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丁玲传》迄今为止最详实、最全面、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瞿秋白预言丁玲：“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毛泽东赞赏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作者权威。李向东、王增如是丁玲研究专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著作。王增如是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亲眼所见、亲身参与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

2、内容详实全面有深度，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作者关于丁玲的最后一部作品。本书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披露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以极为详实的资料。

3、民国文艺女青年热。去年电影《黄金时代》让民国文艺女青年萧红、丁玲等人再度成为文化文艺界的关注点。

由李向东、王增如著的《丁玲传》分10章101节，以详实的资料记述了丁玲从出生到病逝的传奇人生。书中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第一手资料，生动记述了丁玲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追求理想，虽历尽坎坷大起大落，但矢志不移。

本书披露了很多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深入探索了丁玲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是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丁玲的总结性著作，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最新成果。

序 与革命相向而行

一、飞出湖湘

 1. 安福蒋家

 2. 常德余府

 3. 周南女中

 4. 平民女校

 5. 上海大学

 6. 1924年在北京

 7. 梦珂与莎菲

二、上海：文学与革命的起点

 8. 西子湖畔

 9. 从《红与黑》到《红黑》

 10. 也频就义

 11. 主编《北斗》

 12. “我是被恋爱苦着”

三、南京：不堪回首

 13. 被捕

 14. “悲剧中的人物”冯达

 15. 要命的条子

 16. 苜蓿园

 17. 振翅欲飞

四、陕北十年：蜕变

 18. 冯海伯医生的牙科诊所

 19. 在保安

 20. 北上与南下

 21. 进延安

 22. 组建西战团

 23. 在山西

 24. 在西安

 25. 在马列学院读太平书

 26. 与陈明热恋

 27. 边区文协

 28. 文艺月会

 29. 贞贞和陆萍

 30. 《解放日报》

 31. 《“三八节”有感》

 32. 文艺座谈会前后

 33. 最难捱的一年

 34. 新的写作风格

 35. 如何写好工农兵

五、桑干河畔

 36. 在张家口

 37. 雪峰的一封信

 3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39. 周扬讳莫如深

 40. 从西柏坡得到支持

 41. 第一次出国

 42. 在沈阳

六、京城十年：从辉煌到屈辱

 43. 筹备文代会

 44. 《文艺报》

 45. 中央文学研究所

 46. 中宣部文艺处长

 47. 多福巷的欢笑

 48. 意外之喜

 49. 我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

 50. 疗养

 51. 《在严寒的日子里》

 52. 无锡万方楼

 53. 丁玲与胡风

 54. 厄运

 55. 1956：申辩

 56. 《我对周扬同志的意见》

 57. 历史问题结论

 58. 1957之一：春雨润心

 59. 1957之二：狂风折干

 60. 毛泽东这样说到丁玲

七、风雪人间

 61. 茫茫世界何处去？

 62. 去北大荒！

 63. 王震说：你的问题我负责到底！

 64. 周扬说：你们可以回北京

 65. “丁大娘”

 66. “老不死”！

八、太行山下

 67. 嶂头村

 68. 一部“春秋”乐晚年

 69. 新居，新友

 70. 曙光乍现

 71. 一切消息杳然

 72. 决战12月

九、北京，我回来了

 73. 乳腺癌手术推迟一年

 74. 难产的复查结论

 75. 又见周扬

 76. 友人们的问候

 77. 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上亮相

 78. 争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分

 79. 四次文代会

 80. 批《记丁玲》

 81. 庐山疗养

 82. “不合时宜”的文艺观

 83. 鼓浪屿

 84. 重访北大荒

 85. 爱荷华

 86. 《访美散记》

 87. 列席十二大

 88. 探关露

 89. 60年后回故乡

 90. 密特朗总统的客人

十、办《中国》

 91. 两部回忆录

 92. 会会“小海碰子”

 93. 中组部九号文件

 94，“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中了”

 95. 三把火

 96. “民办公助”行不通

 97. 《读“夜读抄”想到的》

 98. 四次作代会

 99. 祸起萧墙

 100. 情系《中国》

 101. 在医院中

主要参考作品

后记

一、飞出湖湘

1. 安福蒋家

1904年10月12日，清朝光绪三十年农历九月初四，丁玲出生于湖南常德，她的外祖父余泽春家里。

丁玲姓蒋，祖籍在常德以北百里之外的安福县黑胡子冲，今属临澧县佘市桥镇高丰村。安福，清朝雍正七年(r729年)建县，因与江西安福县同名，又濒I临澧水，民国三年(1914年)改称临澧。那里是楚文化的重要传承地，现存有宋玉墓、宋玉城等遗迹。

丁玲1982年秋天回到家乡临澧，从县档案馆看到18册《蒋氏宗谱》，上面记载了从周代周公旦的三子伯龄受封于湖广期思，赐姓蒋开始，到1948年宗谱第五次编修本止。丁玲1981年初在厦门鼓浪屿疗养期间，曾经以《遥远的故事》为题写过一点自传，开头就说：“安福县蒋家，是一个有钱的人家，是一个人丁兴旺的人家，在我的爷爷时代，据说那些爷爷们，这房、那房、远房、近房究竟有多少房，多少人，连姓蒋的自己人也分不清楚，外人就更无从知道，只知凡是安福县的大房子，一片一片的，都姓蒋。这些人都是财主，大财主，小财主，家家都做官，这个官，那个官，皇帝封敕的金匾，家家挂，节烈夫人的石牌坊处处有。”

丁玲的祖父蒋定礼，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小时聪敏，12岁考取秀才，16岁选为拔贡，26岁参加乡试，之后在贵州做了九年官，曾任贵州普安厅同知。蒋定礼只活了35岁，生有三子，丁玲的父亲蒋保黔最小，他出生时其父正在贵州任上，故名“黔”。《蒋氏宗谱》记载：保黔，定礼三子，榜名鹏，号毓兰，庠生，留学日本。生光绪二年丙子三月初五日吉时，殁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五月廿二H丑时。

蒋保黔生于1876年，卒于1908年，只活了32岁。他3岁亡父，14岁丧母，15岁兄弟分家，携妹独立门户。他曾去日本学习法政，“那个时候中国留学生学法政的很多。他是少爷，吃不起苦，也没有那个雄心，去了一年就回来了，……他还有个照片，穿着中国留学生的制服。”据《丁母回忆录》，蒋保黔留学日本约在1904年，农历2月与余曼贞之弟结伴同行，至6月归，本欲暑假后返日，但保黔为家族经济所阻，中道废弃。

丁玲的才气更多来自父亲，发奋自立的性格则源自母亲。

根据丁玲的记忆和叙述，他的父亲有三个特点。

第一，“我父亲自幼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孩子，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关于父亲的天分才气，丁玲讲过几个实例，一是“我母亲保存，现在还留在我手里的，他在十几岁时的作文。还有老师的批点，写得很周正”。二是两件“我母亲保存下来的我父亲的遗物”，一件是父亲在两个白瓷茶缸卜刻写的花卉与题词，一件是他送给母亲的一把美丽的椭圆形琥珀镜子，从这两件物品，“足见选取人的趣味和欣赏能力”。第三是过年时，父亲常“花钱把会唱的会拉的会打的请来，把一些小姑娘请来，化上妆，打扮起来，一台一台的戏演上，这个村子那个村子去演，还要做服装。他花了钱就高兴”。所以父亲不仅有点才气，而且“是个很有情趣的人”。

第二，父亲乐善好施，不恋钱财。他从小多病，常翻看医书，不懂之处便与医生探讨。久病成医，慢慢他能给人看病，只要有人来请，半夜三更也坐轿子去。乡下抓药不易，他就买了送去，后来索性开了一个中药铺，熟人还可记账，渐渐买药的越来越少，赊账的越来越多，管药铺的先生知道总有一天要倒闭，于是把存钱和存药席卷一空。父亲不难受也不追查，又同早先一样，在家里多备一点难买的药，以供病人不时之需。他还根据对《本草纲目》的应用写了一本医书，后来被行医的堂侄拿走。

第三，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坐吃山空。丁玲儿时一个清楚的记忆，就是他总躺在床榻上抽鸦片，“常常是我坐在旁边陪他，他讲故事给我听，……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这两个东西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打架”。废除科举制，断了他的仕途，又不会做生意，“只好靠收租过日子。据我母亲说，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在我们家算中下等地主，后来卖来卖去，祖母去世，卖一点。他自己结婚，卖一点，姑姑出嫁，卖一点。当我母亲在他家做媳妇时，她以为还剩四五十石田(因为她不管事)，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我母亲为了替他还账，索性一古脑儿，连地里的青苗都抵出去了。除了为逐年修缮、供奉祖茔之用，留下一石多点田外，都全部卖光”。

母亲对丈夫既失望又怨恨。“我母亲说：他死了好，他要是不死，把家败完了，说不定哪一天卖老婆卖女儿，把我们母女也卖了，我们的命运不堪设想。”

P1-4

与革命相向而行

——《丁玲传》及革命文艺的现代性序论

解志熙

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后，文坛学界仍有不止一人为她的“不简单”或“复杂性”而感叹。即如作家王蒙1997年在一篇专论丁玲复杂性的文章之末就感慨地说：“她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简单。我早已说过写过，在全国掀起张爱玲热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我愿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个后辈作家和曾经是丁玲忠实读者的身份，怀着对天人相隔的一个大作家的难以释然的怀念和敬意，为丁玲长歌当哭。”(《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而在紧接着的1998年，批评家李陀甚至径直以“丁玲不简单”为题作论，历数丁玲大半生不平凡的传奇经历，力求深入地解读革命话语生产中的丁玲其人、其文及其思想的复杂性。(《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王蒙和李陀对丁玲的具体分析及其论断，人们自然可能赞成或不赞成，但他们关注和解读丁玲的复杂性之努力，还是值得后来的研究者注意的。

事实上，这种致力于“不简单”或“复杂性”的解读，在此后的丁玲研究里显然颇有反响。近十五年来丁玲研究的最重要进展，就在于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本来应该渐趋深入复杂实际的研究趋向，其主导性的创新观点却仍然难免于新的简单化——研究者要么满怀同情地把丁玲的遭际描述成一个天才作家不可抗拒地迭遭政治迫害和扭曲的悲剧过程，要么过分深刻地把丁玲二分为文学的丁玲和政治的丁玲的二元对立，等等。而推原这种复杂化研究趋向之所以终归难免新的简单化，很可能导源于研究者的某种学术的和政治的感情意气——在过分意气论事的态度下，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不是被慷慨激昂的学术正确兼政治正确的议论所取代，就是被矛盾冲突大起大落的传奇化叙述所掩盖，仿佛丁玲大半生只是被动的“被政治化”，或者不自觉地纠结于艺术与政治的分裂对立，而无论哪种观点，乍看似乎都不无深刻的洞见，但其实都不免把丁玲及其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

然则，究竟怎样才能深入揭示一个“不简单”的著名作家的复杂性呢？这无疑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未必有什么妙法魔方，窃以为研究者首先需要去除或警惕的，倒是某种情不自禁的感情意气和一味好奇的传奇叙事，而不妨采取张爱玲在其反传奇的《传奇》扉页上的题词——“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之态度，才庶几有望接近那“不简单”的复杂实际。老实说，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曾拜读过不少现代作家的传记，惜乎大多都弥漫着推崇备至的感情、慷慨雄辩的论说和刻意传奇的叙事，反让人难以亲近、甚至不免心生疑议，而真正平实且平情的撰作，乃稀见如凤毛麟角，就我眼目所及，只有吴福辉先生多年前所撰之《沙汀传》，和王增如女士、李向东先生最近所撰之《丁玲传》，可谓近之矣。私意以为，这两部前后相继的传记，不约而同地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从传奇意气的浪漫主义套路推进到实事求是的写实主义路径，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追求是很难得的。

这部《丁玲传》无疑是二位著者多年心力和心血的结晶。事实上，就撰写丁玲传记而言，也没有比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更“得天独厚”而又特别认真用心的人了。他们在丁玲生前就与她有多年的亲密接触，所以拥有一般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切身感受，而在丁玲去世之后，他们又一直参与其著作的编辑出版并努力开展其生平研究，因而拥有充分的文献准备和独到的研究心得。在这部传记之前，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已撰写出版了好几种关于丁玲的研究论著，如《无奈的涅檠——丁玲最后的日子》(王增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丁玲年谱长编》(王增如、李向东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王增如、李向东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丁玲办(中国)》(王增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由此，增如女士和向东先生相当成功地完成自己的身份和态度之转换——从密切接触丁玲的特别亲近者，转变成了认真探索丁玲其人其文的严肃研究者——这个转换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他们的上述著述，尤其是《丁玲年谱长编》，委实是广搜博采、精心编撰，篇幅长达800多页、字数多达60余万，洵属近年出版的现代作家年谱中最出色也最本色者之一。这一切当然为这部丁玲新传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如此，这部新的丁玲传在史料的翔实完备性和事实的准确可靠性上，确然大大超越了既往已有之作，而堪称集其大成并且取精用弘的研究性传记。应该说，此书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任凭读者随便翻开任一小节，都跃然目前、显然可见的，所以也就无须在此例举了。

……

对本书的两位作者王增如女士和李向东先生，我实在是深感抱歉而又心怀感激的。虽然早就购读过他们编撰的《丁玲年谱长编》，但直到前年暑假参加“萧红·丁玲文学之旅”去东北才得以认识，由此得知他们正在写《丁玲传》，我是很期待的，但完全没有想到增如大姐和向东老兄会约我来写序，其实我对丁玲毫无研究，所以坚辞再三，似乎颇让二位失望，这是我深感抱歉的。而辞不获已，只好从命，于是反复拜读本书，委实收获良多，并且二位也极宽容地容我剌剌不休地说了一些很可能不中听也不着调儿的话，这又让我深为惭愧和感激。而我之所以最终同意勉为其难地写这个序，则或许是隐约感到自己与丁玲老人也似有某种缘分吧。记得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做骨质增生切除手术，我在县医院的大病房里与邻床的一位大病友交换小说看，我给他的是《吕梁英雄传》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换给我的则是一本没有封面、也不知作者的书，翻开一看，《梦珂》啊，《莎菲女士的日记》啊，让小小年纪的我完全蒙了，直到上了大学后，才知道那本书就是1951年开明版的《丁玲选集》。后来又进而知道丁玲这个大作家原来和我的家乡还颇有关系，因为我的家乡——陇东的庆阳地区环县，就属于陕甘宁边区。丁玲初到陕北所写文章，比较著名的乃是《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而山城堡就在环县，并且那场战斗就是毛泽东、彭德怀等在我的老家环县洪德乡河连湾村指挥的，那里乃是当时的中共陕甘宁省委所在地：而毛泽东写给丁玲的那首《临江仙》词用电报发出，丁玲就是在庆阳前线收到的，以至陈明与席平的结婚之地，也在庆阳。今年春节前夕我回乡探亲，向晚路过山城堡，高耸的山城堡战斗纪念碑映入眼帘，骤然间想起丁玲的文章，不禁感慨系之而浮想联翩——像丁玲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的娇小姐，竟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而在亲人牺牲、身被羁縻的情况下。日思夜想着脱出牢笼，一旦出逃成功之后，即急不可待地奔向穷乡僻壤的陕北苏区，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而又是什么精神在支持着和激励着她百折不挠地奔向革命呢？她为什么不像自己的老同学施蛰存那样，只因入团被通缉，就幡然顿悟到自己是独子、不能牺牲的，于是告别了革命；也不像乱世才女张爱玲那样，因为洞察到时代在解体，所以一心只寻求个人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呢？这些比较容易的也比较安全的路，她为什么就不走，而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呢？……想起这些。就不能不对丁玲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了。

这本《丁玲传》如实地记述了丁玲的生命历程，也诚实地回答了这些关于丁玲的重要问题，所以我尽管对丁玲所知无多，没有研究，还是勉力写了这些话以为介绍，相信每个读者都会从这本出色的传记里有所获益，得到人生的和文学的启示。

2014年7月18日草成于清华园之聊寄堂

这是我们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我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这里了。

进入本世纪，我们先后编著出版了《无奈的涅檠——丁玲最后的日子》、《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几本书，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这本《丁玲传》。

原以为，有了年谱长编，写传记很容易，材料都是现成的，不过把编年体改为记叙体，把一条一条材料连缀成一个完整故事，换个写法而已。最初的想法是，把手头占有的材料，事无巨细全部写进去，写一部最完整详尽的《丁玲传》。

但很快就发现，“堆材料”的路子行不通。求全，求细，求详，其结果是主次不分，条理不清，一团乱麻，让读者堕入材料的汪洋大海，反而不得要领，不识传主真面目。必须改变路子，对丰富的材料进行分析、剪裁、取舍，梳理出传主的思想和情感脉络、思想和情感发展的历史，让传主眉目清晰。

年谱记录了丁玲的所为所言、一生的详细经历，传记要写出她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从写外表到写内心，从“记录”到“思索”，这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这比“堆材料”困难得多。我们最主要的途径是阅读作品，把《丁玲全集》和搜集到的集外文字读了数遍，一些重要的篇章书信讲话则读了无数遍，反复阅读的结果，是读出了越来越多文本中的“弦外之音”，一些看似平常的话语，其实都埋藏着作者的思想和情感、态度和立场。正是通过读原作，我们由文及人，深入了、贴近了丁玲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

丁玲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中，有三个鲜明特点：孤独，骄傲，反抗。它们源之于她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小小年纪就体尝到世态炎凉的经历；源之于母亲及向警予身上坚强与自立的做人准则；源之于她敏感与聪慧的天生禀赋。孤独，骄傲，反抗，这是“飞蛾扑火”的原动力，也包含着为革命所不容的所谓个人主义内质，它们贯穿丁玲一生，是她大起大落处境遭遇的主观内在原因。

少年求学时期，她从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先是跳槽考人省城名校周南女中，继而转入本来清一色男生的岳云中学，最后不惜放弃再有半年就可拿到手且是考大学必须证明的中学文凭，也要跟随王剑虹去往上海。

王剑虹是丁玲一生最亲密的挚友，因为她同样孤独、骄傲、反抗，而且更甚于丁玲。丁玲的精神气质因了王剑虹而更具发展。她们这里学几天，那里住一阵，寻求理想的环境，稍不如意便迅疾离开转向新的追求，孤傲而任性。等到丁玲发现王剑虹成为了“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甚至不惜离她而去，任性得有点决绝。在这个阶段，丁玲所扑之“火”是个人的出路，是孤身女子的立世之道。

也频遇难，丁玲从创办《北斗》起，扑向了革命之火。孤独的飞蛾因为有了组织而感受到强大的力量。革命的信仰，加上清高孤傲，是她在南京战胜中统特务、在陕北战胜艰难困苦环境的支撑力量。

但是清高孤傲自由散漫的个性，是革命队伍所不容，是实现打败日寇和国民党伟大目标所不容。她在跟随红军北上南下和率领西战团的军旅生活中，曾经顽强地用集体主义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改变着自己，但是一旦回到延安文协的文人圈子里，又故态复萌，而且借了“更寄托了我的感情”，“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的贞贞，把自己内心里的孤独、骄傲、反抗一泄无遗。在以实现全党思想统一为目标的延安整风中，丁玲深切感受到自身个性与革命的矛盾，先是在《风雨中忆萧红》里诉说了不被理解的委屈，这是她最后一次表现清高孤傲的文字，一个月后，她便痛切地检讨自己说：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恬然而悟，憬然而惧，她下决心要彻底改变自己。但是她的清高孤傲绝不仅仅是躯壳，不可能顺水流去，而是血液和骨髓，深植于躯壳之中，在“与革命相向而行”中，还是要时不时地跳出来表现一下。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初她笔下的黑妮，陈明看过后的评语是：“这还是莎菲的化身么！”

丁玲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检讨犯错误的根源时说，“自己最严重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骄傲自满”。自由主义，骄傲自满，这是中国作协党组给丁玲定的罪名，其实也是“清高孤傲”的翻版，是另一种方式的表述，只不过赋予了负面的政治内容，于是就变成当权者整肃异己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如此一来仿佛咎由自取，丁玲骨子里难移的本性倒成为置她于绝境的利器。可是紧接着，在北大荒的冰雪严寒中，在“文化大革命”一天十几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中，在万人唾弃的屈辱处境中，乃至为了证明自身政治清白的坚持不懈努力中，这种本性却又成为她精神的强大支撑力。

丁玲是复杂的，但我们尽量把这本书写得平实，着力把人物、人物关系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解读辨析，对丁玲如此，对丁玲不喜欢的人亦如此，力求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周扬也好，沈从文也好，都曾是丁玲的同志、朋友，都曾有过亲密的交往和友谊，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笔者)，多从个人恩怨角度评述丁玲与他们的纠结，所不同的只是站在哪一边。这一次，我们把诸如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中对沈从文的火气等导致双方“决裂”的重要事件，放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历史背景、特定的人物处境及心态之中，设身处地，探究其思想脉络和行为逻辑，由此寻求较为合理的解释。孙犁先生在《悼康濯》中说：康濯在工作上或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知人论世，论世知人，这也是我们在本书写作中努力学习和遵循的。

感谢解志熙先生为本书作序，他分析了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引申到革命文艺体制的形成及其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作用，这就把对于丁玲的认识和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那里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重要话题。

陈明先生给予我们许多帮助，此外经过多年努力，我们也搜寻到一些新鲜的珍贵资料，这就大大充实了本书的内容与分量，即便比较熟悉丁玲的研究者，也会从阅读本书中获得新鲜感。写作中得到一些老师点拨，如电光石火，让我们柳暗花明，豁然开朗，王中忱先生多年来一以贯之地给予我们支持与指点，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

几年前，因为友人的一本书，我们结识了郭银星女士，她坦诚豪爽的性情和认真敬业的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就想，如果能由她做责编出一本书，当是幸事，如今，这个愿望实现了。

2014年8月8日，暑热中

朱正(出版家、鲁迅研究专家)：这一部《丁玲传》，过人之处首先在于作者与传主在很长时间里近距离的接触，对传主有甚深的了解，在写作之际又查阅了日记和往来信札这些第一手材料，这是一般作者难以得到的条件。作者以求实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才写成了这一部足以信今传后的大著。

唐浩明(湖南省作协主席)：丁玲无疑是当代文坛上一位重量级作家，她的作品曾传诵天下，她的人生经历更富传奇性。两位作者曾与传主近距离接触，又通读作品及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渐走进丁玲的内心世界，我为他们那些朴实、细密、对丁玲充分理解又饱含深情的文字所打动。我乐意向读者推荐这部《丁玲传》。

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客观地记述丁玲的生命历程，努力地探索丁玲复杂的内心世界，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不仅对丁玲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颇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