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札记)》(作者张森生)收录了《明清乌镇戏曲家》、《清代乌镇的女诗人》、《张履祥与吕留良的交往》、《清初思想家吕留良》、《吕留良是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者》、《吴之振与吕留良》、《“宋诗派”诗人吴之振》、《洪异与乌镇》、《浙西派词人汪森》、《冯浩父子的诗文笺注》、《鲍廷博与“知不足斋”》等故事。

《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札记)》均为桐乡历史人物札记，六十年前写的散文、小小说、文艺论文及1947—1957年写的新诗，近二十多年来写的有关陶行知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及教师进修的文章、政治评论、旧体诗等，概不编入。

《梧桐树下的辉煌(桐乡历史人物札记)》的作者为张森生。

序(钟桂松)

桐乡人文精神的历史跨越

京杭大运河桐乡段的驿站

石门的历史文化积淀

历史上的濮绸

《四库全书》与桐乡

明代桐乡的倭祸

读《光绪桐乡县志》札记

钱勰与苏轼、秦观

宋代诗人陈与义和马镇

赵汝愚与《宋朝诸臣奏议》

石门张氏园

黄□监石门酒库

贝琼的《菊庄志》及咏菊诗

李乐与《见闻杂纪》

徐霞客曾至乌镇

晏城于坟的相关考略

陆时雍及其《诗镜总论》

明清乌镇戏曲家

清代乌镇的女诗人

张履祥与吕留良的交往

清初思想家吕留良

吕留良是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吴之振与吕留良

“宋诗派”诗人吴之振

洪异与乌镇

浙西派词人汪森

冯浩父子的诗文笺注

鲍廷博与“知不足斋”

清代画家金廷标

金德舆、方薰与《太平欢乐图》

清代诗人舒位与乌镇

林则徐与桐乡

朱翊清与《埋忧集》

陆以□与《冷庐杂识》

《光绪桐乡县志》主编严辰

俞樾与严辰及乌镇

杨乃武·夏同善·乌镇萧家厅

古代的几位教育家

南社著名女诗人徐自华

革命伴侣沈泽民与张琴秋

出版家朱联保

宋庆龄最信任的人——金仲华

金仲华与叶圣陶、柳亚子

勇敢忠诚的爱国新闻战士——抗战时期的金仲华

书画篆刻家钱君匐

摄影家徐肖冰

一代师表沈昌均

对柯乡解放作出贡献的陈振

后记

民国时期，学堂改为学校。至1929年，崇德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6．7％，桐乡县为30．6％，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32年，崇德县有完全小学4所，初级小学94所，在校小学生5594人；桐乡县有完全小学4所，初级小学53所．在校小学生4154人，初步形成小学教育网络。1937ff，日军入侵后，文化教育事业受13伪摧残，乌镇植材小学、石门振华女校等不少校舍被毁，梧桐、屠甸等地不少校舍被日军侵占。两县在抗日游击区恢复原有一些小学，还设立“流动学校”、“流动施教团”。有的爱国人士自发创办小学、私塾，招收失学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和宣传抗日(如教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爱国歌曲)。当时，乌镇就有这样的学校5所。其中张氏私塾学生达到100余人。洲泉镇、崇德县城及梵山乡(今高桥镇)、骑塘乡等也办起私塾，坚持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及文化教育。

明清的《桐乡县志》，还记有许多“贤母”，她们重视家庭教育，历尽艰辛培育其子成材。如明濮院人冯孜，三岁丧父．“赖其母张氏教养成立。公读书颖悟，复见母辛勤状，思奋起于时，以酬母志”。隆庆二年(1568)考中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再如张履祥，九岁丧父，其母沈氏劬劳教诲，聘请老师课子。她以纺织所得供老师束惰与膳食，曾冬夜纺至三更甚至鸡鸣；并教导履祥及其弟：“人惟其志，孔子孟子亦是两家无父之子，只因其志向上，便做到大圣大贤。”张履祥之终成大儒，实母教为他打下了基础。茅盾在童年也受到母亲良好的家庭教育。

桐乡历史上也曾有过众多良师，如南宋时的徐龟年，开禧元年(1205)~进士第，分派江阴县教谕，在任时鼎新讲堂，制定学规，严格课士。除明代陆时雍，清代张履祥、吕留良以及严辰外，乌镇人陆以沿于道光十五年(1835)考取宗室官学教习，次年成进士后分发知县，到任数月后，因其父担心其仕途艰险而改就教职，曾任台州“近圣书院”、杭州“紫阳书院”、乌镇“分水书院”教授。咸丰时，他避居乌镇，设书塾授徒自给，循循善诱，弟子多有所成就。民国时的乌镇植材小学，有一批良师，如作家潘漠华、孔令俊(另境)、孔令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少年茅盾的国文教师张子岑。从他对茅盾的作文所作批语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学、美学、史学功底之深厚。他的批语常给作者以肯定、鼓励、指导，给少年茅盾以深刻启发，对茅盾影响很大。茅盾晚年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曾深情地回忆这位老师。日军侵略中国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桐乡、崇德有一大批爱国的小学教师：他们因陋就简，有的在家中办私塾；有的在农村破庙中办起了学校，采用旧课本，或蜡纸印讲义；有的选讲《古文观止》；并有少数学校从天目山运来后方战时课本。乌镇小学教师王东苑，文史造诣甚深，为人忠厚正直，目击日伪反动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常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厉声痛斥。令人敬佩。

桐乡人求知欲强，有创新开拓精神。清末民初，时兴新学，西学日益东渐。桐乡人开始走出国门，去海外求学。据1936年的《乌青镇志》刊载，当时乌镇这样一个小镇，已有8人留学日本、美国、法国，有的获博士学位。另有沈德鸿(茅盾)等45人先后就读于京沪杭等地的高等学府。又据1948年续修的《柞溪沈氏思源堂宗谱》(柞溪即炉头)所列，其子孙，先后有14人留学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获得博士学位，还有数十人毕业于京沪杭等地的高等学府。这个“筷长炉头镇”的沈家(包括后来迁居乌镇的)如此重视教育，培育英才，更不要说崇德、桐乡县城和其他大镇、大族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鉴于恢复与发展国民教育亟须增加师资，崇德、桐乡两县均先后创办了“简易师范学校”，为两县培养了数百名小学教师。

古运河孕育了桐乡灿烂辉煌的文化，滋养了勤劳聪明的桐乡儿女。近代以来，上海开辟为商埠，其经济、文化逐渐得到发展，对杭嘉湖一带的青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分析现代桐乡籍名人的经历，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其中不少人是在20世纪之初“闯上海”，此后取得了学术、事业上的成就。如茅盾(原名沈德鸿)，1916年自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即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辑工作，自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并在后来走上革命道路(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此后，他在上海创作了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及中长篇小说《虹》、《蚀》、《子夜》等(20世纪30年代初，由茅盾亲手设计，在乌镇的故居建造了书房、卧室．并在回乡时创作了中篇小说《多角关系》)，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地位。丰子恺的漫画创作始于1923年．时他执教于上虞春晖中学。两年后，他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在文学研究会主编的《文学周报》陆续发表漫画，并出版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不久，他担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此后，他在开明书店陆续出版《缘缘堂随笔》、多种漫画集及音乐艺术论著。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再如陆费逵，民国初年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徐肖冰至上海从事电影摄影工作(后赴延安)；钱君訇在上海创办万叶书店并对装帧艺术卓有研究；金仲华亦在沪从事新闻工作并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民国时及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上海的严独鹤、孔另境、孑L令杰、程乃珊等桐乡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也多有成就；徐昌酩曾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并在艺术界广有影响。还得提到曾任上海法学院教授的曹辛汉、上海同济医科大学教授程慕颐、改革开放后曾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等等。他们大多是少年时代在家乡受基础教育，成年后至外地受高等教育或通过自学，参加工作后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卓有成就。他们是桐乡人的骄傲。

桐乡人重农桑。桐乡境域，历史悠久，史前时期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进行农耕种植。石门近郊的罗家角遗址，曾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的籼稻、粳稻。全境历来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浙江省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明清《崇德(石门)县志》载“民以农业为恒业”，“尤勤农桑”。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躬耕炉头杨园村，主张“治生以稼穑为先”，“当务经济之学”。他认为：“能稼穑则可无求于人。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难，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他设塾授徒，教学之余，下地劳作；并常与附近农民交谈，了解农情，写出了被当今农学家陈恒力誉为“总结明末清初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的伟大作品之一'，②的《补农书》。而他立身端直，律己极严，勤劳俭朴，终生布衣蔬食，热心社会公益，更是后人的道德楷模。清代的严辰．也很重视、关心农业，写有《押桑谣》、《踏塘车》等诗作。更值得一提的是，柞溪沈氏家族中的沈骊英，在20世纪20年代去美国威纳尔大学研究农学。归国后立志献身农学，潜心研究水稻与小麦品种之改良。曾赴苏、皖、湘、桂、川、黔各地，试验小麦杂交育种，终获成功。日军侵华后，在战争及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她仍坚持研究。惜积劳成疾，于1941年10月7日猝发脑溢血而逝世于重庆附近的荣昌。时在重庆的邓颖超撰写了《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沈骊英女士》一文，称她是“一位埋头苦干，努力钻研，孜孜不倦，奋斗终生的最优秀的女科学家，又是一位克勤克俭，公忠爱国的女志士”。董必武、陶行知都为之作长诗表示哀挽。

据杭州市余杭区的文史资料记载，清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的杨乃武，在冤狱平反后曾驾小舟将自制的蚕种运至桐乡境内出售(茅盾在小说《春蚕》中也写到农民饲养“余杭种”)，说明桐乡境内早已普遍种桑养蚕。P10-14

时间过得真快，认识张森生先生已经三十多年了。在20世纪的整个80年代里，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不时能够得到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从而能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他是桐乡文化界的老前辈——尽管当时他的年龄也并不大，但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地非常进步的文学青年。20世纪40年代，他追求光明渴望进步，在桐乡的一个普通的师范学校里就写进步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以及诗歌。新中国成立之初，张森生先生和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充满激情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并且在其中积极贡献着自己的青春。然而1957年的那场劫难使张森生先生来到了农村．那时，无论是在田间劳动还是当民办教师，张森生先生再也无法用笔来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一个人的尊严要靠自己的人格来体现，也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理想信念。因此，张森生先生在沉寂的二十余年里。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揭发举报他人。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没有说他不好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张森生先生的社会地位被恢复，他在文艺界的影响已经不小，但是他依然很低调，受过委屈的他，对党和国家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他深知我们国家的封建历史那么长久，国土又那么广大，人口那么众多，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容易。回到教育界的他更加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他不仅满腔热情而且千方百计地去满足年轻人的知识需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这让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十分感动。

在桐乡，经历过“文革”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张森生先生的。当时，教育复兴之后就是文艺的发展，而张森生先生又是桐乡地区的文艺前辈。自然，文艺界的同仁有事都愿意和他商量，而他又是来者不拒，乐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那时。我曾在文化局、文联、县委宣传部工作，和张森生先生接触较多，常常去麻烦他。“请张森生老师参加”也成了当时我们工作上常常说的一句话。记得当时我们和教育局局长鑫权兄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之约编一本名为《可爱的桐乡》的乡土教材时，完全可以利用工作时间去做的事情而我们恰恰是花业余时间去完成的。当时张森生先生常常加班加点，查资料搞核对，逐字逐句地修改，有时我们晚上还去教育局开会。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张森生先生的心情一直是舒畅的。因为对他而言，名利早已是过眼云烟。但他勤奋不减当年。他收藏的很多图书以及经过潜心研究而书写的关于家乡的文章也日益增多。他把桐乡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写出了《(四库全书)与桐乡》、《大运河与桐乡》、《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吕留良》、《明末清初的农学家张履祥》、《林则徐与桐乡》、《南社和桐乡》、《太平天国与桐乡》等等．他力图让家乡在祖国灿烂文化中留下一些印痕；他又把苏轼、陈与义、徐霞客、洪异以及徐自华、弘一法师等文化人和历史上的桐乡联系起来，寻觅这种历史文化的当代意义。张森生先生更是努力发掘当代桐乡的文化现象，将茅盾、丰子恺、陆费逵、金仲华、钱君訇、徐肖冰等人的奇闻轶事以故乡人的视角描绘出来，令人们感动的同时又感到家乡的亲切。

我曾经专门到张森生先生的家里看过他的藏书．一间房子里都是书，又被摆放得整整齐齐，使我羡慕得不得了。他告诉我，他的工资，除了吃饭，几乎全部用来买书。听完，我顿时肃然起敬。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而现在，张森生先生的藏书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据说张森。生先生的藏书在浙江嘉兴已经很有名气，在新世纪他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嘉兴市十大藏书家之一，因此，张森生先生的文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他的藏书结合起来。我们这些在外乡工作和生活的人看到张森生先生在地方媒体上发表的有关桐乡的文史文章，自然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希望张森生先生能够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以传后人。相信他的这些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品，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仍然会为读者所欢迎。因为传下去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是作者对故乡的一种情怀。

现在，张森生先生的文史作品终于要出版与世人见面了，这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对关心家乡文化传承发展的任何一位桐乡籍人士来说是一件好事。张森生先生来信让我写几句作为这部作品的序言，几十年的友谊反而让我有些迟疑，因为给前辈的文集写序是有思想负担的。担心写不到点子上误了读者，但是在读过张森生先生的这部文史作品的全部文章后，笔者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

感想如上，是为序。

钟桂松

2010年12月3日

1947年(我虚龄16岁)至1957年的十年间，我爱读艾青及九叶派诗人的新诗，也学写新诗，先后发表于1947年至1949年4月的《桐乡民报》的“凤凰家”副刊和1957年的《桐乡文艺》。后来由于被错划为“右派”，搁笔达二十年。1979年秋，受《桐乡文艺》编辑徐春雷兄鼓励，开始搜集民间故事与童谣。198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桐乡县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常委，并兼《桐乡文史资料》编委(后任编委会副主任)，着手撰写与编校桐乡的文史资料。此后，承嘉兴及桐乡报刊的编辑垂爱，也陆续撰写有关桐乡历史及人物的稿件。

十多年前，钟桂松先生就鼓励我将单篇文章编集成册。当时我听从我的老师沈昌均先生“多写点后再出书”的劝告，按兵未动。近年来，朱汝瞳弟多次劝我编印出书。考虑到多年来许多师友常有著译赐赠，理应“报之于李”，便将二十多年来编写的文字，进行整理。对发表时误植的文字，加以订正。发表时因篇幅限制而被删节的文字，给予恢复。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文章是应不同需要而写，部分内容难免有重复；有的文章也因而内容简繁不一(如为《可爱的家乡——桐乡》而写的几篇，是适应中小学生阅读的)。各篇文章写作，做到言必有据，引文力求注明出处。如有错误之处，请指正。由于时间及材料的限制，原计划撰写的劳之辨、严独鹤等人物，尚未成篇；已写过的人物，如张履祥、吴之振、陆费逵等也还有新的角度，值得深挖。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本书均为桐乡历史人物札记，六十年前写的散文、小小说、文艺论文及1947—1957年写的新诗，近二十多年来写的有关陶行知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及教师进修的文章、政治评论、旧体诗等，概不编入。

本书于2010年3月曾内部印行，分赠亲友。此次正式出版，为了避免重复，有的文章给予合并，有的文章干脆删去。还望读者给予指正。

本书的编印出版，得到钟桂松先生的具体指导和帮助．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宁波出版社社长陆开江先生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责任编辑何小平先生精心为本书设计、加工，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宠辱不惊斋主人张森生

201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