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20日，从巴黎驶回美国的列车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开动，21岁的夏伊勒却收到了一封改变他一生的信。世纪初的美国喧嚣、吵闹、贪婪、腐败，而巴黎，则是灯红酒绿的世界梦幻之都。这时的欧洲民主还未衰落，专制尚未兴起，正享受着战争前难得的和平。《世纪初生》这里有伟大的画作，精美的歌剧，绝伦的美食，诱惑的红灯区；还有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伊莎朵拉·邓肯，詹姆斯·乔伊斯，刘易斯，米莱五花八门的名人轶事……和威廉·夏伊勒独一无二的故事。

《世纪初生》是威廉·夏伊勒三卷本回忆录的第一卷，另两卷是《噩梦年代：1930—1940》《旅人迟归：1945—1988》。

夏伊勒出生于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为了逃离那里的保守氛围，夏伊勒来到欧洲，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夏伊勒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夏伊勒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莎朵拉·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有时自己也置身其中。对于大洋彼岸的故事——芝加哥的地下之王、“猴子审判”、风靡全美的“肖托夸集会”、哈定时代的丑闻等等，夏伊勒也娓娓道来。一幅欧美大陆世纪初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前言

第一篇 从大街到左岸：1925

 第一章 逃离美国

 第二章 巴黎的好运

第二篇 芝加哥：1904—1913

 第三章 我的祖先从德国来

 第四章 芝加哥的忧与喜

 第五章 父亲的早逝

第三篇 在爱荷华州的成长：1913-1925

 第六章 锡达拉皮兹

 第七章 肖托夸的风潮

 第八章 寇伊大学

 第九章 初涉报业

 第十章 寇伊的校友

第四篇 巴黎岁月：1925-1927

 第十一章 报社诸君

 第十二章 探索巴黎

 第十三章 成为记者的夏天

 第十四章 友人何往

 第十五章 名媛芳踪

第五篇 驻外记者：1927-1930

 第十六章 林德伯格的飞行

 第十七章 驻外记者在伦敦

第六篇 巡游生涯：1928—1930

 第十八章 列国游

 第十九章 世纪之交的维也纳

 第二十章 故乡的大萧条

那一年秋冬季节，另一个更伟大的文学偶像住到了右岸的星形广场附近。我没去见他，有一天夜里，他不请自来。那天快半夜，他摇摇晃晃地走进编辑部，径自坐在了编辑桌边，那儿刚巧空着。这人已经醉到了家，眼光迷离地望着我们，大声喊：“小伙子们，过来！咱们赶紧把这该死的报纸出了！”

我小声问瑟伯：“这人是谁？”

瑟伯对我大声说：“他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这时菲茨杰拉德充满敌意地看着我，问：“从来没听说，呃？你还太年轻，呃，所以没听说过。”他像箭牌衬衫广告上的年轻模特，长得轮廓分明，只是鼻子瘦削，向前突出的尖下巴使他的薄嘴唇陷了进去。我意外他并没有传说中那么英俊。他的头发中分，更加重了他的学生气质，让你想起那种穿着貉皮大衣来看球赛、怀里拥着傲慢的漂亮女友的傲慢大学生。

我说：“我当然听说过您。而且，我也读过您的书。我觉得您真是棒极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时刚刚出版，瑟伯把他的书借给我，我觉得这本书是新作家里写得最美的。当然，自我在大学里读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人间天堂》，就认为他很了不起，而且他比别人更能代表禁酒时代的一代反叛青年。菲茨杰拉德说：“好吧，谢谢。现在，是不是拿点破稿子来，我们把这破报纸出了？”

瑟伯说：“是，先生。”

那一晚的编辑很不顺手。菲茨杰拉德坐在那儿不走，所以当班编辑拉格纳回来时，他挤了个地方坐，悄声吩咐手下，把我们的稿子塞进他的大衣口袋，不然菲茨杰拉德会把它们一一撕掉。这位不请自来的大编审除了审稿，又添乱地大声唱起来，还让我们跟着他一起唱。

把菲茨杰拉德送回家比编报纸还要难。酒精使他变得好斗。夜班编辑口袋里揣着编辑好的稿子悄悄溜了出去，下楼去印刷厂。我们终于将菲茨杰拉德拉出座位，半拖半抬地把他弄下楼。他见楼对面有个酒吧，就直奔过去，还让我们两三个人跟着他。我们一路上进了五六个酒吧，他终于醉得不醒人事。乔拉斯说：“咱们叫个出租车，把他送回家。”虽然乔拉斯长得高大魁

梧，我、瑟伯、保罗也不瘦弱，可和今晚的其他事情一样，要完成这件事一点儿都不容易。斯科特听说回家坚决不干。可是在下一家酒吧，他完全烂醉如泥，我们推搡着把他塞进了一辆出租车，在他挣扎时我们几乎把他坐在了屁股下面。这样才把他送回了星形广场附近蒂尔西特街的家。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这座公寓楼外有一道铁丝栅栏，楼上有个女人在

喊：“斯科特你浑蛋，你又喝醉了！”

“塞尔达，亲爱的……你……你……错了……全……错了……我……没醉，亲爱的……真的……我就像北极熊……一样……”他大声喊，尽量发音清楚。  那么，这就是有名的塞尔达了，斯科特美丽的妻子，反叛一代的皇后。她是一位活泼的、具有破坏性的伴侣，是菲茨杰拉德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神话在两战之间发酵，不管日子好坏，都被越传越神。

也许只做体育报道是不够的。5月，在报道网球赛事的中途，命运之轮转动，改变我人生的是我几个星期前才知道的一位年轻的美国飞行员。5月21日晚，我报道查尔斯·林德伯格从纽约驾驶跨大西洋的飞机直达巴黎，这是激发全世界想象力的创举。这位美国飞行员成了世界英雄，显然也是实至名归。这是我报道过的最大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实际上，这也是当年欧美最大的新闻。保守的《纽约时报》三次在首版用三行的通栏大标题反复报道——这通常是宣战或停战这类报道才有的待遇，还将所有的首版以及接下来的四页都用于报道此事，尽管那天是周日，《纽约时报》和所有的晨报一样需要一早发行、提早印刷，而此事刚刚发生于纽约时间的周六下午4点半。

尽管那时候飞行器和汽车都有了八年的发展历程，到1927年，似乎还是没有哪架飞机能够从纽约直达巴黎。雷内·方克机长是法国伟大的战争王牌（曾在一战中击落75架德国飞机），在那年之前，1926年9月21日曾试验过驾驶埃格·西科斯基①设计的大型三引擎飞机，但是他那负重的飞行器在长岛罗斯福机场起飞时坠落，导致四名机务人员中的两人身亡。而这一灾难事故并没有击退方克和其他人，他们在1927年早春决心再试上一试。3月初，我们收到纽约发来的快报，称这看着像是四方竞赛：指挥官理查德·E·伯德的美国福克号三引擎飞机少校诺尔·戴维斯的美国退伍军团号三引擎复翼飞机雷内·方克新的“西科斯基号”还有查尔斯·莱文的一架“莱特·贝兰卡”——他是个怪异的商人，跟他的两个飞行员克拉伦斯·钱伯林和伯特·阿科斯塔长期不和。报告还简要介绍了一匹潜在的“黑马”，此人名不见经传，是“圣路易斯的一名邮政飞行员，名叫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在圣地亚哥一家鲜为人知的小型赖安航空公司，与众不同的是他计划单独飞行。

航空学专家和媒体都不看好这匹黑马。他们认定独自一人是无法飞过大西洋的。从体能上说，人是不能持续36至40小时保持清醒或足够警觉、时刻注意操纵飞机和导航设备的。其他所有飞机都有两到四名机务人员。多数教授都认为林德伯格的独自飞行计划太莽撞了，甚至是“疯了”。常给冒险事业下赌注的伦敦劳埃德公司都拒绝给他下注。在他的竞争者驾驶更大、更牢固、引擎更强的飞机在试验的最后一刻都不幸机毁人亡的情况下，他的前途就更加渺茫了。

P201－P203

我才发现，写回忆是件奇怪而微妙的事。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由于时间久远和主观的想象，记忆变得模糊零散，你的回忆与其实说是纪实，更像是故事。威廉·艾伦·怀特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回忆录的前言中提醒读者：“虽然我苦心研究，仔细查证，这部自传不可避免的是本人的虚构。”他说，读者不应当“把真实与故事混淆，因为真实只有上帝知道”。怀特认为，他只是想“写下自己信以为真的一些事情”。

我写这部对生活和时代的回忆录时，想做的也仅止于此。我积累了相当大量的私人文件，做了多年研究。有些笔记在战争和旅行中遗失，因为驻外记者就像游牧民族东奔西走，他的全部所有是一只皮箱。诗人、思想家和回忆录作家之间的争执不休令我感到不安和自卑。他们的才华和造诣是我不可企及的。蒙田认为，人类根本就无法获得真相，因为他们“屈从于习俗、成见、个人利益和狂热……自以为掌握了知识——这种幻觉把人类一误再误”。

伊莎朵拉·邓肯的一生可谓丰富、充满了悲剧性。她在巴黎写回忆录时，常常对我说起自己的回忆，她问：“我们怎么可能如实地写出自己？我们自己甚至都不明白什么是真实。”埃米莉·迪金森相信“真相如此稀少，说出来令人喜悦。”喜悦，是的，但并不容易。

真相是什么？桑塔亚那说：“真相是一个梦，只是该梦确有其事。”安德烈·马尔罗在写回忆录（被他称为“遗忘录”）时认为，“一个人的真相首先是他所隐藏的一切”。但是，他把一个人隐藏的和他忘记的区别开，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司汤达写了一本又一本自传，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但是，寻求真相却让他更加迷惑。他最后问：“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接着又承认：“实际上，我对此一无所知。”

写回忆录还有其他的困扰。这些困扰产生于过去和时间。福克纳说：“过去绝没有死去，甚至也没有过去。”你不可能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对它不加以改变。突然问，想象介入其中，最后想象与记忆混在一起，难以区分。或者说是难以剔除时间的影响。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在相对论、物理和数学上，时间的概念如此重大，他认为时间难以剔除。他说：“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开，只是一种妄想，而且是痴心妄想。”

卢梭的《忏悔录》也许是自传作品中最伟大、最富自我解剖精神的了。他一开始以为写作回忆录只是作一幅自画像而已。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做写作的；隹备，做笔记、查阅记录、信件和其他资料。最后，他放弃了最初的观点，不只是因为这样太过静态，也因为这样写出的东西会变成自己晚年对一生的盖棺定论。时光是会捉弄人的。所以他一改初衷，决定记述“平生所遇、所做、所想、所感……我能够写下自己的所感，我能保证这一点是真实的”。  但是他在自欺欺人。像一切写下自己生平的人一样，他在写作的时候，做了改变。法语版《忏悔录》的主编马塞尔·雷蒙说：“他本人并未察觉，他呈现给我们的灵魂历程，已经变形成为他灵魂的传奇或神话。”

我对于人生的一两点看法，可以作为这些回忆录的背景：

庸庸碌碌的琐事占据了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构成了挫败、成功、悲伤和瞬间的幸福。在这碌碌的人生中我偶尔会停下，去思考人类是多么卑微、渺小。我们所在的地球也是如此。即使在太阳系中，地球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星体，而在无穷的宇宙中，它只是一个小点。比起无限的、无声的宇宙，我们所能理解的有限时空实在可怜。如果宇宙真有所谓目的，谁又能说，这个目的就是创造出人类呢？谁又能说亿万个星球之中，没有比我们更加进步，或者至少更加理智、更有意义、更加和平的生命存在呢？

当然，每个人的生活对其本人而言都是重要的。他只拥有、了解这样的生活。但是，在无穷的时空中，它显得无足轻重。帕斯卡问：“在无穷之中，人的位置又在哪里？”微不足道。也许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我所知道的最文明的人，最能领会无穷中我们人类微末的地位。

人类（他这样写道）只是宇宙中的弃婴，被创造他的力量丢弃。没有谁来养育，没有谁来帮助，没有或善或恶的权威指引，他要自己保护自己，凭着有限的智力在冷漠的宇宙中找到出路。

这个世界同时也是野蛮的！我活得越久，就越清楚地看到，对我来说，人类的进步十分缓慢，与其原始状态相去不远。在地球上生活了两千万年的人类，其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是肮脏、残酷、浅薄的”。所谓文明，薄而易碎。它不断被轻易地破坏、粉碎，暴露出人类野蛮的本性。

面对20世纪70年代，所谓三千年文明又有什么用？一切宗教、哲学和教育又有什么用？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人类继续折磨、杀戮、压迫着同类。事实上，这不是倒退又是什么？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人类杀戮和破坏的能力成倍地增长。由于炸弹的改进、导弹的发明，我们不只杀伤士兵，也杀害着远离战线的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我们在美国可以看见，就在60年代和70年代，虔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大支柱阶层，手揽军政大权，安逸而冷酷地坐在华盛顿的空调办公室里，冷血地、毫无不安和道德罪恶感地计划、指挥着对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幼的屠杀，毁灭这些远在亚洲的贫穷农民的房屋、田地、寺院、学校和医院。而那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对我们产生哪怕是丝毫的威胁。与上述种种野蛮程度相当的是，大多数美国人竟然对此欣然接受。直到最后，我们沉睡的——可不可以斗胆这样说——良知，才终于被唤醒。  有时，我觉得，人类的主要成就在于破坏、掠夺、污染和杀戮。首先是对地球，其次是对同类。最近几年，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功研发了核装置和制导导弹。它们如此先进，只有个把天才才能创造出来。它们转眼就能炸飞地球，灭绝所有的生命。如果把这些东西交到那些权重而智寡的统治者手上，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在这样一个世界，生命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吗？我像许多人一样，一生都在探索着生命的意义。我仍然停留在一些问题上：生命是什么？有什么目的？它是怎样开始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死亡就是一切的终止吗？死亡又是什么？它通向永恒？它通向虚无？马尔罗相信，人“在他的提问中才能看清自己”，“深刻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如实地反映出人本身”。1946年在7月炎热的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不久于人世，她对床前守候的人嗫嚅道：“答案是什么？”当发现无人回应时，她又轻声说：“那么问题是什么？”

我自己未能得出太多答案。尽管别人给出了一些，但是都不太满意。阴郁的叔本华发现，生命只是由存在走向虚无的路径。生活在希腊鼎盛时期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一生非常圆满，高寿而终。但是，他的临终总结却令人意外。他说：“还不如从来没有出生过。”索福克勒斯一生享誉无数，赢得过戏剧节大奖，被称为希腊最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他仪表不凡，富甲一方，功成名就，身体健康，90岁时仍然才思敏捷。可是他却写下：

古代的作家说：没有活过最好

从来没有呼吸过

从来没有见过天亮

梭伦同意这个说法，也说：“没有人会快乐，除非人死亡。”

他以为死后才会有幸福吗？这个问题我们都在问。希腊的宗教像其他所有宗教一样，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柏拉图认为天堂，也就是极乐世界，是对人生不公和不幸的补偿。但是，也有人怀疑这一点。伊壁鸠鲁就是一个。他肯定地说：“永生并不存在，因此死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不存在死亡，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消失了。”

我没有苟同他的全部观点，但当我不再相信基督教之后，我仍然喜欢伊壁鸠鲁的如下阐释。

对永生的信念起因于贪婪，有些人没有好好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时间，于是感到不满足。可是聪明的人却认为自己的寿命够长，能享尽一切幸福。当死亡来临时，他就离开宴席，满意而去，给其他客人腾出地方。对聪明的人来说，生命是足够的，而愚蠢的人，即使有了永生，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乔治·艾略特也持同样的怀疑。对她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永生更是不可想象。

受之影响，我的想法也借以形成。无疑，随着世界已经走完重要的20世纪的四分之三，这些思想会潜移默化，影响本书对于生活和时代的叙述。这短暂的四分之三也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我相信，其间的变化多于过去几千年。在骑马的年代出生，又在有生之年看到原子弹的发明，这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机缘和我的职业让我在某些时刻来到某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这个世纪的洪流在奔涌。我因此有机会亲眼看见，亲身经历正在发生的事件，探究事件的起因。“百闻不如一见”也许是老生常谈，但仍不失为至理名言。里尔克认为要做一个诗人，“必先有很多历练”。对所有作家以及希望有丰富人生的人，这个说法都适用。

我喜欢看书。书为你把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把普通的想法和高贵的精神连接起来，把个人的生活与对他人的意义连接起来。书教化、启发、震撼着你，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思考、让你做梦。它们虽然能丰富你的见识，却不能代替经验。

我在芝加哥出生，世纪之初在这里长大，我一直感到，这大大有助于我认识我的国家。这并不是说，别处没有这个地方有趣，比如纽约、剑桥或旧金山，这些地方也许更加文明。我也总是恨不得不住在芝加哥，我年轻时总这么想。可是，我仍然认为，在世纪之初，只有在芝加哥，才能领会美国的现状，看清它的走向。这个新生国家在长大时的喧嚣和吵闹，巨大的建设能力，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动力，丑恶、低劣、贪婪和腐败，这一切都可以在多风的芝加哥见识到。这里的土地和城市也富有诗意。这里有美丽的湖区，湖畔高耸的大楼，有对艺术和学术的追求。这一切你都可以从卡尔·桑德堡《芝加哥诗集》中感受到。我后来又去了爱荷华。我在这些地方长大，中西部就在我的血液里。虽然它并不是最好的居住地，但这个地方给我的，不论好坏，是别的地方不能给予的。它是美国的腹地，供给着整个国家，无尽矿产被开采，生产这个国家大部分商品。我想，比起其他任何地方，它对这个国家和我们拥有的文明有着更多的影响，且不论这种文明的好与坏。我的根就在这里。

我将在书里把它们挖掘出来，但不是全部。那是我力所不及的。我21岁去了外国，在欧洲和亚洲工作。工作让我有幸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在那里发生的大事影响着整个变化中的世界：30年代初，甘地在印度领导着独立运动：二三十年代在巴黎和伦敦，这两个欧洲的主要民主国家日见衰落；在罗马不起眼的墨索里尼经过最初的动荡之后，开始对大众加紧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此刻，梵蒂冈教庭开始改变，教皇开始改变作为罗马“囚犯”的角色以适应20世纪的需要。在柏林，希特勒和野蛮的第三帝国兴衰起伏，最后是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整个世界蒙受灾难。  没有这些直接的、现场的经历，我绝不可能懂得，也极少会感知：在这动荡的年代，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它们发生的原因。这种经历有助于我日后记录下一些历史。

在我成年以后，以及写下这些回忆之时，我常常想起列昂·托洛茨基写过的我们的时代，以及亨利·詹姆士对于美国人的议论。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写道：

“想过平静生活的人在20世纪都未能如愿。”不久之后，他被斯大林派去的刺客砍杀。怪老头詹姆士则说过：“做一个美国人，命运实在复杂。”不论复杂与否，在20世纪做一个美国人，其命运十分有趣。有此一生，我甚感幸运。

一位故事高手……现代史中那些欧洲重量级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眼前，对他们的精准描述，堪比作者对自己的描述。

——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作者

活在历史中的人……非常易读，描写了大量有趣的、戏剧化的故事。

——《纽约时报》书评

非常感人，绝对值得一读……第一部分是对美国的思考，在重述世纪之交的美国中西部生活时有一种酸甜参半的味道……（在第二部分）他带来了对欧洲的新闻体书写。

——《星期六书评》

清醒而活泼、睿智而温暖——所有的元素一应俱全，并且正当其时。

——《纽约客》

诚恳……富于探索精神……作者的一生和历史比翼齐飞，他照亮了后者。

——《洛杉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