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部队

在整个一战过程中，持续的技术革新最终于1918年打破了西线的地域僵局，恢复了战场上的调兵遣将。现代战争的关键发明是间接交锋技术的形成——利用炮火攻击并破坏不在视野之内的敌人阵地。这种革新使大炮——一战的主要武器——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外支援步兵，同时压制敌人的炮火。但这些日趋复杂的进攻战术不断遭遇日趋复杂的防御战术，导致持续的僵局。1918年的观念性突破涉及迅速插入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同时孤立敌人的优势所在。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通过炮火和部队调动打乱敌人的防御计划。到1918年夏末，西线所有四个主要作战方都采取了这种战术。但当英国于8月8日在这一平衡式中加入坦克时，他们的部队便以摧枯拉朽之势大获全胜，鲁登道夫称英国的这一胜利是德国军队在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

随着1919年来之不易的和平的出现，两个大陆的军队都开始在一种不安定的气氛中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对德国来说，失败的原因不是国家战略存在缺陷，而是“暗箭伤人”的传说，这一传说在由魏玛共和国所倡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假情报运动中得到了官方和非官方的支持。这一运动认为，在1918年11月以前的战场上，德国军队坚不可摧，战无不胜，直到犹太人和共产党或希特勒所说的“11月罪恶”将国家带上了末路。据说，由于军队后方和大后方爆发的革命不再为前线提供必需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从而导致了失败。德国军官渐渐相信，纳粹政党将保证后方的无条件支持，想来这是上次大战中前线战士所缺少的。

但在普通的德国市民和官员接受这些歪曲的军事历史的同时，德国陆军则在实事求是地检查1918年战场的革命特性，从而为欧洲埋下了巨大的危险。两种因素有助于这种分析。首先是胜利国要求魏玛共和国将其军队总数减少到10万人，其中军官人数不超过5000人。第二种因素是任命汉斯·冯·泽克特将军监管裁军事宜。在缩减军官人数时，泽克特从参谋部中挑出最佳人选组成新的领导层，毫不理会其他候选人，如战争英雄和贵族。其结果是强调了对包括军事历史在内的军事专业的认真学习，强调了不同级别的指挥官之间的谦虚交流，从而保证新的军官队伍不会再犯上次大战的错误。参谋部军官一直是形成1917年和1918年革命性战术思想的中心环节，新的德国军官队伍以一种1914年以前所没有的方式接受了参谋部的价值观。因此，至1939年，在充分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德国人已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效战术和行动思想。

军事史上的一个极大奥秘是，军事组织通过研究前次战争来做准备，而那正是他们发挥不佳的原因所在。事实上，泽克特成立了不少于57个不同的委员会来研究那次战争。正如他所强调的，“绝对有必要趁战场印象仍然鲜活、大多数有经验的军官仍然处在领导岗位时，使战争经验广为人知，并总结这些经验。”1923年，那些委员会出版了第一版《领导层与联合兵种作战》。1933年的版本——《兵团指挥官》，由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和路德维希·贝克将军（他不久成为陆军司令和参谋长）所著，该书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提供了教诲。一个军事组织的“学说”详细说明了决定着该组织如何作战的思想框架。到1933年，德国人提出了一种有关联合兵种的军事学说，它充分考虑到了上次战争的经验教训。

德国人对待战争的最基本态度是，在战场上，领导层的上上下下都要拒绝等级观念。《兵团指挥官》毫不含糊地说道：“战争局势变幻无穷。他们时常发生突变，而只有极个别变化是从一开始便能清楚地加以辨别的。难以预料的因素经常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敌方的意愿与我方的意愿截然对立。摩擦与错误司空见惯。”德国人对联合兵种的新态度强调出其不意、准确判断、迅速敏捷和利用敌人的暂时弱点。

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军官远在得到第一批坦克之前，便已了解了机动战、装甲战争的各项原则。弗里奇和贝克是坦克部队的关键缔造者。1935年，贝克领导一个参谋部研究如何使用一个坦克师，到第二年，这个参谋部则在检验一支坦克部队的潜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月里，尽管德国人从英国装甲实验中获益良多，但坦克的革新者们强调，坦克部队所必须拥有的不只是装甲，它们必须是由摩托化步兵、炮兵、工程兵和信号部队构成的完整部队。更重要的是，如果想迅速利用敌人的弱点，装甲师就必须在一支联合兵种队伍之中行动。因此，由于仅仅扩大了德国赖以作战的基本原则，新型坦克师代表着一种进化的发展，而非革命性发展。坦克部队仍牢牢处于陆军的整体战术框架之中。

然而，大量德国陆军仍然是步兵，这与1918年并无差别。这种保守主义的做法有几个源头。首先，领导层不能冒险将自己全部的有限资源都投入一种新的、未经检验的战争形式中。德国既没有工业基础，也没有原油储备来使仅仅一小部分陆军机动化，更别说机械化了。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末，重整军备的宏大计划几乎使国家濒临破产，迫使希特勒在1939年袭击波兰，冒险发起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无论技术和装备的混合多么不彻底，德国国防军还是带着一种现代理念参加了1939年的战争，这一理念使国防军的军官们有了准备，要打一场调兵遣将、权力下放、开拓利用之战。

表面上，英国军队几乎毫无现代化可言，因为为下一次战争而建立地面部队在政治和工业方面都存在不少障碍。首先，政客和选民都一心一意地反对为了在欧洲大陆进行作战而训练一支军队的主张。一股反战的文学浪潮强化了公众因一战所带来的牺牲而引起的痛苦幻灭。结果，直到1939年2月，英国政府一直拒绝让军队发挥除巡视英国殖民地以外的任何作用。就连巴兹尔·利德尔·哈特这样的军事改革家也一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战略政策，因而很难看出，在一种把主要精力放在保护殖民地上的防御政策下，经过改革的坦克部队有何用武之地。

P18-20

前言

第一章 灾难的源起

第二章 军事行动中的革命（1919—1939年）

第三章 德国的阴谋（1939—1940年）

第四章 德国的胜利（1940年）

第五章 地中海与巴尔干半岛的佯攻（1940—1941年）

第六章 巴巴罗萨（1941年）

第七章 亚太战争的起源（1919—1941年）

第八章 日本的征服之战（1941—1942年）

第九章 亚太战争（1942—1944年）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1939—1943年）

第十一章 德国生死攸关的一年（1942年）

第十二章 联合轰炸机攻势（1941—1945年）

第十三章 日本海军力量的毁灭（1943—1944年）

第十四章 杀戮时刻（1943—1944年）

第十五章 进军法国（1944年）

第十六章 欧洲战场的终结（1944—1945年）

第十七章 日本帝国的毁灭（1944—1945年）

第十八章 太平洋战争的终结（1945年）

第十九章 战争中的人民（1937—1945年）

第二十章 战争的后果

结语：回顾

附录一：军事组织

附录二：战争的实施

附录三：武器

附录四：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

参考书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它不但继续了一战对士兵的杀戮，而且将屠刀直指无辜的平民，其规模自三个世纪以前的“三十年战争”以来，在欧洲闻所未闻。在东线，二战的可怕之处远远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斗。有时，德国国防军与苏联红军之间的殊死搏斗似乎永无止境。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到1944年5月初的克里米亚半岛战役，投入成千上万士兵的军事行动日以继夜地持续着。随后，经过不到一个半月的停火，在1944年6月底，苏联军队袭击了德国军队，东部战场的激烈战斗片刻未停，直到希特勒政权垮台。1944年6月以后，西线爆发了一场类似的战争。在进攻日，英美联军在诺曼底海岸发起水陆两栖攻击，开始了在欧洲北部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才告结束。

世界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激战，又因民族主义的种族思想而加剧，因千百年来构成战争特征的对荣耀、贪欲、恐惧和复仇的渴望而加剧。纳粹德国信奉的世界观建立在一种“生物学”的世界革命的基础上——直至1945年5月初于柏林的“元首地堡”自杀为止，阿道夫·希特勒一直鬼迷心窍地追求这种革命。纳粹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和其他“次等种族”，奴役波兰人、俄国人和其他斯拉夫人，复兴雅利安人——即德国人——的世界统治者的恰当地位。到战争结束时，纳粹已杀害和处死了至少120万名非德国平民和囚徒。

在亚洲，随着日本在1937年夏季全面侵入中国，日本开始了一场烧杀掳掠的战争，其残酷程度自13世纪初蒙古人侵之后闻所未闻。当日本人对中国士兵和百姓使用细菌武器和毒气时，他们又给屠杀增添了一项新内容。

面对轴心国力量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大举侵略活动，其他国家又以暴还暴，以牙还牙。到战争结束时，惨遭对阵双方杀害的平民百姓的人数以二比一的比例超过了死于战场的人数。西方因德国人十恶不赦的罪行而对他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进行的惩罚，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部队所发起的“联合轰炸机攻势”为顶点。四年的狂轰滥炸，继之以地面入侵，差不多毁坏了中部欧洲除布拉格和维也纳之外的所有城市。德累斯顿、汉堡、华沙、柏林和科隆，像其他城市一样，变成了一堆瓦砾。带有种族气息的复仇心态也许促使美国做出决定，用燃烧弹轰炸东京，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_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使这些城市变成一片废墟。然而，尽管如今大多数60岁以下的自由民主党人都对这些轰炸战役深恶痛绝，但在欧洲的“联合轰炸机攻势”和对日本的轰炸，不仅反映了西方的一种道德信仰，而且反映出这样一种深信不疑的看法：这种空中打击可以终止一场对士兵和平民来说都变得日益恐怖的战争。

归根结底，除了拿起武器战斗，否则是不可能战胜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国、英国、苏联和它们的盟国不得不于全球各地的空，中、陆地和海上与对手展开较量。仅凭道德的正义感是打不了胜仗的。邪恶的动机不一定是自身破坏的起因。一旦介入，战场上就只剩下必须要赢或输的战争。因为轴心国的行动和战术技能（这些技能又因疯狂的民族主义和思想信仰而在战场上得到强化），以及警察国家的控制，赢得这场“正义的战争”被证明是一件令人灰心丧气的事情。

进行二战不仅需要动员和装备大量军队，还需要将这些部队部署到遥远的地方——对美国来说，要跨越两个辽阔的海洋。它还需要在三个方面创建军事力量：在陆地和海洋的上空；在整个大陆板块；在海面和海底。德国凭借1940年5月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闪电战，率先走上联合军种作战的道路。但同盟国适应了这种作战方式，并形成了最终证明优于德国的自己的空地作战部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盟国的两栖部队——融空中、陆地和海上部队于一体的部队——使在非洲、意大利和法国的登陆行动成为可能。太平洋地区的空中—海上—海底—两栖海上战役宣告了日本的末日。

后勤优势是同盟国获胜的关键，美国“民主武库”的角色带来了迥然的不同。美国不仅承担了太平洋海战的大部分责任，随着战争的进展，还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在欧洲的作战任务，而且美国的“租借”计划也对其盟国的军事行动和它们战时经济的运转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与此相反，德国和日本显然受到它们最初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误导，没有动员它们自身的经济力量，直到1942—1943年它们大势已去。它们竭力与同盟国抗衡，不久便招致盟国空中和海上部队对其经济体系的打击。

尽管同盟国的经济力量为它们的最终胜利加重了砝码，加强并加速了1943—1945年的军事行动势头，但事实证明，物质优势本身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冲突泊勺加剧，有关对手的能力和意图的情报对交战国来说日益，重要。在情报大战中，同盟国力量胜券在握。对英国皇家空军力量完全错误的估计，使纳粹德国空军丧失了它仅有的一点实现它在不列颠战役中的目标的机会。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在计划入侵苏联的过程中，德国对苏联承受失败的能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结果是，尽管德国在“巴巴罗萨计划”的初始阶段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莫斯科前线却出现了灾难性的僵持。紧接着这次失败，希特勒又决定对美国宣战——这是基于对美国同时与两个敌手交战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完全误解而导致的战略失误。随着战争的持续，同盟国渐渐在情报方面超出了对手。凭借通过破译德国和日本的电码而获得的情报，英美指挥官得以使战争按照有利于自己的一面发展，组织声东击西的行动。俄国利用秘密特工和信息情报取得了同样的结果。  尽管在联合军种、后勤和情报方面具有优势，同盟国仍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使胜利者和战败者同样精疲力竭的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斗中，一个城镇一个城镇、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摧毁敌人。在这场斗争中，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最大优势在于，它们有能力制定出平衡结果与手段的战略决策。在开始时，同盟国制定战略决策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对手强几分。也许最初的失利为同盟国提供了其所需的振聋发聩的经验教训，随着战争的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相反，德国从未动摇过自己在制定计划方面具有优势的信心——事实证明，这种狂妄自大是致命的。

在本书中，我们关注的始终是那些从事战争的军事组织对各种行动的指挥。我们没有忽视驱动战争的战略和政治决策，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军事效果问题。我们试图解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场表现；面对非同寻常的困难，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做出的决策；导致战斗和战役结果的潜在因素；相距数百公里或数千公里分别进行的战斗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书写了一本检验战略与行动的交互影响的二战史。我们试图解释军事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导致了不同的战斗结果。我们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由于能够接触到作战双方的文献和记录，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于当局者的方式去了解各种事件所展现的本来面目。在所有的例子中，我们都试图以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在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时理当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对他们的决策做出判断。

我们还相信，处于不同领导层的个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理查德·温特斯中尉（他以一个班大小的部队俘获了一个德军炮兵连及其在犹他海滩后的保护连），到德军装甲部队指挥官埃尔温·隆美尔和汉斯·冯·卢克（他们用三周多一点的时间便摧毁了法国军队），再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使一群高级指挥官一致聚焦于打败德国国防军），人人都在事件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试图鉴别并讨论那些制定了扭转战争趋势的决策人。尽管我们写的不是一部凡夫俗子的战争史，但我们并没有忽视军队中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承担着执行那些决策的可怕重任。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在战争的全面分析中吸收了最近30年中可以获得的专家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初期“情报人员”的披露及其行动意义直到最近才与同盟国其他制胜因素取得了同等地位。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档案的部分公开改变了西方对东线战争的了解——很久以来，这一历史事件一直是从德国人的角度进行阐释的。作为从自身最诚实的军事经历中受益的老兵，我们相信，我们所写的三战史公正地评判了那次战争的复杂性和意义。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威廉森·默里

阿伦·R·米利特

在《二战始末（美国观点）》中，威廉森·默里、阿伦·米利特关注的始终是那些从事战争的军事组织对各种行动的指挥。没有忽视驱动战争的战略和政治决策，但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军事效果问题。试图解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战场表现；面对非同寻常的困难，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们做出的决策；导致战斗和战役结果的潜在因素；相距数百公里或数千公里分别进行的战斗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解释军事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以及这些决策如何导致了不同的战斗结果。以一种不同于当局者的方式去了解各种事件所展现的本来面目。在所有的例子中，本书都试图以军事领导人和政治家在他们必须采取行动时理当了解的情况为基础，对他们的决策做出判断。

威廉森·默里、阿伦·米利特编著的《二战始末（美国观点）》真实地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从酝酿、爆发直至结束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但以宏阔的视角描述了发生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完整故事，而且展现了战略、战术在整个战争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揭示了隐含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的偶然中的必然。作者将宏观的战争场面与丰富细腻的细节描写有机结合，既表现了战争的壮观惨烈，也展示了麦克阿瑟、马歇尔、隆美尔等世界著名军事将领们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对于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