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醒来的时候，变得“蓝”了，并不是众人老生常谈的那种忧郁，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从头到脚的蓝。“是深蓝色的。”夏奈尔说。“不，是天蓝色的。”贾斯汀说。
我唯一记得的是自己醉倒在一条小巷里，这条小巷离住所只有到幸运萨特酒吧路程的二分之一。当我在黎明前熹微而寒冷的晨光中瑟瑟发抖地醒来，扑鼻而来的是巷子里老早就有的尿臊味和老鼠屎的臭味。我发现自己赤裸裸地躺在地上，头枕着整整齐齐叠好的衣服，那双廉价的13号运动鞋，鞋尖着地地立着，鞋舌向下耷拉着，像只饥渴的腊肠犬。
我的手，我的“小弟弟”，甚至是脚底板，全部变成了深蓝色。由于冰冷的柏油路面凹凸不平，我的肩膀、屁股和大腿都略微有蓝色的印痕，像月球表面般坑洼而影影绰绰。
在昏暗的小巷中，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身体变了颜色。我先检查了裤子口袋，看看是不是被抢劫了，脑海中开始浮现出一丝另一种暴力侵犯的可能性。昨天晚上离开酒吧时身上装着的17块钱，连同梳子和夏奈尔给我画的新家地址的餐巾都没有被拿走。地址写得很诗意：顺着第三街区和第四街区之间的小巷一直往下走，看到一座一层半的粉灰色水泥墙房子突兀地立在街区中央，沿着楼梯敲开那扇门即是。
现在，夏奈尔站在我那窄小油腻的厨房里，用修长的巧克力色双手捧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来取暖。她把那些把我变蓝的人称做“行凶者”，担心他们会顺着地图找到她家，偷走她的立体音响，侵犯她，也许把她也涂成蓝色。贾斯汀觉得夏奈尔是电视里的暴力镜头看得太多了。
“看看你用的这个词‘行凶者’，你为什么不叫他们犯罪者，或者犯罪嫌疑人？你电视看得太多了，都有妄想症了。”
“这个用不着怀疑。”夏奈尔说，“可怜的桑尼被人涂成了蓝色，不是吗？”“行凶者”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软弱的人，比如自由党人，他们总是认为人类，这个该死的种族，是清白无辜的而绝非堕落犯罪的。”
说完，她把一只手放在胯上，一边微微向前倾，如平常一样，朝她姐姐挥挥食指，做出一副令人信服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理当如此。
“你有罪，或者无罪，如同一个人通体全蓝，或者不是。”她得意扬扬地说。贾斯汀也同往常一样，翻了翻眼皮，显而易见，她妹妹的结论已经是板上钉钉，不管是出于暴力还是理智的决定。
我与两个女人同居，但是每次只和其中一个一起睡觉。她们俩唯一能和我达成共识的是，我们三个人决不能睡在一张床上，那样太不正常了。一年前，我在幸运萨特酒吧认识她们，贾斯汀是那里的服务生。一天晚上，她把我带回家，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线条优美的臀部，在过于紧绷的制服下一起一伏，更让我难以自拔。所有这些感觉都让我条件反射地在第二天晚上误将她的孪生妹妹带回了家。她们认为跟喝醉的白人逗乐是件很有趣的事，而且很可能已经干过好多次了？——我愤懑地想——但是当我开口询问时，她们会说“你们懂的，咳，我们三个一起嘿咻”，然后异口同声地说一个词，拉长中间音节，提高音量，听起来好像是学校里的小女生：“变……啊啊啊……态。”然后咯咯地笑着，一直笑到我都觉得自己很受伤，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以后我还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在三个人都在的场合说过一句话。
因此，我们定了一个时间表，也就是“我们的协议”，涉及三方的关系：星期一和星期三，贾斯汀住在干洗店楼上我的小公寓里，星期二和星期四，夏奈尔来住，星期五至星期天我去她们其中的一个的住处，按周交替，我就像一个处于复杂监护下的孩子。
和她们住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她们就可以嘲笑你全身变蓝。
“你知道那个蓝色小男孩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吗？”夏奈尔问贾斯汀，她朝我眨眨眼，眼睛闪闪发光，就像7月4日庆祝独立日放的焰火从她倚着的年代久远的煤气炉向我这边射过来。一锅隔夜的汤在唯一还能用的煤气灶上热着。“他成为一名经常喝醉酒的7—Eleven便利店店员，改名为桑尼，这样人们就不会追着他让他吹号角了，而他也变得越来越蓝。”
“我听说蓝色男孩的妈妈曾经警告过他，如果他一直玩他的‘小弟弟’，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蓝，可是他不听。”贾斯汀说着，自己也笑得弯下了腰，不停地拍着大腿，动作很夸张，她的笑声在空空荡荡的公寓里回响。
“我听说他的妈妈曾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和黑人睡觉，这个蓝色可以擦掉。如果我们是三胞胎，他的皮肤会变成靛蓝色。”这对姐妹笑着抱作一团，眼泪留下了脸颊，止都止不住。
我在想办法去掉这一身的蓝。我已经洗过6次澡，希望热水的连番冲刷和用力的擦洗至少能让颜色变淡，哪怕只是变成灰色，这样意味着我还有希望最终变回原有的苍白肤色。可惜肥皂一点儿都没有让颜色变淡，水槽和厕所的擦洗粉严重地损伤了我的皮肤，而这一切又让那对姐妹忍俊不禁，大笑不已。我回到浴室。在镜子中打量那张令人厌恶的脸_甚至比至尊人格首神Krishna附身的脸还要蓝。(印度教、至尊人格首神Krishna，Krishna梵文的意思是黑色，中国佛教旧译为黑天，因为黑色能吸收光谱中的7种颜色，代表了他具有一切的吸引力，他是“毗湿奴”的最主要化身，是万源之源，是至极真理。译者注)这时我开始佯装平静地去考虑现在手头上可以做出的选择：中午要去上班，我要么赶快把这个蓝色弄掉，要么就请病假。这样的话，那个刚过法定成年年龄的小孩——鲍勃，也就是我们的经理，会炒我鱿鱼。最近，我无法忍受去招待那些不知道他们买的汽油来自哪个自助泵的白痴，或者那些兜里藏了价值20美元商品的青少年罪犯——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懒得去关心——又或者一些不起眼的小状况。比如一个人会为了昨天买到变质的牛奶而歇斯底里地大吼大叫，似乎他认定应该由那家大公司里不起眼的小职员来赔付损失，即使这与小职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决定向经理请病假好去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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