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索莱尔斯,当代法国文坛最活跃、最具影响、最有发展前途的作家之一。作为法国“原样派”的杰出领袖,他为当代西方文学观念和人文思想的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索莱尔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曾直接从传统文学一下子过渡到“反文学”,后来又一下子从“反文学”回归到传统文学,其风格上的“波动”,在法国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是他的回忆录。其家族、成长故事乃至风流轶事确实具有小说元素,他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交往、他在意、美、以色列等地的游历则构成了一部小写的欧洲当代文学艺术史。
法国当代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执意将自己的回忆录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
如果说其家族故事、成长故事甚至是风流轶事确实具有小说元素的话,那么他与法国当代诸多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交往,他在意大利、美国、以色列等地的游历,则构成了一部小写的欧洲当代文学艺术史。
索莱尔斯认为自己一直是以“先锋”的姿态跻身于法国文坛,《一部真正的小说——回忆录》便是这一“先锋”姿态的例证。索莱尔斯将自己的回忆录称为“一部真正的小说”,一方面,作者承认这是他亲自讲述的自己的一生,作者本人一直如电影主角一样置身于每一个场景,会给人一种阅读美国小说一样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虽然回忆录里提及了自己的出生、家庭以及几乎一笔带过的婚姻,但是作者关注更多的,是更深层次的思想历程。可以说这是作者对本人思想经验与文学创作经验的回顾,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这本回忆录而了解到整个法国二十世纪思想与文学的变迁。这一点同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任何变迁之中时刻处于“当下”、与“此刻”密不可分的思想先锋的形象,索莱尔斯认为,虽然自己的作品“可读性”已经增强,但是自己的先锋意识存在于自己的创作内容方面,他从未改变“置身于当下”的写作态度。
神意
由于神意的指引,在《奇异的孤独》出版的时期,出现了一次相遇。
在我的出版商的乡间的家里吃午饭。他想要一个文学奖项,于是他邀请了一位龚古尔奖的评委和一位费米娜奖的评委,并向他们介绍他的年轻作者。对我来说,这一切都令人厌烦。但是费米娜奖的评委令我惊愕不已。她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女士,貌美如花,几乎总是在微笑着。她就是多米尼克·洛兰。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她一次。那是我某天晚上散步的时候,在蒙帕纳斯一家便宜的大众咖啡店“罗杰炸土豆”里瞥见的。第一眼看到的画面是令人难忘的。没有人能够像西班牙女人D.A那样把耳坠戴得那样恰当,无论是比利时人甚至是犹太裔波兰人,或者更简单的,随她是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漂亮女人。
她坐在我左手边。我只关注她。梦一般的身体,绝美的胸部,音乐般的声音,爽朗的笑,幽默感。她看上去比实际年轻十岁(她真的年轻了十岁,她刚刚结束一次痛苦的服丧期,她在她最好的著作之一《床》中描述了有关内容。她是一个忧伤却又快乐的寡妇。我对她一见钟情。对她来说是一次轻微的震动[她差点在楼梯上摔倒了])。我的命运指向那里,不容置疑。这种自信正如七年前我见欧仁妮时一样。欧仁妮在我个人的神学中有个昵称,叫作天使。而多米尼克的昵称,立刻就出现了:女神。一切就绪:内心的光芒、照射的效果、感性、皮肤、珠宝,以及她的美给人的非凡的安慰感与舒适感,她自己却无视这一点(显然,她不觉得自己漂亮)。只差一个魔棒,但是魔棒在那里,只是无法看到,星星也在那里。桌子周围的南瓜,消失在了虚无的话语构成的明胶里。她将笑着坐在南瓜马车里离去,但是我会找到她。
我确实找到了她。应该强调一下:我22岁,她45岁,这是否合理?绝不。但这就是道理本身。在通往仙境的路上偏离了方向。爱情只能是秘密的,这是它的定义。她很赞同。她伪装的优雅表情是为了使干扰者、表白者和冒失者望而却步。在这种表情之下,她是野性却守口如瓶的。所有表白爱情的人都说谎。同意么?当然。
我立刻开车带她去西班牙。我知道要去哪里。巴塞罗那兰布拉大道的东方酒店。巴塞罗那,在当时是一个不眠的城市,或是一个一睡不醒的城市,两者效果是一样的。我们在郊区游泳,去斗牛场看斗牛,其中路易斯一米古尔·多明吉恩的一场,其精湛技艺和壮美程度都令人难以置信(耳朵和尾巴都精彩)。我们在皇家广场的卡拉科勒餐厅吃饭(广场上有棕榈树、拱廊和香烟小贩)。但是请注意: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去蒙特惠奇山,整个巴塞罗那市依山而建。在山上一个露天咖啡馆,几乎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坐在各自的桌旁写作。茂盛的植物,港口的美景,我们在这种单纯的分离中分享着深深的静寂。我们回到酒店,吃新鲜的海鲜,喝桑格利亚酒,做爱,睡去,再做爱,再睡去。
这个女人常使人愕然,并且有趣而果断。兰布拉大道上炎热的夜晚有一种疯狂的快乐,络绎不绝的人潮涌动,直到早上五点钟才渐渐稀少。随处可见的花朵,随处可见的女人花。港口附近的宇宙咖啡里有奇妙的妓女们。多米尼克知道我时常会去那里走动,但是她佯作不知,也不抱怨。这是我们协议的一部分。巴塞罗那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令我加速成长的大学。毕加索在那里讲学。红灯区,很偶然地被称为“Barrio Chino”,中国城。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连续三年,每个夏天。价格适中的高级酒店,白色石灰粉刷的厚厚的墙壁,新鲜的气息,困意,彻夜不眠,似醒而睡,似醒而梦。而后有一天,出门的时候,遇到了爆胎事故。车子坏掉,我们却没有一丝抱怨。我们从敞开的车篷爬出了路边沟,我们拥吻。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还有一家咖啡店。我在那里喝到了有生以来喝过的最美味的白兰地。我们相爱么?我们相爱。
多米尼克那时候住在维利耶一上莫兰的一个带花园的大房子里。我把我的行李带到了那里,并且接受了她的看守犬卡拉梅尔的热烈而令人震惊的致意。这是我们唯一的分歧:她喜欢狗,我不喜欢。房子很大,沉闷而偏远。她把它卖掉,不久后又在巴黎第七区的韦纳伊找到了一间公寓,就在伽利玛出版社旁边(未来的神意)。我们对伽利玛出版社的昵称是“静脉”Veineux。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没有更好过),我们经常听音乐,写作,我们不见任何人。如果说在我动荡的生活中存在这一种协调性,那是因为有多米尼克的存在。
P78-81