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医疗永远是民生大事。御医工作从属于古代国家医疗建制,自有章法可循;宫廷医务诚然涉及皇室私生活,但凭借丰富的医学文物佐证,自有线索可查;宫廷医学也非“禁中绝学”,其脉络清晰,递传有序,许多内容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相融。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编著的这本《皇宫医疗那些事儿》面向对中国传统医学感兴趣,关心健康养生话题,同时爱好宫廷历史与文化的读者,基于杂志“太医”专题而进一步策划,增补、遴选曾刊于《紫禁城》杂志的相关文章。篇章安排注重情节性与阅读的节奏感,术业专攻不同的作者所论各有侧重,学术性与可读性兼有,不少故宫所藏的珍贵医药文物图片为首次刊出,亦颇具史料价值。
紫禁城杂志编辑部编著的《皇宫医疗那些事儿》一书以《紫禁城》杂志“太医”专题为基础成书,聚合医疗史、宫廷历史、中医药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四个章节,集中介绍了紫禁城中的皇家医疗及古代中国的医药事务,内容涵盖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疫病防控举措、药方与药具、御药及养生美容、太医的职责与命运等。
面对大疫,朝廷和地方官府采取措施开展救疗,这在今日看来,实乃理所当然,然而在传统社会,这样的救疗虽非绝无仅有的个案,但显然并非常态。在这次事件中,尽管瘟疫波及全国大部地区,且南方的疫情明显较京城为重,但朝廷的关注却仅限于京师,并未对地方的防疫做出什么裁示。应该说,当时的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否对瘟疫做出应对,并无必然性,而要视政局和当事领导者的素养和关注点而定。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社会,国家基本缺乏有关瘟疫救疗的制度性规定,既没有专门的人员、机构负责此事,也缺乏相应的经费支持。
当然,这不是说中国传统时期国家完全没有相关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实际上,早在先秦时代,国家就设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并提供医疗服务。秦汉时期,国家设有最高医学长官“太医令”。隋唐时期,则出现了集行政管理、医学教育和医疗服务等职能为一体的医药机构“太医署”,并在各地设立医学。
而至宋代,国家医疗卫生机构更臻极盛,设有翰林院医管局,行使医政管理和医疗服务功能,并设立太医局,专门负责医学教育,中央和地方还设有惠民药局等救疗机构。宋以后,国家医疗机构的职能又重归于一,并改称“太医院”。明清时期,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进取心有所退缩,但太医院的设置一仍其旧,地方医学和惠民药局至少在名义上也仍然保持。可见,从隋唐开始,国家就设有“太医院”之类的中央医疗卫生机构,并在地方也设立了医学这一以教育职能为主的机构,从宋代开始,还出现了具有日常治疗和救济功能的惠民药局。
表面上看,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颇为完善,但实际上,尽管不同的时代国家对医疗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同,但整体上,这些机构服务的对象基本都是宫廷和官员,而地方医学,由于职位很少,且品级寒微,能为地方官府提供服务已属不易,更遑论服务社会了。即使是惠民药局,由于数量有限,经费投入不足,实际上惠及民间的服务也极为有限,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基本已名存实亡。像“太医院”,除了国家医政管理,其医学教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社会,接受教育者出路基本都不是流向社会,而是入职太医院,而医疗服务的对象除了宫廷人员外,有时也受皇帝派遣为某些官员和军队提供一定的服务,此外,偶尔也会在灾异之年受命为病疫民众提供救疗。比如康熙十九年(1860年)六月,饥民大量滞留京城,圣祖除命粥厂施粥外,还“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但这并不常见,而且仅局限于京师。
因此,可以说,传统时期的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只是一个宫廷内的机构。基本与民间社会无关。实际上,当时国家对民间社会的医疗问题,也基本是放任不管的,对于医生的执业门槛、行业规范和医疗资源的配置等等,均未做出制度上的规定,当时民间社会的医疗,基本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运作和调节。
国家缺乏对社会医疗卫生事务的介入和管理,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西方,在近代之前情形也大抵如此。只不过,自十八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步建立,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的改观。而在东亚世界,一个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日渐加深,也开始对此有所了解。最早开始学习西方近代卫生机制的是明治时期的日本,1871年,医学世家出身的长与专斋作为岩仓具视使节团成员之一赴欧美考察,在考察过程中,英美特别是德国的卫生制度引起了他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认识到“负责国民一般健康保护”这一全新的事业的重要性,遂回国开始着手创立日本的卫生行政制度。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卫生行政机构,致力于创建面向社会的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和卫生防疫等方面机构和设施,并对其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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