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庆标编著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共分9章：第一章介绍了当代西方自传理论的相关研究视角，二、三章梳理了中国现代自传的整体发展面貌及研究状况，四、五章考察了《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接受及整体影响，六至九章以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和吴宓的自传为个案，分析了他们对卢梭的认同与接受，以及存在的独特差异。这一关系体现了现代国人完善自我人格的努力，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原罪”与“性善”、“忏悔”与“自省”方面的差别，因此真正现代个体自我的觅求还任重道远。

中国现代自传的发生、发展与卢梭自传《忏悔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庆标编著的《自我的现代觅求--卢梭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1919-1937)》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聚焦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考察《忏悔录》在现代中国(1919—1937)的译介、传播，以及自传者对它的接受，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整体而言这种关系体现在诸多方面，既有积极的接受和认同，又有内在的抗拒和鲜明的批判，体现了他们在人性认知、价值取向、“原罪”与“性善”、“忏悔”与“自省”方面的差异，也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这四位既是独特的个案，又具有鲜明的代表性，本书将专门解析，以微观方式呈现现代国人的“自传式生存”状态。本书对传记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有参考价值。

引言

第一章 自传研究的理论视角

 第一节 自传与自我意识

 第二节 自传与身份认同

 第三节 作为“微观政治”的自传

第二章 中国现代自传发展述要(1919—1937)

 第一节 中国现代自传的背景考察

 第二节 现代自传的风貌

 第三节 现代自传的特质

第三章 研究综述

 第一节 域外视野

 第二节 国内研究

第四章 《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第一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07—1928)

 第二节 《忏悔录》的译介与接受(1928—1937)

第五章 《忏悔录》及其影响下的现代自传

 第一节 《忏悔录》的自传意义

 第二节 《忏悔录》影响概说

第六章 自我剖析与个性张扬：郁达夫自传

 第一节 “中国的卢骚”

 第二节 “零余者”郁达夫

 第三节 “自我／国民”的纠葛

第七章 “真实”与“忏悔”的限度：巴金自传

 第一节 以卢梭为师

 第二节 回到“青年时代”的巴金

 第三节 自我的“埋葬”与“流放”

第八章 变幻中的“球形”人格：郭沫若自传

 第一节 卢梭“万岁”

 第二节 “文学=革命”

 第三节 “忏悔”之路与“球形”蜕变

第九章 “反卢梭”的困境：吴宓自传

 第一节 以卢梭为“标靶”

 第二节 “道德家／浪漫诗人”吴宓

 第三节 “自缚／自搏”的困境

结语

附录 中国现代自传主要书目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2013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刊发了一则“郑重道歉”启事，此事迅速传播，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引发了某些人的效仿①。8月20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陈毅之子)的“公开道歉信”也在网上广为流传。还有人征集了30多人的忏悔文章，正准备出版《我们忏悔》文集，试图推进国人的集体忏悔。这些道歉者、忏悔者都曾是“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对他人造成了伤害，为此心怀愧疚，难以平复，经过长久的天人之战，终于在年老之际表达了公开的“忏悔”。其“忏悔话语”虽然比较简略，但态度诚恳，也确实触及了敏感且普遍的问题，传达了积极的信息，如陈小鲁在信中如此说道：“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可以肯定，在此影响下，此类忏悔还会更多、更深入。客观地说，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忏悔自白并非由于个人私利或外在压力而发，而是源自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且也遇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官方的、亲人的等)的障碍与阻力，如《我们忏悔》的出版就困难重重，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但是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自传史，可以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鲜见，甚至还一度形成风潮，是现代知识分子自传中的流行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红卫兵”的道歉可以看作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忏悔人格”的回响，是一度断裂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复苏的传统的延续，是追求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自我的持续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当代自传书写的特性、价值及不可避免的缺陷，返归现代自传的场域，对其产生背景、影响因素和表现特征进行考察，或许是不无裨益的。

中国自传虽有悠久的传统，但缺乏佳作，发展缓慢，进人20世纪20、30年代，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中国自传才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风貌，进入了自传写作的“黄金时代”和“现代”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可否认，西方自传的传播和影响在其中起了直接和重大的作用，而法国自传家卢梭(Jean-Jacques R0usseau)的《忏悔录》①则被公认为产生了最大影响的经典自传：“卢梭《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影响也最大的西方传记作品，它对中国的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且在20世纪20—40年代和80年代引起了“卢梭热和自传热”②。鉴于这部经典自传与中国现代自传如此密切的关系，本书将聚焦这一现象，试图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考察，分析《忏悔录》在现代中国大陆(1919—1937)③的译介、传播，以及中国现代自传者对它的选择和接受情况，从一个侧面对中国现代自传的进程以及国民心理进行审视，同时也借此窥测这一时期中外文学关系的一般状况。

毋庸置疑，对中国现代自传的发展而言，歌德的《诗与真》、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托尔斯泰的《忏悔录》等自传经典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之所以选择《忏悔录》作为分析的对象，则基于更多具体的因素。首先，《忏悔录》承前启后且独树一帜，是现代自传的滥觞和代表，这一点已为研究者和读者所公认①；其次，它提出并包含了诸多关于自传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人性的基本层面，如真诚、虚假、忏悔、辩解、身份、自我意识等。通过自传中的自我剖析、解释与诉求，卢梭也成为以个性自由、独立为特征的现代自我的典型；再次，如前所述，它一般被认为在中国现代自传者中接受最广、影响最深，且已为学术界普遍承认，因此极具研究价值。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这也是激发本书写作的一个促动因素。虽然已经有部分研究者涉足《忏悔录》与中国现代自传的关系这一论题，试图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不过，切实的、整体性的实证研究依然缺乏，大多研究还是陷于臆测或平行的对照。这必然给人留下一些疑惑：《忏悔录》在现代中国的译介是否丰富，接受者的接受心理或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如何，对它的认同或抗拒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一问题依然值得认真探究。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曾经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有关影响的问题的研究往往是令人失望的”。②不过应该看到，他针对的主要是总体性的、片面性的影响研究，因为每个作家、每个民族的文学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种笼统的分析往往会掩盖许多复杂的事实和真相，将文学关系简单化。因此，对接受者的接受语境、接受方式和心理的具体分析尤为重要。为了尊重事实，实证的方法、对话的态度必不可少，一切假设、怀疑、争辩，都意在抽丝剥茧中接近真相。

P1-3

美国传记理论家坎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在其名著《传记艺术》中说，那些优秀的传记作品能够“从冰冷的故纸堆中引发出温暖和鲜活的生命”。其实，评论家对传记作品，特别是对自传作品的解读和评论，同样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他们剥离表象、深入底蕴的剖析，旁征博引、独具慧眼的解读，同样可以让读者重新感受到已逝生命的“温暖和鲜活”。

读庆标的这部《自我的现代觅求》就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如同在观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20年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幅群体画像，特别是其中的郁达夫、巴金、郭沫若、吴宓，他们的音容笑貌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举手投足有声有色。庆标从中国自传第一个黄金期里出现的近百位作家中选择出这四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都是新旧交替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充满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固有的特点；他们又各具个性，有自己独有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道路。在庆标的笔下，我们看到郁达夫集“零余者”和反抗者于一身，他具有文人传统的家国情怀，也要求西方式的个性解放，但又自卑、困惑、颓丧，始终处于自我分裂的状态；巴金以“讲真话”为旗帜，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对社会和家庭黑暗的揭露体现责任感和启蒙精神，不过他的“讲真话”和“忏悔”又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反映了他的软弱和妥协；郭沫若自传的内容、思想和风格在不断变化，这是由于他身份的变化：从启蒙者成为革命家，再成为政客，其中虽也显示出矛盾和分裂的痛苦，但都被他善变的性格所调和；吴宓本性保守而又具有浪漫气质，他以道德家自命，就不得不压抑强烈的性苦闷，他有知识分子救国济民的人生目标，并且努力维护自己的形象，其实迂腐而脱离实际，不时陷于尴尬和窘境。对这四位传主的分析是本书中最成功、也最有趣的部分，庆标为人沉静多思，对文本的细读常有独到的发现，显示出他的文学悟性。  庆标对理论也有强烈的兴趣，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一批自传研究的论著，他都认真收集和研读，这使他具有开阔的眼界，可以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他选择了一个视角：卢梭的《忏悔录》同1919—1937年中国自传的关系，其中又以同卢梭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位作家为重点，以他们文本中的“身份”为考察的中心。这是一个极佳的切人点，因为卢梭是西方现代自传的奠基者和重要代表，他的《忏悔录》是介绍到中国最早，也是对中国现代自传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庆标发现，这几位作家虽然都熟悉卢梭和他的《忏悔录》并受其影响，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环境和文化传承同卢梭又有重大的差异，他们同卢梭的关系具有复杂性：郁达夫赞颂卢梭但只能片面地效仿；巴金对卢梭怀有终身的崇拜但难以克服其间的差异；郭沫若出于自己身份的变化对卢梭从推崇、模仿到否定；吴宓对卢梭表面道德化的批判而行为、气质又颇有相似。独特的视角和“身份”概念的应用使庆标避免了传记史研究中的俗套，为刚刚兴起的中国比较传记研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例。

庆标从事自传和传记研究迄今已八年，他始终目标如一，专心致志、无所旁骛。这部著作是他辛勤劳作的成果。中国的传记已经进入新的黄金期，传记研究的潮流已经启动，庆标是其中出色的一位，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在此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由200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其实早该出版了，但由于自己的疏懒，毕业后几年都不愿触碰，也很少从中整理文章发表。为了给自己压力，将它压榨出来，当我参与上海交通大学传记中心杨正润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l38)的时候，提出愿将此书作为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得到了项目组的同意。此后断断续续对书稿进行了修改，现在终于告一段落，要出版了。

博士论文后记中原来有这样一段话：“三年前从未想过要作传记研究，而如今我对自己的选择毫不后悔。正是在这一写作过程中，我了解了更真实、更丰富的人性，同时也经历了个人自我认识的考验。感谢先生将我引入这一领域，在论文的选题、撰写以及成稿的过程中，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我原封不动地引用在这里，算是对三年求学生涯的纪念。这是特别令人难忘的三年，我更愿意视之为自己学术生涯的转折。在这之前对学术近乎无知而懵懂，此后，虽然还是一贯的愚鲁难化，但似乎真的感觉登堂人室，进入了另一个天地。

感谢导师杨老师的悉心引导与教诲，他让我懂得了学术的尊严，也逐渐尝到了治学的乐趣。感谢南京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的诸位老师，他们的才学令我钦佩并终身受益。同门师兄妹们在学习和生活等各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另外还有若干新旧好友，一并谢过罢。

我知道，现在也是该对父母表达谢意的时候了，虽然他们一个字也读不懂，书还是最应该献给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些符号、对知识有着最高的崇敬，也因此任劳任怨，坚定地支持我每一次继续读书的决定。我背负着他们的期待，负笈南北十数载，却不能回报万一，思之不禁慨然，真所谓学只为己了。对于妻子就无须再加谢词了。多年来她随我辗转奔波，常常居无定所，还要承担独自抚养孩子、操持家务的重任，而每次听到的，都是她无怨无悔的坚定和对我近乎迷信的支持。我为自己的无能和给她带来的苦恼，只能表示深深的歉意。小儿憨憨是伴随着我的论文一起成长的，他的笑声和涕泪也都融入这本书中了，因此要特别献给他，算是一个父亲给儿子的成长礼物。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博士文库”的出版资助，也得到了文学院和当代形态文艺中心的支持，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