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编著的《再造文明之梦》提示我们的，还有研究的方法问题，即如何从时代解读人物，颇有些知易行难的味道。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研究人物的书，前面一章是时代，然后讨论人物，互不搭界。本书在讨论胡适的时候，自始至终都有时代在，是真正将“文本”放在“语境”中。

这是一部关于胡适研究的代表作，用一篇书评的话说，作者以独到的见识和洞察力，成就了这一经典之作。可以说任何想认识胡适，认识胡适的时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十年断版，第三次修订，这次不仅有罗志田先生为本书新写的序，交待了多年前写作本书时的“幕后”故事，还新添了一章“《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书写胡适在台湾的最后一段时光。

这位二十多岁就暴得大名的人物，从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近几年则褒多于贬。而罗志田编著的《再造文明之梦》要做的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去了解这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一个1891－1929年间的胡适。

新序

第一章 引言：胡适的梦想与尝试

第二章 语境：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一 西潮

 二 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三 西学为用

 四 中学不能为体

第三章 受学：率性与作圣的徘徊

 一 上庄：做人的训练

 二 上海：眼界很小的商埠

 三 成了“新人物”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二 为国人导师之预备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二 世界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关怀

 三 祖国：你如何爱他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二 文学革命的社会诠释

 三 激进中的新文化运动

第七章 讲学：但开风气不为师

 一 初到北大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三 思想与方法

第八章 议政：有计划的政治

 一 并非不得已

 二 问题与主义

 三 国际的中国

 四 好政府主义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一 暴得大名不祥

 二 我称他皇上

 三 礼教与少年心

第十章 转折：新俄与社会主义

 一 从威尔逊到列宁

 二 英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三 社会主义对中国士人的吸引力

 四 体验新俄

 五 苏俄走的是美国路？

 六 社会主义是西洋近代精神文明

第十一章 诤友：走近国民革命

 一 走向政治解决的文艺复兴

 二 主动呼应国民革命

 三 “白色恐怖”的刺激

 四 与“党化教育”的合离

 五 “诤臣”与“诤友”之间

第十二章 余论：《自由中国》与中国自由主义

如果说“国粹学派”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是一种时人对西方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认同，对民国以后的人来说，这样的认同或者已无必要，或者意义已不相同。从广义的权势观看，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人将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作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对于生在鸦片和人力车随处可见的时代而又不是事事都要考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他们所见的“中国”的一部分。吴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强调他是在“继承西洋之道统”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因为彼时两者已经有些难于区别了。对于更晚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由西向知识人所传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学”以及由吴宓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呢。概言之，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

这也说明，我们对西潮冲击中国的研究还远不够深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潮冲击一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近代中国的典范（paradigm）在美国早已被费氏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视为过时。前些年新兴的取向是要“在中国发现历史”，亦即重视中国的内在发展。②这是美国汉学界的一大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的确，像西方、中国、思想这一类词汇的涵盖面实在是太广。即使限定在近代思想史的范围内，近代西方和中国各自都是变化万千，而思想的演变是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西双方之思想亦有其各自发展的内在理路。倘若把视点集中到中国，也应记住冲击中国的西方是个变量；而西潮入侵中国之时，中国本身的传统也在变（当然双方也都有许多——或者是更多——不变的层面）。如果仅注意西潮冲击带来的变化，而忽视不变的一面，或忽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演变的内在理路，必然是片面的。

但是，不可否认，“西潮冲击一中国反应”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大主题。用这一典范去囊括一切固然是不可取的，但因为这一典范被用得太滥就转而以为它已可功成身退，恐怕也未必就恰当。特别是在“西潮”已成“中国”之一部以后，所谓近代中国的内在发展，也就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在。则近代中国士人对许多“中国内在问题”（且不说西潮造成的中国问题）的反应多少也可说是对“西潮冲击”的某种“中国反应”。故费正清的“西潮冲击一中国反应”这一研究典范仍未完成其使命，尚有待深入发展。

当然，强调西潮冲击的影响，并不是说中国本身没有问题。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①到晚清早已是问题重重了。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另外，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已提到中国文化的重心已由京师转移到山林（龚自珍《尊隐篇》）。而文化重心的倾移显然为外来文化的人据正统提供了条件。经学家俞樾是主张以兴教化、劝农桑为中国自强之路的。他以为，照此做上数年，则“官之与民，若父兄子弟然”。即使有外患，也不怕守之不固。但俞氏也指出，当时的现象，恰是“官与民漠不相习”。②这正是清廷的一大难题，而且绝非数年可以解决。除了传统的“上下之隔”，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P22－23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同时代读书人影响最大的有三位，分别是曾国藩（181l一1872）、梁启超（1873一1929）和胡适（1891一1962）。能有幸写其中一人的传记，是非常荣幸的事。而其缘起，却非常偶然。一写作缘起

那是1994年，我回母校四川大学任教不久，在一次向隗瀛涛老师请教时，得知他受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正主编一套“强国之梦”丛书。

出版社方面，是想以这套丛书去争取获奖，希望主编和作者的层次能比别的通俗读物高一些。基于这样的设想，策划者先确定了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作者，然后敦请隗老师担任主编。那时隗老师正主持着一个重点项目的研究，本无余力他顾。但出版社促请甚殷，而隗老师更多出于支持年轻人之意（相当一部分丛书的作者或直接出自隗老师门下，或长期追随请教，有些人或也盼望有书出版可有助于升等），终于同意出山。

据我后来所知，出版社的立意是本着学术为现实服务的精神，想以这套书去争取“五个一工程”奖，故定位为普及性的“通俗读物”。策划者原计划在“强国之梦”之后续出一套“强国之路”丛书，以两套书来共同表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才能强国”这一主题，以弘扬主旋律。据此设想，前一套书的撰写对象即“做梦”者，而后者则为“走路”者（以中共革命家为主）。前者包括一些不那么“先进”的人物，借以凸显后来“走路”者的高明。

这一设想后来证明有些书生气，至少两套书没有一起推出，使策划者的想法未能清晰地表露出来。其后正因丛书包括了像胡适这样不“先进”的人物，而又未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引起一些社科奖评委的强烈反对，直接影响了全套书获任何奖的可能性。对此我个人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胡适其人的“人选”，就是我提议的。

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作者自定。

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能在他们要求的短期内完成）。丛书交稿时，隗老师因其主持的重点项目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实无余力在短期内全部审阅各书，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参与者，且所居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当然也尽量考虑了所谓“可读性”，仍基本是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写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确认了自己所编的就是一套学术著作）。

丛书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书体例不一，遵照隗老师的指示，这套书以单本的形式申请省社科奖。《胡适传》被四川省历史学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候选者上报，但在上一级评审时引起了争议。据说有人提出，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该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结果讨论时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此时隗老师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绝接受。

……

鸣谢

尽管本书尚不成熟，恐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烈五中学）、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

本书是在许多师友的热心鼎助下完成的，从勉励敦促、指点迷津到代为搜求资料，涉及海内外老中青学人甚多，全体列名则名单太长，且其中不乏声名极盛者，若点名似有“借力”之嫌，谨向他们深表感激之意！不过我仍要提到几位先生：素不相识的武汉大学易竹贤教授，当年慨然允借十八巨册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使本书初版得以完成；耿云志先生和周质平先生，这些年来编辑了众多与胡适相关的资料，皆蒙赐赠，大大便利我对胡适的研究；久居美国未曾到过四川的同乡李天一兄，抱负至高，人如其名，本习史学，屈尊以写电脑程式为生，却不忘有故人曾写胡适，在远不遗，不时惠我以相关剪报。皆深感而难忘！

另外，第二版时，蔡军剑先生曾代为将全文细心校阅一过，苏州大学的鲁萍老师曾代为核对全部胡适日记的引文，减少了若干错讹之处，也要在此致谢！仍存的错误，自然由我自己负责。年来身体的调理维护，在成都每依靠老友孙锦泉教授，在京则常亲近胡有衡大夫，故能继续秉笔，精力不衰，是要特别致谢的！

2014年12月16日于旅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