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是东汉著名异端哲学家王充的重要著作。两千年来，它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

本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该书被称为“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王充以道家的自然无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由元气、精气、和气等自然气化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其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他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

卷一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禄第三

 气寿第四

卷二

 幸偶第五

 命义第六

 无形第七

 率性第八

 吉验第九

卷三

 偶会第十

 骨相第十一

 初禀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势第十四

 奇怪第十五

卷四

 书虚第十六

 变虚第十七

卷五

 异虚第十八

 感虚第十九

卷六

 福虚第二十

 祸虚第二十一

 龙虚第二十二

 雷虚第二十三

卷七

 道虚第二十四

 语增第二十五

卷八

 儒增第二十六

 艺增第二十七

卷九

 问孔第二十八

卷十

 非韩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卷十一

 谈天第三十一

 说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卷十二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谢短第三十六

卷十三

 效力第三十七

 别通第三十八

 超奇第三十九

卷十四

 状留第四十

 寒温第四十一

 谴告第四十二

卷十五

 变动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阙)

 明雩第四十五

 顺鼓第四十六

卷十六

 乱龙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虫第四十九

 讲瑞第五十

卷十七

 指瑞第五十一

 是应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卷十八

 自然第五十四

 感类第五十五

 齐世第五十六

卷十九

 宣汉第五十七

 恢国第五十八

 验符第五十九

卷二十

 须颂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论死第六十二

卷二十一

 死伪第六十三

卷二十二

 纪妖第六十四

 订鬼第六十五

卷二十三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讳第六十八

 谰时第六十九

卷二十四

 讥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难岁第七十三

卷二十五

 诘术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义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卷二十六

 实知第七十八

 知实第七十九

卷二十七

 定贤第八十

卷二十八

 正说第八十一

 书解第八十二

卷二十九

 案书第八十三

 对作第八十四

卷三十

 自纪第八十五

命义第六

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言无命者，闻历阳之都一宿沉而为湖；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四十万众同时皆死；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如必有命，何其秦、齐同也?言有命者日：“夫天下之大。人民之众，一历阳之都，一长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当溺死，故相聚于历阳；命当压死，故相积于长平。”犹高祖初起，相工人丰、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贵而有相也。卓砾时见，往往皆然。而历阳之都男女俱没，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遭时衰微，兵革并起，不得终其寿。人命有长短，时有盛衰，衰则疾病，被灾蒙祸之验也。宋、卫、陈、郑同日并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然而俱灾，国祸陵之也。故国命胜人命，寿命胜禄命。

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于体，故寿命修短皆禀于天，骨法善恶皆见于体。命当夭折，虽禀异行，终不得长；禄当贫贱，虽有善性，终不得遂。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日：“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此言实也。实者，项羽用兵过于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国命系于众星，列宿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犹岁之有丰耗。命有衰盛，物有贵贱。一岁之中，一贵一贱；一寿之间，一衰一盛。物之贵贱，不在丰耗；人之衰盛，不在贤愚。子夏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不日“死生在天，富贵有命”者，何则?死生者，无象在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天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赢窳，赢窳则寿命短，短则蚤死。故言有命，命则性也。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日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众星，地有万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禀受其气，故巧于御。

传日：“说命有三，一日正命，二日随命，三日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日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日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日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操行善恶者，性也；祸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祸，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恶而得福，是性恶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虽不行善，未必无福；凶命之人，虽勉操行，未必无祸。孟子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恶者，祸随而至。而盗跖、庄跻横行天下，聚党数千，攻夺人物，断斩人身，无道甚矣，宜遇其祸，乃以寿终。夫如是，随命之说，安所验乎?遭命者，行善于内，遭凶于外也。若颜渊、伯牛之徒，如何遭凶?颜渊、伯牛，行善者也，当得随命，福祐随至，何故遭凶?颜渊困于学，以才自杀，伯牛空居而馥恶疾。及屈平、伍员之徒，尽忠辅上，竭王臣之节，而楚放其身，吴烹其尸。行善当得随命之福，乃触遭命之祸，何哉?言随命则无遭命，言遭命则无随命，儒者三命之说，竞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见。今言随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则富贵贫贱皆在初禀之时，不在长大之后，随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随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禀气时遭凶恶也，谓妊娠之时遭得恶也，或遭雷雨之变，长大天死。此谓三命。

亦有三性：有正，有随，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随者，随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恶物象之故也。故妊妇食兔，子生缺唇。《月令》日：“是月也，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备，必有大凶，喑聋跛盲。气遭胎伤，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时，声似豺狼，长大性恶，被祸而死。在母身时，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类是也。性命在本，故《礼》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视，非正声耳不听。及长，置以贤师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贤不肖在此时矣。受气时，母不谨慎，心妄虑邪，则子长大，狂悖不善，形体丑恶。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

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富贵贱也；禄者，盛衰兴废也。以命当富贵，遭当盛之禄，常安不危；以命当贫贱，遇当衰之禄，则祸殃乃至，常苦不乐。遭者，遭逢非常之变，若成汤囚夏台，文王厄牖里矣。以圣明之德，而有囚厄之变，可谓遭矣。变虽甚大，命善禄盛，变不为害，故称遭逢之祸。晏子所遭，可谓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颈，蹈死亡之地，当剑戟之锋，执死得生还。命善禄盛，遭逢之祸，不能害也。历阳之都，长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祸大，命善禄盛不能却也。譬犹水火相更也，水盛胜火，火盛胜水。遇其主而用也。虽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验。幸者，谓所遭触得善恶也。获罪得脱，幸也。无罪见拘，不幸也。执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天灾之祸不能伤也。偶也，谓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与主乖，退而远，不偶也。退远未久，上官录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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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6

前言

《论衡》是东汉著名异端哲学家王充的重要著作。两千年来，《论衡》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奇书。

一、王充其人与《论衡》其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中(97年左右)，是两汉时期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王充生活的东汉前期，是中国封建大一统社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代。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生产和科学有较大进步，经济和文化得到发展，曾经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专制政策所窒压的思想界也逐渐活跃，不同于官方倡导的谶纬、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开始崛起，出现了桓谭这样富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但是，西汉时期就已产生的豪门士族阶层，在东汉王朝建立后迅速膨胀，垄断特权，兼并土地，不仅与广大农民矛盾尖锐，而且也引起了庶族地主的强烈不满，酝酿着新的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力图强化意识形态的统治。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试图通过讲论五经异同，调和谶纬、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间的分歧，宣扬“天人感应”理论，达到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王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登上中国哲学舞台的。

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祖辈先后“以农桑为业”“以贾贩为事”，属于汉代没有权势的庶族地主阶层。王家祖辈有“任侠”传统，由于与有权势的豪家结怨甚深，不得不举家担载，避难南迁，最后转徙到上虞落户。这些家庭的不幸遭遇，无疑对王充的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王充自幼聪慧，六岁在家中发蒙读书，八岁入书馆学习，后因成绩优异，被送至京师洛阳的太学深造。在太学期间，王充由于“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养成了“好博览而不守章句”的学风(见范晔《后汉书·王充传》)。太学毕业后，王充做过几次县、郡、州的小官；由于性格刚直，做事认真，往往与上司柢牾，干不了多久即被迫去职。最后，王充干脆远离仕途，闭门著述，以致晚年在友人推荐下朝廷派车接他做官，他也称病不行。这种“涉世落魄”“为人所陷”“贬黜抑屈”“废退穷居”的坎坷人生，使王充亲眼看到豪门士族控制下东汉政治的腐朽，能够与下层民众接触，多少反映出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被压抑、被屈辱的“卑贱者”的反抗意识。他明白地把“贱室”与“贵家”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无阀阅，所能不能任剧，故陋于选举，佚于朝廷”，而后者则“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程材》)，因此，“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处尊居显未必贤，位卑在下未必愚”(《逢遇》)。对于东汉统治者利用谶纬、今文经学所宣扬的“天人感应”理论，王充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些都是愚惑民众的虚妄之言，应本着“实事疾妄”的精神加以批判(《对作》)。可以说，王充的全部理论活动都贯注着这一“疾虚妄”的批判精神。

王充一生著述甚丰。据其自叙，他先后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书。这些书都是批判性极强的哲学著作。他曾谈到这些书的写作动因，说：“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其中，《论衡》是王充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一言以蔽之日“疾虚妄”。他之所以把这部书名为《论衡》，就是决心确立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实事求是的理性法庭，达到“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改变那种“华文不见息”“实事不见用”“虚妄之言胜真美”的状况(《对作》)。

在王充的这些著述中，《讥俗》《政务》《养性》已经失传，唯《论衡》流传至今。据范哗《后汉书·王充传》记载：“《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今本《论衡》除《招致》一篇有录无文外，实存八十四篇。可见今本《论衡》与范晔所见《论衡》并无多大差别。一些研究者认为，现存《论衡》中保存了王充其他佚著的主要内容。在《意林》《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存有《论衡》的一些佚文，说明《论衡》在漫长历史岁月的流传中还是有所散佚。

由于《论衡》一书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受重视，仅流传于江东一带。东汉末，蔡邕到东吴，发现《论衡》，带回了中原，但他只不过将《论衡》作为“谈助”。后来，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论衡》，获益甚大，遂引起中原人士的重视，使之得以广泛流传。东汉以降，历代学者对《论衡》有誉之者，亦有毁之者。葛洪《抱朴子》称“为冠伦大才”，熊伯龙《无何集》说：“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刘熙载《艺概》认为它“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有时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但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却指责它“其文猥冗荧沓，世所共轻”，赵坦《宝甓斋札记》甚至断论它“立说乖戾，不足道”。至近代，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的方法评价《论衡》，对其学术价值作了较公允的评判。如章太炎说：“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检论·学变》)胡适说：“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说：“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天寿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至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禄》)这样，王充就由绝对的偶然论转到绝对的必然论，陷入了带有神秘主义倾向的自然命定论。他认为，人之所以有贵贱贫富之别，是由于禀受的元气不同；而禀气之不同，在于天上星辰施布的精气不一样。“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资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王充把人归结为自然之物，把历史运动归结为自然之道，否定了超自然的天命神权，但同时也否认了人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动作用，而堕入了自然定命论，在“命”的面前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

矛盾之二：历史运动的发展与循环。王充一方面重视物质生活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状况的发展而不断进化；另一方面又从元气论出发，认为人与物都是由永恒不变的元气构成的。因此历史运动从本质上看只是“百代同道”的循环。他说：“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齐世》)这种“天不变易”“百代同道”的思想，与他的历史进化观相矛盾，没有脱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窠臼。

王充哲学的这些理论矛盾，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时代条件的如实反映。

研读《论衡》，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王充坚持“疾虚妄”的旗帜，敢于“违诡于俗”“考论虚实”的严肃批判精神，从中吸取到思想营养；另一方面，从王充自陷于矛盾的理论思维教训中，可以得到深刻的启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的理解。《论衡》一书，将永远保持着它不朽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光辉。岳麓书社将此书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出版，所据底本是《四部丛刊》所用之明通津草堂本，陈蒲清先生点校时，又据几种通行本予以订正，凡误、衍处施加()，订正及补充处施加[]。相信《论衡》一书将会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所喜爱，故我亦乐为此序。

一九九一年四月于珞珈山麓

编辑附记：这篇前言，是萧菱文先生1991年特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本《论衡》所写的导读前言，多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欢。如今萧先生已逝世多年，当我们再读此文，仍感颇受启迪，现将原《前言》全文照刊，以飨读者，亦作为对萧先生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