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编著的《复活》对俄国政府的官僚机构的批判和揭露也是十分尖锐的。小说中描写了许许多多荒淫无耻的俄国官僚，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举两个例子。那个举止文雅、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在监狱里残酷地虐待犯人，一边极力地讨好他的上级，每当他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他便心花怒放。作家这样写道：“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另一个大人物查尔斯基伯爵，他丰衣美食、养尊处优，而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造成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物”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掌握着亿万俄国普通人的命运。

列夫·托尔斯泰把他一生对俄国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了解集中地、总结性地表现在《复活》中。他认为俄国已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他凭他艺术家的良心和眼光把它客观如实地描绘出来，结果便产生了《复活》这部全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列宁说，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可以见到一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清醒”就表现在作品中对那个社会所做的无情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上。

正文

尽管好几十万人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糟蹋他们所聚居的这一小块土地：将石头铺满地面，铲除每一丝植被的痕迹，砍倒树木，驱走鸟兽，让空气中充满因燃烧石脑油和煤炭而产生的烟，但春天还是春天，即便是在城里。

阳光和煦，空气芬芳，在凡是没有被锄尽的地方，小草又长了出来，四处蔓延，不仅在林荫道上形成一条条窄窄的草带，而且在铺路石之间的缝隙里也探出头来。白桦、白杨和野樱桃树纷纷展开它们黏稠、芬芳的叶子，胀裂的新芽也在菩提树上冒了出来；乌鸦、麻雀和鸽子，满怀着春天来临的喜悦，正在筑巢；就连苍蝇也正沿着被阳光照暖的围墙嗡嗡欢唱。植物，鸟雀，昆虫，儿童，全都欢欢喜喜。唯独人，那些成年的男人和女人，却仍然没有停止欺骗和折磨自己跟别人。他们认为神圣和值得思考的，不是这春日的早晨，不是上帝为赐予世间万物欢乐而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这种美使心灵趋向宁静、和谐和爱，而仅仅是他们自己奴役彼此的种种发明。

正因为如此。在政府所在地的监狱办公室里，被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也不是人和众生所享受到的美和欢乐，而是一份通知。该通知是昨天到的，上面有编号和题名，指定在今天即四月的第二十八天上午九时以前，把三个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的囚犯，一男两女，送去法院（其中一个女的是要犯，须单独押解送审）。所以现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了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一个女看守，长着卷曲花白的头发，脸上一副憔悴的表情。她穿着一件袖口饰有金色花边的短上衣，腰上束着一根蓝边带子。

看守长咔嗒一声开了铁挂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涌了出来。他吆喝道：“玛丝洛娃，去法院了！”随即又关上牢门。

即使是在监狱院子里，微风也多少从田野上带来了一些新鲜清爽的空气。但在监狱走廊里，空气中却充满了伤寒病菌以及污水、腐物和焦油的臭味，不论谁一进来都会觉得难受和沮丧。女看守尽管已经闻惯了这种污浊的空气，却仍免不了有这种感觉。她刚一从外面进入走廊，就立刻觉得浑身乏力，昏昏欲睡。

牢房里传出急匆匆的收拾声、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快点儿！”看守长喝道。过了一两分钟光景，一个身材不高、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从牢房里出来，向看守长走去。她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裙子，外面套着一件灰色的长囚衣，脚上穿着亚麻长袜和一双囚鞋，头上围着一块白色方巾，下面露出几绺刻意梳在额头上的黑头发。这个女人的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坐牢的人才有的苍白，让人想起存放在地窖里的土豆上发出的芽，一双又小又肥的手和从长囚衣的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有着相同的肤色，但一对乌黑发亮的眼睛，其中一只稍微有点斜视，却和她脸上的苍白无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挺直身子，让丰满的胸部高高隆起。

她站在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直直地盯住看守长的眼睛，一副准备好接受任何命令的样子。

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满脸皱纹、表情严厉的老太婆伸出她那颗满是花白头发的脑袋来，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却还是关上了门，并用门把老太婆的脑袋推了回去。牢房里响起了一阵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微微一笑，向牢门上的小窗洞转过脸去。老太婆从里面一侧也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道：

“记住，当他们问你的时候，要不断重复同样的话，咬定了就行，千万别说任何不该说的话。”

“没关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我只希望无论如何能有个定论。”

“当然无论如何都会有个定论。”看守长摆出官架子，说了一句自以为很俏皮的俏皮话，“现在，快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走了出去，来到走廊中间。看守长走在她的前面。他们走下石梯，经过比女监更臭的闹哄哄的男监牢房，一双双眼睛从每一个牢门窗洞里盯着她们。她们走进办公室，两个士兵已经在这里等着押送她。一个坐在那里的办事员将一份散发着烟草味的文件交给其中一名士兵，说道：“带她走吧！”

这名士兵是一个来自尼兹尼·诺夫哥罗德的乡下人，长着一张红色的麻子脸。他把文件放进他的外衣翻袖里，瞥了一眼女囚犯，向他那肩膀很宽的楚瓦什①同伴挤挤眼。接着女囚犯便和这两个士兵一起走向大门，穿过监狱院子，来到用石头铺成的街道中央，往城里走去。P3－5

列夫·托尔斯泰生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年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站在俄国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边。这时，他彻底地改变了他以前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文学上，他认为自己以前所写的描写贵族阶级生活的作品，对广大农民没有用处，对自己多年以来的文学活动做出全盘的否定，甚至曾一度宣布说，他从此再也不写文学作品了。当时俄国和世界的文学界为他的这个说法感到惊讶。俄国另一位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在自己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消息，特意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恳切地要求他记住自己对文学所负的重大责任，要他千万不可以放弃写作。然而，屠格涅夫和广大的作家与读者是过分地担忧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十分执著的人，他一生都在顽强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力求教导人民，而文学又是他多年来最熟悉的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他对文学事业十分地热衷，他是绝不会轻易放弃文学的。他由于自己偏激的性格，一时之间说了过于偏激的话。而事实上，一八八。年以后，他不仅没有停止文学创作，反而接连不断地又写出许多部不朽的作品。其中最主要的一部，就是他在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共耗费10年、先后六易其稿的《复活》。

托尔斯泰把他一生对俄国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了解集中地、总结性地表现在《复活》中。他认为俄国已是一个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已经完全腐朽的社会，他凭他艺术家的良心和眼光把它客观如实地描绘出来，结果便产生了《复活》这部全世界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列宁说，在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可以见到一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这“清醒”就表现在作品中对那个社会所做的无情和彻底的揭露与批判上。

作品一开始，便展开了对沙皇俄国是非颠倒的司法制度的猛烈揭露。被告席上站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卡秋莎·玛丝洛娃，而当年诱奸她、使她最终沦为娼妓的贵族老爷聂赫留朵夫，却端坐在陪审席上，有权决定她的刑期和命运。至于那些执法者呢，请看：法庭庭长道貌岸然地在主持审判，而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他的红头发的情妇，他只希望赶快结束审判，好去和她幽会。一个法官是跟老婆吵过架以后来出庭的，他老婆宣布今天家里没有钱了，他不知道中午到哪里去吃饭，因此无心研究案情。另一个法官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胃病是否能够医得好。而负责起诉卡秋莎的检察官上了法庭才匆匆翻阅案卷，因为他头天夜晚就在卡秋莎·玛丝洛娃坐牢前所在的那家妓院里鬼混。尽管如此，在法庭上，他还是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极力要给卡秋莎判个重刑，因为由他提出控诉的案子判了重刑，便能表现出他的才能，有利于他的功名利禄。

整个的法庭审判是一场闹剧，陪审团做出的是错误的决定，而法官们明知如此，不予纠正，因为他们都希望赶快结束审判。当聂赫留朵夫向庭长询问的时候，庭长却对他说：“上诉的理由是可以找得到的。”那么这场“审判”到底是在严肃的执法还是儿戏？到底公正不公正，合理不合理？

当作品的描写转移到关押犯人的监牢时，作家在对那群被无辜判刑的劳苦大众做了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后，写道：“所有这些人被捕，监禁起来，或者流放出去，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违反了正义，或者有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他们妨害那些官僚和富人占有他们从人民手里搜刮来的财富罢了。”

《复活》对俄国政府的官僚机构的批判和揭露也是十分尖锐的。小说中描写了许许多多荒淫无耻的俄国官僚，我们可以顺手拈来，举两个例子。那个举止文雅、相貌堂堂的大人物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在道德方面最卑鄙无耻的职务，却自以为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一边在监狱里残酷地虐待犯人，一边极力地讨好他的上级，每当他得到上级赏识的时候，他便心花怒放。作家这样写道：“只有性情温柔的狗在主人拍着它，摩挲它，搔它耳背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心情。”另一个大人物查尔斯基伯爵，他丰衣美食、养尊处优，而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于俄罗斯帝国乃至全世界究竟会造成极大的好处还是极大的坏处，他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物”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国家，掌握着亿万俄国普通人的命运。

俄国的教会是为反动政府服务的，是沙皇统治人民和麻醉群众的政治工具，被称为“官办教会”。它当然也是托尔斯泰批判和揭露的对象。《复活》中特意安排了一个监狱中举行宗教仪式的情节，而且对之做出极其详尽的描绘，这个场景达到了作家预先设定的目的。读过这个章节，你就会对俄国的教会产生鄙视和厌恶。尽管仪式进行得庄严而神圣，但是作家告诉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事情正是最大的渎神行径，所有这些用基督的名义干出来的事情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他告诉读者，基督要人民过自由的生活，而这里是囚禁人民的地方，是使弱者受难的地方，在这里举行这样的仪式，其目的只在于“加强人民的愚昧和黑暗”，所以，恰恰是对基督最大的亵渎。在描写一个主持议事的神职人员时，托尔斯泰写道：“18年来，他多亏奉行了这种信仰的种种规定，才得到一笔收入，足以赡养他的家属。”原来他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所谓“拯救别人的灵魂”，才来干这个差事的。所以，作家说，在这些神职人员的心灵深处“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信仰”。由于托尔斯泰对教会做了这样的描述，在《复活》第一次出版时，这个章节被检察官删去，不许印出。而托尔斯泰本人也因为对教会采取了这样的批判和揭露的态度，一九○一年，在《复活》写出两年以后，即他73岁高龄的时候，俄国最高宗教机构宣布开除了他的教籍。

整个《复活》的故事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对当时俄国社会的种种丑恶进行揭发的过程，聂赫留朵夫为了给卡秋莎申冤，走遍了彼得堡的大大小小的衙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吃人的事情原来不是发生在森林中，而是发生在办公室里。”那个被无辜地关押在监牢中的老妇人从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到一个道理：在她的国家里，“真理已经被猪吃了”。

作品中所描述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从一个天真纯洁的姑娘到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妓女的堕落过程，就是对这个吃人的黑暗社会的极其有力的揭露。

作品中对广大俄国农民群众悲惨生活的揭露，也具有极大的批判力量。聂赫留朵夫在他的领地上所见到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比如，那个名叫玛尔法的农妇，她的丈夫因为偷砍了两株小树被关进监牢，她就只能去讨饭，还要养活一个生病的婆婆和三个孩子。他们过着猪狗一样的肮脏生活，他们的住屋眼看就要坍塌，但是又有谁来为他们着想？从这些描写中，托尔斯泰引导读者去发现问题的根本，他说：“事情十分清楚，人民的全部灾难，或者至少是人民灾难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的手里，却在那些利用土地所有权，依靠人民的劳动生活着的人们手里。”作家在这里已经把他的批判矛头指向了整个私有财产制度的核心。土地问题，是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非常着重地提出的一个社会问题，他说：“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

……

但是托尔斯泰却高人一筹，他能够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大量加入抽象的议论和推理，他把这些抽象思维形式的文字有机地融合进他的作品的形象体系中，让它们成为艺术形象的组成部分，而且不破坏作品的形象性。托尔斯泰的这一创作特点，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早有表现。《战争与和平》中那许多历史观念的表述，《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这个重要人物对于人生和命运所做的许多思考，都具有这样的特征。而《复活》则更是一部包含有大量抽象思维成分的独特的作品。

为了表现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的忏悔和转变过程，托尔斯泰写出了许多有关他个人经历和命运，以及关于他对社会的种种看法的推理性思考（比如关于是否要和柯察金公爵小姐结婚这件事，聂赫留朵夫所做的那些内心的分析和思考），这些内容从文字的性质来说是完全抽象的，但是它们又是描写聂赫留朵夫这个形象的思想、心理、环境、社会态度等不可缺少的成分。由于这些文字的交代，聂赫留朵夫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立场的转变，才显得真实可信。

又比如，为了揭露沙皇法庭反动统治的实质，展示法庭对卡秋莎案件所做审判的虚伪性，作家又详细地写出了起诉书的内容，陪审员的讨论，以及法庭审讯与辩论的过程，甚至列出验尸报告来。这些看似抽象的文字，实际上是与他对法官、法庭、犯人、陪审员……的描写一起，整个构成了一幅生动深刻反映现实的画面，达到了他对沙皇政府的司法制度进行批判揭发的目的。在《复活》中，这一类的抽象文字占了很大的篇幅，这样的写法是非常大胆的，稍一失误便会使作品枯燥无味，而托尔斯泰却运用自如，不但没有损伤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性，反而大大增强了它的批判力和说服力，形成作品的一大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