁指导刘颂杰博士论文意见——如何研究舒立团队的新闻实践？

 四、丁丁与马英举、余佳的交往——留学日子里的苦乐分享

 五、丁丁指导杨东睿出版著作——哲学与星相

 六、丁丁对丁建峰法理学课程设计的建议——本科新生的法学启蒙

 七、丁丁与徐轶青的学术探讨——中国基尼系数的争议

 八、丁丁与曹正汉、陈怡俊的讨论——关于博士培养问题

 九、丁丁与程琛的通信——“公司法”在中国的前途

 十、丁丁与黄小骑的交往——搜索引擎领域的创业机会

附录

 附录一 学生感言

 （一）打开跨学科之门/余海跃

 （二）回生命之本真，发内心之大爱

 ——“人文与社会跨学科讲座”有感/王靖淇

 附录二 清华大学2012级心理学与正念实践期末论文选

 （一）体会正念之道/孙千然

 （二）感悟正念/王婧

 附录三 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书评/马英举

 附录四 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书评/丁建峰

编后记 汪丁丁：苦心孤诣的教育对话/赵婕

为什么跨学科教育重要？

注意，下面的第一、二段文字，概括了我的教育哲学。

生活就是一连串问题的求解过程，关键是，你不可能知道你将遇到哪些问题。并且，对你的幸福感至关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有不同的求解路径，而且每一路径都向着未知敞开——G.L.S. Shackle 认为这样的不确定性（惊讶）是幸福感的必要条件，谁愿意消磨在完全确定的人生里呢？当然，假设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你仍能为你的生活做一些准备，那就是开发自己求解未知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时代，被希腊人恰当地称为“phronesis”（实践智慧）。伽达默尔的论证是，普遍理性只有落实到具体情境中才是真正的理性和有力量的理性。嵌入于情境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为“situated reasoning”。因此，实践智慧与我多年来讲解的行为经济学的“情境理性”（又曰“依赖于情境的理性”或理性的“情境依赖性”）完全一致。当我们说一项知识在特定情境内是正确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提醒自己这项知识在其他情境内可能是谬误的。在思想史视角下，这是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起源。

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性思考，是为任一理论或观念划出适用的界限。越出了适用性的界限，真理就成为谬误。所以，批判性思考的任务是建立理论或观念的反例，因为每一反例都是一根界桩。常识以及由常识构成的历史（思想的和行动的），往往成为真理与谬误的最佳参照系统。历史是一些已经发生了的情境，并且这些历史情境的幸存者已将他们的实践智慧留给后代。因此，当我们从事批判性思考时，我们从历史学习实践智慧并逐渐对历史有了敬畏感。历史从不重复，历史是开放的，从任一历史情境，只要改变问题求解的路径，就可能改写历史。也因此，历史是一连串偶然，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这里，黑天鹅事件通常被定义为“罕见但致命的事件”（rare and vital events）。注意，这一定义里再次出现了“生命攸关”这一语词，它意味着关于黑天鹅事件的知识，必须从人们的短期记忆转入长期记忆。生活就是这样的一连串生命攸关问题的求解过程，值得回味的生活，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偶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却改变着生活的路径。

跨学科教育，我们在招生简章里宣布，是“问题导向的”而不是“教科书导向的”教育。如上述，生活就是一连串问题的求解过程。问题导向的教育于是返回生活教育，或如陶行知先生所言，是以生活为核心的教育。所以，生活是教育的核心，常识是教育的基础，批判性思考能力是教育考核的标准。

当问题本身来自生活时，当生活本身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时，怎样求解问题？首先，改变我们对知识的态度，知识不再被视为一堆静止的概念（可以死记硬背）。在实践智慧的视角下，知识是鲜活的过程，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永远纠缠在一起（参阅汪丁丁，1998，《读书》，“知识过程与人生感悟”），所谓“融入生命的知识”。以往应试教育培养了太多的优秀学生，他们太习惯于在课堂上问我：老师，那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有鉴于此，我特意要提出一些不可能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我特意告诉学生，习惯于思考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正是跨学科教育的本质特征。如果生活问题永远有必然正确的答案，生活在必然性之中，谁还可能有幸福呢？人之所以成为人，因为人的问题永远向未知开放，于是有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静止的无生命的知识，借用王阳明的批评，与行割裂，终不是知。真知与生活是合一的，借用许茨的“社会科学概念”定义，是基于常识的再建构，是对生活保持敏感性的知识。所以，我们的跨学科教育同时就是将静止的知识改造为对生活保持敏感性的知识。

其次，我们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界定每一知识的合理范围，并通过这样的批判性思考初步确立人类知识版图里每一知识模块的轮廓。哈耶克《感觉的秩序》论证，脑的基本功能是为体验分类。改造静止的知识，就是改变每一位同学头脑里已有的关于世界的被误以为固定不变的分类。从此，任何观念必须对生活保持敏感，而且也据此而从短期记忆转移到学生们的长期记忆里，这恰好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暖记忆”（场景记忆）——也因此，人类有了“历史感”（或“时间”）。跨学科教育不承认任何固定不变的知识版图，因为，随着每一位学生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演化，他头脑里的观念拓扑也在改变（参阅汪丁丁，2001，《经济研究》，“互补性，概念格，塔尔斯基不动点定理”）。一方面，对他的生活保持敏感性的知识，在他头脑里观念拓扑内的模块边界在演化。另一方面，借助课堂讨论、小组讨论和其他切磋知识的方式，在同学们各自不同的观念拓扑之间可以形成主体间客观的知识。后者，成为跨学科教育对学生进行考核及试卷设计所必需的知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合作而非竞争，成为每一位学生正确知识的制度条件。很明显，对学生而言，应试教育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制度。在我们的教育实验中，跨学科教育已成为一种鼓励合作的制度。下面的试题，出自2014年6月21日每组四人的考生面试（请注意问题的开放性）：

请先审阅考题，4分钟之内，可以提问。然后，你们在主考老师面前放大声音自由讨论，争取在25分钟之内，注意，通过论证，获得更清晰的见解。保持沉默将导致你们全组被淘汰，你们每人的得分取决于：（1）与他人合作求解问题的能力，（2）表达不同于已表达过的观点的能力，（3）激发同伴想象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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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香港大学(丁定，“我走了，平静地”，《读书》1996年4月)，在德国访问讲学一年，于1997年加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授“制度经济学”——新的和老的。我推测，最初让我与信孚教育的信力建相识的，不是我讲的课程。那些年里，我特别积极参与胡舒立的《财经》编辑部工作。此处“特别积极”，当然是有根据的。例如，我一天之中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舒立编辑部。杂志在草创阶段是“月刊”，记者发稿周期比后来的“双周刊”和现在的“周刊”都长。由于舒立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立场，这些稿件的质量都很高。每月杂志排版的那几天，尤其是最后一天(编辑部术语是“拼红”)，我几乎要泡在编辑部里，至少是“随叫随到”。有时候理由很简单，例如，杨大明告诉我说，只有我才能在舒立撤销某篇评论之后的半小时内写出一篇新的评论，以免刊物留白。

某一年春节，我参加三联书店董秀玉的宴请。在餐桌上，邵滨鸿突然问我，舒立给我每月多少报酬。我如实说了之后，她嘲笑我，说她愿意付更多报酬请我加盟她和张宇燕那份刊物(《国际经济评论》)。老董了解我，当即解释说这不是报酬多少的问题，主要因为我和舒立有共同的理念。那次春节宴请，很巧，与董秀玉的宴席相隔不远，就是舒立设宴的房间。舒立的春节宴席，我当然也参与。当时在舒立宴席上的四位老前辈，我记得三位——杜润生、于光远和朱厚泽，第一位尚在，另两位已去世。2003年初，我收到信力建的一份礼物，在朗润冈，Fh传达室直接放在我办公室的书桌上。打开礼物，是水晶的奖杯，刻着一行字：2003年度最具社会良知和民族良心、最具文化影响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杰出学人。

以上所述，是十年前我与力建兄相识的开端。那一年，我在浙江大学筹备三年之后，成立了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由周其仁建议，反抗我们体制的官僚化倾向，跨学科中心的权力结构是：学术委员会之下设置中心主任，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我的老友叶航担任中心主任。同时，我也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授课，是那里的教授和博导。2001年至2003年，我在北大和浙大讲授“新制度经济学”。2004年以后，我讲授“新政治经济学”。我和小李每年去杭州讲学，喜欢围着西湖散步。“非典”之前，西湖周边的街道很清静。我们常从曙光新村(浙江大学给我买的一套很小的旧房)穿过植物同，走到北山路，再走到“湖畔居”。路上大多是湿润清新管理学院院长构想的实验教育方案，被我与财税学院院长的一番谈话完全推翻。教育实验班的最初设想，是从大学本科学满二年的学生当中招生，四年一贯制，毕业时获得“行为金融学”硕士文凭。这一实验方案，我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也尝试过，当时主持经济学院工作的是老友姚先国和史晋川，但终因上述的体制性隔离而无法实施。

我的呕吐，是对体制病的反应。平生最怕，在我而言，就是西西弗斯推石头的工作。第二天，我对小李诉苦，说我不办教育了，请陆续来找我谈话的朋友们都回去吧。无奈，小李单独回到客厅与宋丽丽、钟永圣等朋友继续谈话。有一年，夏校长私人宴请我和小李。席间，他突然举杯敬小李，他说如果没有小李，跨学科中心未必能坚持到今天。此语出自一位校领导之口，不能不令人想得更多一些，可能暗含了对我的工作风格的批评?有次为欢迎新加盟跨学科中心的教师，我们全体员工聚餐。席间，副主任崔文杰提议为李老师(朋友们对“小李”的尊称)敬酒，他说李老师是跨学科中心的“总后勤部长”。文杰这番言论的深意，我是明白的。多年来，我们教育实验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更愿意和小李交谈——因为我想象力丰富并且性情急躁，我不能容忍任何官僚化的作风甚至官僚化的意识，以致我往往只凭推测就开始激烈批评，令人难以忍受。文杰与我，同属蛇，相差两轮。用他的语言描述，我是仅凭一句话就可编写一部电视剧的。此一批评，我笑了若干天。

2012年4月，第一辑《汪丁丁·青年对话录》1～3本付印：《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

2012年8月，第二辑《汪丁丁·青年对话录》4～5本付印：《阅读，成为你自己》《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2013年10月，第三辑《汪丁丁·青年对话录》6～8本付印：《人与经济》《人与知识》《人与制度》。

——写编后记，我喜欢的开篇，就是上述逐年增加的书名清单分享。一是意味着新的《青年对话录》某辑或某本又要出版，二是汪老师的新旧粉丝以及铁杆读者不用来问我，便知道在购书时是否有遗漏。

第9本《青年对话录》

在第三篇编后记《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中，提到汪丁丁在东北财经大学的跨学科教育实验，和他数年所追求的“培养有灵魂的专家”的教育目标。

前不久，一位成都朋友李行之先生(他由房地产企业转向办教育)在看完前面8本《青年对话录》之后，来问我：第9本《青年对话录》何时出版?可否先把儿童教育或者跨学科教育的有关文章结集出版?

这位李行之，多年前细嚼慢咽了汪丁丁、韦森、姚洋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认为那是对他启发最深的书之一。他改名行之，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行胜于言，二是行他所知。因此，他所说的“深受启发”，是他看书几年之后才告诉我的“知后有行”读后感。他读那本书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在北大出版社工作期间，曾陪着汪丁丁、韦森、姚洋三位教授经历了八次咖啡馆对话才成书的这一细节。有一些对话现场打动我的东西，他在阅读中也被震动了。我们就从开始互相不知道对方各自具体在做什么的泛泛之交，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朋友。他这样的优质读者，变成我编辑汪丁丁著作的另一种推动力。  第三辑对话录出版后，我原本想，与汪老师和出版社商量，把早期一些汪氏著作重编。比如早些年汪丁丁在三联、中社科等机构出版的一些书《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我思考的经济学》《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等等。

汪丁丁一直在写各种新的文章，他的知识更新和思想贯通效率远远高于青年博士生，他还有李维莲女士这样卓越的人生伴侣给他六星级的“总后勤保障”，他衣食无忧，不被财富权势裹挟，不再受资格限制，他是与那些年轻的树木一起朝向天空的底部宽广坚固的金字塔，正在进入更加盛产的黄金著作期，我并非无书可编。

为什么要重新回去先编辑他的旧作呢?

这大约是每天可能发生的现实疼痛给我的内在动力，以及汪丁丁著作本身具有的超前价值。比如清晨，你醒来神清气爽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查看邮件或者使用某个其他在线工具，那些推送过来的垃圾热点，马上倒你胃口，就像你洗沐之后盛装下楼，一盆污水兜头泼来。没关系，我是一个优质成年人，我有足够的定力；或者我是一个垃圾成年人，和垃圾在一起不过是物以类聚。但是，如果你还有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或者你还在乎子孙，这些垃圾热点背后，世界在线上、面上的腐烂和堕落，就和你休戚相关。

而十几年前，汪丁丁那些从高处和深处忧心忡忡得来的思考，那些“基本原理”，恰恰照见了我们今天现实的“形式演算”。也许，今天回去反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照当下思考现实，更有助于读者有先见之明去重视他在最新的文章里继续超前数年、数十年的思考，不要再次错过他，或者减少对他的错过，最终减少我们个人、时代和社会的错失。

恰逢我偶然担任《看历史》杂志主编。我荣幸地得到了汪丁丁新写的《我的教育生涯》全稿首发授权。《看历史》前任主编唐建光先生确定的杂志宗旨是“我看见过去，我知道未来”，但我偏爱的：是弄潮儿正在创造的热历史，是与我共戴其天的时代天才与时代互动的历史作品，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因此，在改刊之际，我把办刊宗旨变为“古今见识，天下情怀”。那么，汪丁丁和他的同仁、学生一起创造的跨学科教育新历史，是《看历史》最恰切的内容。即使是在为纸媒做“临终守护”的情形下，我还是希望在有

这就是汪丁丁这个宝贵的人，和他的团队，为这个世界贡献的宝贵的人。

但在这个浩瀚无边的世界，比起崩溃、堕落、污损的容易，建设的力量是多么需要弘扬。那么，汪丁丁的跨学科教育理念、实践经验，以及探索出来的模式成果，是多么需要弘扬。您，亲爱的读者，愿意如渺小的我一样，为这弘扬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

我喜欢辽宁教育出版社那套《新世纪万有文库》在“缘起”开篇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情。”

东方出版社陆续推出《青年对话录》是一件好事情。

一些优秀出版社的出版人，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总会问起汪丁丁文集出版的下一步计划。除了他们各自的文化眼光、出版理想，恐怕正是人民东方许剑秋、黎松、徐玲、龚雪、孙宇靖这样的出版团队，对汪丁丁著作做了极好的出版表达，以及以前提到过的图书流通机构、媒体人、书评人和优秀读者，对汪丁丁著作的热爱，迎来了这样的共鸣和反响。

至于我自己，今天还是要在这里表达对上述所有人士的由衷感谢，以及，我对汪丁丁、李维莲二位恩师的极深谢意。编辑汪老师的书，对于我，是宝贵特别的学习过程和人生体验。汪老师的已赴美国读博的学生，在看完他的学术专著后，这样写信给他： “我花了丽三个小时把您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读完了，非常受益。最后一章是在昨天深夜读完了，热泪盈眶，几乎睡不着觉。”而我，每沉下心来编辑汪老师的著述，整个人几乎就会被龙卷而去。睡眠时间至少减去三分之一，饮食至少减去二分之一，但人却处于一种高能量状态，内在仿佛一次大的涤荡。此外，十年之中，做汪老师的编辑，因他而认识的所有人，几乎给了我一个不同的世界。

美国平民教育家布克尔·华盛顿在《力争上游》中，讲述了他由一个黑人奴隶成为教育家的历程，他特别提到影响他至深的阿姆司琼将军，他说到一个完人对周遭世界的影响力： “我越了解他，他在我的心目中越伟大。你可以把汉普顿所有的建筑物、课室、教师、工业全部移开，只让那里的男女每天和阿姆司琼将军接触，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抵得上一份高等普通教育了。”

汪老师的跨学科教育，造就了一个人与人“相与之情厚，向上之心强”的小世界，我也希望，我能协助人民东方这样的优秀出版机构，以及这里优秀的出版人，也以汪丁丁的《青年对话录》为纽带，造就一个同样的小世界，把我们存在的时代和世界变得更加自由美好。

赵婕

2014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